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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学苏联前后
我1955年毕业于齐齐哈尔铁路中学高三二班,那年学校选拔5名留苏预备生,其中有我.我们要参加统一高考,而且每科成绩都应在75分以上。我们有4人考上了，当年秋季开学进入了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在那学习一年俄语和政治，且经过一年的考核后，只有我们3人被批准，于1956年秋去苏联学习。
五六十年代，为振兴中华，肩负祖国人民的嘱托。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中华莘萃学子，远读于苏联各高等学校。1961年我毕业于苏联基辅工学院(现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 电机系自动学与远动学专业，被授予电气工程师职称。那时学制为5年，5年内各科学习成绩5分(苏联学校实行5分制，即满分为5分) 占75%以上的毕业生，发给带有“优秀”标记的红皮毕业证书(一般的发给蓝皮的) ，我得到了红皮毕业证书。在度过了艰苦劳动，认识职业和社会文化价值、个人生活方位选择和定向的年代——充满青春与幻想，人生最美好的大学时代之后，带着强烈报效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到了祖国。由于我的政治条件好，即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好，本人是中共党员(我于1956年出国前被接纳为预备党员，1957年在苏联转正。说来，我在那时能入党感到很幸运。事情是这样的：为出国学习做准备，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只有1年时间。对申请入党的学生需要进行考查，到考查合格批准时，差不多1年快过去了，所以只能经过1年后在国外转为正式党员。而在国外，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调查还需与国内联系，很不方便。因此，过去在留苏预备部不发展党员，在国外学习时就更不能发展了。因此，要求入党学生的政治生命就要耽误6年时间，要求入党的学生很有意见。所以从1955年开始，党中央同意在留苏预备部的学生中发展党员，叫我赶上了。) 我被分配到保密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设计院(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第二研究设计院) ，当然也有其他留苏毕业生被分配到该院。据讲，1961年毕业的留苏学生多半被分配在国防和教育部门工作。
二、艰苦跋涉的历程
我们带着责任感、光荣感、神秘感开始和老同事一起工作——莘莘学子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各个部门，在秘密的历程中艰苦跋涉，默默无闻地工作，殚精竭虑，不道索取，只有奉献，耿耿报国。为了保密的需要，当我到三线去后就与我中小学时期的最好朋友终止了通信，失去了联系，直到10年后我调出，在一次展览会上幸运地碰到他，才恢复联系，使珍贵的友谊保持到现在。特别使我感到内疚的是在毕业回国与苏联同学告别时，他们千言万语嘱咐一定要给他们写信，但由于我们工作性质的决定，我们必须违背当时答应一定写信的诺言……
1.常往戈壁滩
我们的工作就是设计核工程图纸，在工程施工时经常出差，驻在‘春风不度’
的野茫茫戈壁滩的施工现场，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荒凉无烟的戈壁滩上经常狂风呼啸，飞砂走石，飞起的小砂粒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的痛，环境条件非常恶劣。有一天夜里，我睡得很热身上有汗，只披了一件羊皮大衣去厕所。通过走廊时，寒风从玻璃破碎的窗户孔吹到我身上，因受风寒得了关节炎。组织决定叫我及时回北京，到昌平小汤山疗养院泡温泉水治疗。经过3亇月疗程的治疗，我的关节炎就彻底地消除了，完全康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该疗养院有专门供二机部职工疗养治疗的一栋房子，可见国家非常关心为营造祖国国防工程而默默奉献的人们。
2.暂驻青海高原
1964年初，为完成“为了‘548’ 急需‘402’ 口号” 提出的任务，我们设计院派了一个设计小组（我是其中的一员）到青海高原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现场（1964年与1967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此研制成功。）进行设计。（现今，该基地旧址叫“原子城”，地处海晏县西海镇，距青海湖很近。原子城封闭了30多年后，于1995年全面退役。现原子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和海晏金银滩草原已成为青藏铁路沿线的旅游景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个位于海拔3000多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季漫天飞雪十分寒冷。气压低（此地区大气压己下降1/3），水不到100℃就沸腾了（此地区水的沸点降至90℃）， 蒸出的馒头吃时粘牙。在平地上走路就像上楼梯后一样地喘气，生活很艰苦。但是，在那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其中有我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曾在原苏联莫斯科原子能联合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的王淦昌院士(后来的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 等，隐姓埋名，抱着“以身许国” ，不怕寒冷和酷暑，默默无闻地工作。这些年长的科学家也和我们这些普通科技工作人员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吃粘牙的馒头。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为我国的‘蘑菇云’早日的升起。
3.常驻四川山沟
1965年初，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们的设计院分为两个。我被分配到分出来的第五设计院。据说分到该院的人员是经过又一次全面审查确定的。因为，这个设计院的同志要开赴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那里的秘级最高，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更严格了。我们这个设计院先是来到青海高原，过半年后转到四川山沟。设计院院部驻扎在一个小县城的、过去是地主的一个大院里。设计人员分成几个小分队，分赴彼此相距很远的工程现场进行设计。为了保密，院部和各个工程现场所在地都用编号代替地名，院部为1号，工程现场分别为2号、3号……工作中如要到院部或其他工程所在地联系工作，开始我们都是乘带篷的大卡车，在悬崖峭壁的山路上，初期还未修筑时，十分艰险难走，时有事故发生，坐在里边真有些心神不安。经过长时间的颠簸和尘土飞扬，脸上满是尘土，疲惫不堪。有时到另一个工程现场由于启程较晚些，当天到不了，中间还得住旅店。碰到别人问：‘你到哪儿去？’回答是‘我到×号去’。‘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们是保密单位，承担着重要国防建设任务，不参与县城地方活动。地方的‘造反派’扬言：“这是什么单位？怎么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应当冲进去！” 因为怕失密，院领导向中央做了汇报，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要武装保卫，谁往里冲就向谁开枪” 。警卫部队在院部周围划了警戒线，越过第一条时呜枪警告，过第二条时就开枪，结果他们没敢冲，使机密资料得以安全保存。
我们小分队开赴的第一个工程现场是2号，在深山沟里，是过去关押劳改犯的地方。我们进驻前已将犯人转移，周围山上的零星居民也被迁走。我们进入时，先是经过平原，然后进入群山峰峦叠嶂，满目翠绿，山清水秀的山沟，沟谷深邃而又幽静。进入山区后已无公路，因而必须沿着蜿蜒的小河边，山脚下的崎岖小路行进。由于汽车无路可走，床和画图板等物品都得我们自己手抬肩扛。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十分闷热，汗流浃背，有时是在蒙蒙细雨中行走。由于酷热和劳累难耐，后来我们不得不雇请老百姓帮助抬床和画图板等物品。刚进驻时工地现场只有破房框子，我们就暂住其中或住在帐篷里，到小河沟去刷牙、洗脸。以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最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一年四季经常阴雨连绵。冬季由于湿度大，特别感到寒冷。我小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那里冬季白天都达到零下20～30℃，我都不怕如此严寒，可是在四川山沟耳朵却生了冻疮。当睡觉往被窝里钻时，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冰冷。我们就是在这种充满神秘和浪漫的传奇色彩中，在云遮雾罩的山沟里画设计图纸。有了图纸后，施工队伍进驻并施工，我们则在施工现场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设备安装并调试完成后，交给研究和生产单位，我们设计人员就转移到另一个现场去做设计……
我们那时能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支撑我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铸造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我那时和其他同志一样忘我地工作，在那工作时夫妻多年分居两地。我爱人曾经做过切除一个肾的大手术，几乎死在手术台上，那次和她两次生小孩，我都因工作忙，脱离不开，未能回到她的身边。正如后来她对我说的那样：“哪有像你这样的，真不是一个‘好丈夫’” 。对此我感到内疚，并向她表示歉意。但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能够用青春和热血去营造祖国的和平，为大漠戈壁上空升起了怒放的中华民族精神花朵——“蘑菇云”，宣告中国任人欺凌时代的结束，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与期望，同时也得到了爱人的理解，感到欣慰。
三、在民用单位工作的岁月
核国防工程不会像民用工程那样不断地搞下去。因此，我们设计院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解决夫妻多年两地分居的问题，即可以调出一些人，我就从三线调回北京(我爱人在北京工作，我们到三线去时没有条件带家属) 。先是调到北京远郊区(因为当时户口不能进入市区) 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曙光化工厂，从事化工过程自动控制和仪表的技术工作和设备管理工作(任厂设备动力科科长)，后来才调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从事计量仪器的研制和小批量生产工作多年。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被调到国家计量局计量情报研究所、国家技术监督局技术监督报社，参加了创办《中国技术监督报》(现为中国质量报)工作、中国计量出版社。就这样，在到退休年龄的前5年，我干起了编辑工作，这真是我未曾想到的。后来我的几个工作岗位，在别人看来好像都没有搞技术工作。但实际上，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工作的实践经验都是用得上的。比如：中国计量出版社主要是出版计量和质量管理方面的图书，从计量工作中被测量的范围看有：几何量、光学量、电磁量、力学量、声学量、热学量、无线电及时间频率、化学量等等，即几乎涉及所有的专业领域。出版社需要我，就是因为我曾在设计、研究和工厂等部门工作过，接触专业面广，有技术工作的实践经验。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出书选题和终审书稿(作者的书稿先由责任编辑审查和编辑加工后，再由编辑室主任复审，我最后终审) 。我从发现的问题深深体会到，作为编辑必须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发现的问题有些是严重的，例如：电器的绝缘电阻本应是MΩ(兆欧) 级的，可是有人不注意或不懂计量单位的写法，将大写M，写成小写m，即写成mΩ(毫欧) ，如果绝缘电阻这么小，当电器漏电时电流会很大，人触摸电器就会被电死 。因此，可以看出编辑工作也非常重要，编辑要能发现和纠正书稿中的错误问题，而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给别人做嫁衣”，编辑也应该是专家 。总之，每种职业都是社会需要的，为了工作的需要，我都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能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与期望。
四、发挥余热
戈壁滩、青海高原、四川山沟的艰苦环境，磨练了我的意志，它是我迎接新世纪挑战的精神支柱。新中国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其中包括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的毕业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研制成功“两弹一星” ，创造了“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今天，党和政府号召要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知难而进。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埋头苦干，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发挥余热。 李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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