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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茂，29岁，江苏扬州人，1999年获得东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2003年-2004年就读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康奈尔大学五年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学习，入学后即通过了博士生资格考试。叶茂在2006年度康奈尔大学校董事会学生席位的选举中获胜，成为美国常春藤8所学校有史以来首位中国大陆校董。

　　海选之路

　　像“超女”一样拉票

　　到宿舍、食堂、自习室，发放竞选纲领，至少要征集到200个签名

　　新京报：你当初是怎么想到参选校董的？

　　叶茂(以下简称“叶”)：康奈尔大学董事会共有两个学生席位，每位任期两年，任期交叠。因此，每年会由全校学生投票选举一名新校董，接替离任的学生校董。我当初主要出于一种参与的意识，或者称之为“管理的欲望”。说来不怕你笑，我竞选校董的由头居然是我“能打嘴仗‘。

　　我最初不知道学生可以竞选校董。一次，我为了母校人民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一些合作项目，和康奈尔大学高层争辩，学校应用经济系系主任建议我竞选校董。他说，既然你能为你原来的母校据理力争，将来也能为康奈尔大学维护利益。在他的提醒鼓励下，我报名参选。

　　新京报：竞选校董都经历了哪些程序？

　　叶：其实整个竞选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微型的美国总统选举，像一场马拉松赛跑。要不停地演讲和辩论，要在报纸上打笔仗、张贴海报、散发传单，而一开始的报名最烦人。

　　按照校方规定，参选者要获得报名资格，需要先征集到足够的签名，至少200个吧。这有点像国内的超级女声，投票率决定一切。

　　新京报：你的200个签名是怎么争取来的？

　　叶：就是一点点去跟人家说，跑到学生宿舍、食堂、餐馆、自习室，发放竞选纲领，一遍遍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能在短时间内征集到那么多签名其实也靠运气。当时，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刘碧伟到康乃尔进行一次演讲，客观上帮了我大忙！因为那天去了很多对中国友好的人，包括大量的美国朋友，我在现场一呼百应，200个签名很快征集到了。

　　2月24日，学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在校方网站上公布我和另外3名学生成为候选人，当时真的没想到自己能名列其中。

　　竞选征程

　　像“长今”一样坚持

　　中国式思维的竞选纲领，提出教学“特区”观，很受学生拥护

　　新京报：你的竞争对手实力怎么样？

　　叶：实力很强！他们3位都是美国人，也都是校内顶尖级的学生领袖。

　　新京报：听说台湾同学在最后阶段帮了你大忙？

　　叶：如果没有得到台湾同学的帮助，这次要想成功就非常困难。

　　事情起源于康奈尔校内鹰派领袖———康奈尔大学共和党主席PaulIbrahim的一篇文章。他反对我的惟一原因就是我来自中国。他在报纸上撰文说：“我们不需要一个将中国放在所有议事日程之首的候选人。”

　　对这一事件反应最快的就是一位台湾同胞———金融教授AlbertWang，他立刻撰文反驳PaulIbrahim，而台湾学生会主席朱毅德给所有同学发了电子邮件，公开支持我。

　　紧接着中国学生程乐在《康奈尔太阳报》上撰文反驳，指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

　　新京报：那结果呢？

　　叶：PaulIbrahim在强大的攻势下顿时失语，在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他发电子信息给我，要求我成为他的朋友！并且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再也不提此事了。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获胜的原因是什么？

　　叶：要坚守自己的理念。

　　我在竞选期间被妻子拉着看韩剧《大长今》，我就觉得自己就要像大长今一样，在提供最好的饮食的信念支撑下，历经曲折最终会获得成功。

　　我的竞选纲领是“better teaching，betterliving，better ranking”，就是说，为康奈尔带来更好的教学、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排名。

　　我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学生公开对教师的评估结果，以促进教师认真教学。其中的“特区”观很受学生拥护，就是先在部分院系试行，如果成功则推广。这不就是中国式思维嘛。

　　初尝“从政”

　　先“摸着石头过河”

　　我对学校的很多提案和我在中国形成的思想有关，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路

　　新京报：担任校董后你都做了哪些事情？

　　叶：我在6月赴纽约参加董事培训，7月1日已经正式上任。其实，5、6月时，我已经以校董身份参加了学校校董会，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上任，所以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

　　作为校董的重要职责是审议学校的财务报表，我的专业经济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董事会的短暂接触中，我感到视野大大拓宽了。

　　与我同时当选的新董事还有5位，他们有身价150亿美元的印度家族企业塔塔集团的掌门人拉坦·塔塔，康奈尔大学前副校长罗纳德·埃登伯格，美国宝洁公司品牌部经理凯丽·布朗等。这些人地位显赫，但对待我都非常谦虚和蔼。

　　新京报：作为华人留学生，你在处理事务时，会相对关照中国留学生群体吗？

　　叶：我认为应该把所有人当成平等的群体，接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康奈尔大学一直以多元文化著称，虽然中国学生只占康奈尔学生总数的2%.但中华文化也是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平等对待每个群体的最好方式就是不给他特殊待遇。

　　新京报：那么作为一名留学生校董，你认为你对康奈尔大学会有哪些独特贡献呢？

　　叶：我对学校的很多提案和我在中国形成的思想有关，很多人都说我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路。例如，康奈尔大学学生都会给老师评估，结果将会提供该管理者决策使用。但是，这个结果是否要所有学生知道？对此有很多争论。

　　我的看法就是“不争论”，先在某个系和学院搞“特区”，来让我们看一看究竟效果如何。我个人认为，即使最后效果不是很理想，由于只是在“特区”进行，副作用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而如果长时间只是停留在讨论阶段，则错失发展的机遇。

　　新京报：担任校董是否意味着可以入股分红，收入高吗？

　　叶：首先，董事会拥有学校的最高权力，董事会也是学校几十亿美元校产的拥有者。

　　但是作为教育机构的董事会，学校的董事会又与大公司的董事会有本质的区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司的董事往往会参与企业的分红，这一点在学校的董事会是极其罕见的。在6月的董事会上，我曾问过康奈尔大学主管副校长安妮烈，她明确告诉我，就她所了解的情况，美国没有一所一流大学发行股票，大多数校董不仅没有从学校获取利益，反倒对学校有巨额捐赠。

　　背后故事

　　打破“玻璃天花板”

　　华人试图进入主流社会的尝试，其实早已经开始

　　新京报：过去在移民中间，常常会听到有关“玻璃天花板”

　　的抱怨，外来移民不管多么出色，难以“打入”“主流社会”。你认为这次当选，是否具有华人进入主流社会的标志性意义？

　　叶：华人试图进入主流社会的尝试，其实早已经开始了，我的当选只是个必然中的偶然，就算是先打破“玻璃天花板”的那个人吧！

　　拿我这次当选来说，很多都出于幸运。比如很多人留学后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而我则是较快地度过了适应期，而且在无意中很快摸到这个门。

　　我希望大家看到，很多人虽然没有取得校董这个名分，但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很大贡献，华人进入主流社会的过程，是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建议很多学生出国以后，可以先研究一下这个学校有哪些资源，有些资源是你想不到的。比如这个学校有如此多的人支持中国人，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新京报：听说你到康奈尔之前，曾四次被美国大使馆拒签？

　　叶：是的。我2002年从人大毕业，正好赶上9·11事件，很多人都被拒签，包括我。然后这一年我在北京没干过正式工作，零零碎碎的工作干过不少。

　　4次被拒签后，第5次签证官已经问这样的问题了，你已经被拒签了4次还来干什么？

　　我说，因为我特别想成为一个教育家，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想帮助我的祖国创建世界的一流大学，而这就需要我亲身到世界一流大学去学习工作一段时期。我一直反对盲目出国，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切要放在职业规划的框架内。

　　新京报：你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归功于什么呢？

　　叶：从我个人成长经历而言，我在几个最关键的节点上，都遇到了适当的人给予引导。而这点我希望国内的高校能做得更好。

　　特别要对大一大二的孩子加强引导，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在学习知识之外，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究竟适合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选杀手锏

　　●“中国特色”思维：“特区”试点，摸着石头过河

　　●战例：

　　康奈尔大学学生都会给老师评估，但是，这个结果是否要所有学生知道？对此有很多争论。

　　叶茂的看法就是“不争论”，先在某个系和学院搞“特区”，看一看究竟效果如何。先“摸着石头过河”，如果长时间只是停留在讨论阶段，则错失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