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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友谊--贺2009中国俄罗斯年 1楼
1953年,我18岁出国去前苏联学习。
我比较喜欢化工,从上海市立格致中学毕业后考入的浙江大学化工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学了一年后,组织上要派我赴苏联学习,可是留苏去哪个学校?学习什么专业?当时都由领导安排。我明确树立“服从组织需要”,“党要我学什么,我就钻研什么”的思想。就这样,到苏联后我被分配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现: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工学院学习硅酸盐专业,又经过该校的考试,顺利地插班上了二年级。
我出国时体质不好,特别是出国后仅一个月就得了小孩病猩红热。当时听说年龄愈大,得此病愈危险,心里不免有点紧张。我们是乌拉尔工学院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校领导对我们非常友好和关怀,急忙把我送到该市的儿童医院。这所医院从来没有接待过成年人,更没有接待过像我这样的“外宾”。第一天去时,医院来不及准备大床,就将大夫值班的床让给了我。不知是大夫怕我一个人无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的病房里还有一个不到4岁的男孩。小孩不知道我是谁,却叫我“Kitai”(中国),我感到奇怪。他有点怕生,护士小姐给他送来麦米糊,他拿了就哭,生怕我吃他的美食,我真觉得他可爱!好在我还是会哄小孩的,加上大夫送给我的食物,我总是挑好的先给他吃,我们很快就熟悉并建立了感情。
出国前,虽然我们在俄专学习过俄语,但还很难用俄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我想:这孩子虽然很小,但我可以在简单的交谈中,向他学习发音和词汇。我首先指着天花板问他:“这是什么?”,他很快回答:“这是天花板。”我就按他的发音查阅俄汉字典,果然找到了这个单词,我很高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单词是从一个苏联很小的孩子那里学来的。
我一人在异国他乡生病,心情很着急。记得有一次刚走出病房几步,就晕倒在走廊里。医院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过了不久,院长把自己有套间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我个人病房,并给予特殊护理,又由平时的一日三餐改为一日四餐。当他们知道了我是中国的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厨师就特意为我做米饭,我真的成了医院的贵宾。虽然他们做中国式的米饭没有经验,经常做得不太好吃,但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我是难以忘却的!
说来也巧,时隔不久,这所儿童医院里又来了一位青年病号。她是该市师范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名叫加丽雅,性格开朗,眼睛熠熠有神,她对我很热情、很关心。她每天教我俄语,我若听不懂,就主动帮我翻字典,真是一位难得的专职老师。她是一位苏联高级军官的独生女,她的母亲每隔一天就乘上自家的小轿车,带上各种吃的来看望她。每次她母亲带来的吃食,她总是分给我一半,甚至更多。她说:“小伙子应该比姑娘吃得更多才好!“
我在医院各方面的精心照顾下,身体逐步康复了。我在医院住了令人难忘的一个半月,功课虽然拉下了不少,但却得到了许多人间友情和国际友谊的实际感受;此外,我的俄语水平也有较大进步。正是由于苏联老师的认真指导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以及许多苏联人民的关心,才使我能很快渡过了出国中最大的困难时期,克服了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障碍,经过四年努力,最后以“优等生”的成绩于1957年7月毕业归国。
现已时过五十余载,但一切仍清晰在目,真情永远挥之不去!
                           宋慎泰       2009-11-9

关键词:俄罗斯  俄罗斯 难忘 友谊 中国 


10-2-23 21:15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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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历程中的艰苦跋涉—记难忘的峥嵘岁月 2楼
一、留学苏联前后
    我1955年毕业于齐齐哈尔铁路中学高三二班,那年学校选拔5名留苏预备生,其中有我.我们要参加统一高考,而且每科成绩都应在75分以上。我们有4人考上了,当年秋季开学进入了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在那学习一年俄语和政治,且经过一年的考核后,只有我们3人被批准,于1956年秋去苏联学习。
    五六十年代,为振兴中华,肩负祖国人民的嘱托。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中华莘萃学子,远读于苏联各高等学校。1961年我毕业于苏联基辅工学院(现乌克兰国立技术大学) 电机系自动学与远动学专业,被授予电气工程师职称。那时学制为5年,5年内各科学习成绩5分(苏联学校实行5分制,即满分为5分) 占75%以上的毕业生,发给带有“优秀”标记的红皮毕业证书(一般的发给蓝皮的) ,我得到了红皮毕业证书。在度过了艰苦劳动,认识职业和社会文化价值、个人生活方位选择和定向的年代——充满青春与幻想,人生最美好的大学时代之后,带着强烈报效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到了祖国。由于我的政治条件好,即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好,本人是中共党员(我于1956年出国前被接纳为预备党员,1957年在苏联转正。说来,我在那时能入党感到很幸运。事情是这样的:为出国学习做准备,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只有1年时间。对申请入党的学生需要进行考查,到考查合格批准时,差不多1年快过去了,所以只能经过1年后在国外转为正式党员。而在国外,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调查还需与国内联系,很不方便。因此,过去在留苏预备部不发展党员,在国外学习时就更不能发展了。因此,要求入党学生的政治生命就要耽误6年时间,要求入党的学生很有意见。所以从1955年开始,党中央同意在留苏预备部的学生中发展党员,叫我赶上了。) 我被分配到保密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设计院(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第二研究设计院) ,当然也有其他留苏毕业生被分配到该院。据讲,1961年毕业的留苏学生多半被分配在国防和教育部门工作。
二、艰苦跋涉的历程
    我们带着责任感、光荣感、神秘感开始和老同事一起工作——莘莘学子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各个部门,在秘密的历程中艰苦跋涉,默默无闻地工作,殚精竭虑,不道索取,只有奉献,耿耿报国。为了保密的需要,当我到三线去后就与我中小学时期的最好朋友终止了通信,失去了联系,直到10年后我调出,在一次展览会上幸运地碰到他,才恢复联系,使珍贵的友谊保持到现在。特别使我感到内疚的是在毕业回国与苏联同学告别时,他们千言万语嘱咐一定要给他们写信,但由于我们工作性质的决定,我们必须违背当时答应一定写信的诺言……
    1.常往戈壁滩
    我们的工作就是设计核工程图纸,在工程施工时经常出差,驻在‘春风不度’
的野茫茫戈壁滩的施工现场,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荒凉无烟的戈壁滩上经常狂风呼啸,飞砂走石,飞起的小砂粒打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的痛,环境条件非常恶劣。有一天夜里,我睡得很热身上有汗,只披了一件羊皮大衣去厕所。通过走廊时,寒风从玻璃破碎的窗户孔吹到我身上,因受风寒得了关节炎。组织决定叫我及时回北京,到昌平小汤山疗养院泡温泉水治疗。经过3亇月疗程的治疗,我的关节炎就彻底地消除了,完全康复,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该疗养院有专门供二机部职工疗养治疗的一栋房子,可见国家非常关心为营造祖国国防工程而默默奉献的人们。                                    
    2.暂驻青海高原
    1964年初,为完成“为了‘548’ 急需‘402’ 口号” 提出的任务,我们设计院派了一个设计小组(我是其中的一员)到青海高原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现场(1964年与1967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此研制成功。)进行设计。(现今,该基地旧址叫“原子城”,地处海晏县西海镇,距青海湖很近。原子城封闭了30多年后,于1995年全面退役。现原子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和海晏金银滩草原已成为青藏铁路沿线的旅游景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个位于海拔3000多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季漫天飞雪十分寒冷。气压低(此地区大气压己下降1/3),水不到100℃就沸腾了(此地区水的沸点降至90℃), 蒸出的馒头吃时粘牙。在平地上走路就像上楼梯后一样地喘气,生活很艰苦。但是,在那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其中有我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曾在原苏联莫斯科原子能联合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的王淦昌院士(后来的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 等,隐姓埋名,抱着“以身许国” ,不怕寒冷和酷暑,默默无闻地工作。这些年长的科学家也和我们这些普通科技工作人员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吃粘牙的馒头。我们的共同心愿就是为我国的‘蘑菇云’早日的升起。
    3.常驻四川山沟
    1965年初,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们的设计院分为两个。我被分配到分出来的第五设计院。据说分到该院的人员是经过又一次全面审查确定的。因为,这个设计院的同志要开赴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那里的秘级最高,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更严格了。我们这个设计院先是来到青海高原,过半年后转到四川山沟。设计院院部驻扎在一个小县城的、过去是地主的一个大院里。设计人员分成几个小分队,分赴彼此相距很远的工程现场进行设计。为了保密,院部和各个工程现场所在地都用编号代替地名,院部为1号,工程现场分别为2号、3号……工作中如要到院部或其他工程所在地联系工作,开始我们都是乘带篷的大卡车,在悬崖峭壁的山路上,初期还未修筑时,十分艰险难走,时有事故发生,坐在里边真有些心神不安。经过长时间的颠簸和尘土飞扬,脸上满是尘土,疲惫不堪。有时到另一个工程现场由于启程较晚些,当天到不了,中间还得住旅店。碰到别人问:‘你到哪儿去?’回答是‘我到×号去’。‘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我们是保密单位,承担着重要国防建设任务,不参与县城地方活动。地方的‘造反派’扬言:“这是什么单位?怎么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应当冲进去!” 因为怕失密,院领导向中央做了汇报,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要武装保卫,谁往里冲就向谁开枪” 。警卫部队在院部周围划了警戒线,越过第一条时呜枪警告,过第二条时就开枪,结果他们没敢冲,使机密资料得以安全保存。
    我们小分队开赴的第一个工程现场是2号,在深山沟里,是过去关押劳改犯的地方。我们进驻前已将犯人转移,周围山上的零星居民也被迁走。我们进入时,先是经过平原,然后进入群山峰峦叠嶂,满目翠绿,山清水秀的山沟,沟谷深邃而又幽静。进入山区后已无公路,因而必须沿着蜿蜒的小河边,山脚下的崎岖小路行进。由于汽车无路可走,床和画图板等物品都得我们自己手抬肩扛。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十分闷热,汗流浃背,有时是在蒙蒙细雨中行走。由于酷热和劳累难耐,后来我们不得不雇请老百姓帮助抬床和画图板等物品。刚进驻时工地现场只有破房框子,我们就暂住其中或住在帐篷里,到小河沟去刷牙、洗脸。以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最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一年四季经常阴雨连绵。冬季由于湿度大,特别感到寒冷。我小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那里冬季白天都达到零下20~30℃,我都不怕如此严寒,可是在四川山沟耳朵却生了冻疮。当睡觉往被窝里钻时,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冰冷。我们就是在这种充满神秘和浪漫的传奇色彩中,在云遮雾罩的山沟里画设计图纸。有了图纸后,施工队伍进驻并施工,我们则在施工现场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设备安装并调试完成后,交给研究和生产单位,我们设计人员就转移到另一个现场去做设计……
    我们那时能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工作,支撑我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铸造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我那时和其他同志一样忘我地工作,在那工作时夫妻多年分居两地。我爱人曾经做过切除一个肾的大手术,几乎死在手术台上,那次和她两次生小孩,我都因工作忙,脱离不开,未能回到她的身边。正如后来她对我说的那样:“哪有像你这样的,真不是一个‘好丈夫’” 。对此我感到内疚,并向她表示歉意。但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能够用青春和热血去营造祖国的和平,为大漠戈壁上空升起了怒放的中华民族精神花朵——“蘑菇云”,宣告中国任人欺凌时代的结束,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与期望,同时也得到了爱人的理解,感到欣慰。  
    三、在民用单位工作的岁月                              
    核国防工程不会像民用工程那样不断地搞下去。因此,我们设计院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解决夫妻多年两地分居的问题,即可以调出一些人,我就从三线调回北京(我爱人在北京工作,我们到三线去时没有条件带家属) 。先是调到北京远郊区(因为当时户口不能进入市区) 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曙光化工厂,从事化工过程自动控制和仪表的技术工作和设备管理工作(任厂设备动力科科长),后来才调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从事计量仪器的研制和小批量生产工作多年。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被调到国家计量局计量情报研究所、国家技术监督局技术监督报社,参加了创办《中国技术监督报》(现为中国质量报)工作、中国计量出版社。就这样,在到退休年龄的前5年,我干起了编辑工作,这真是我未曾想到的。后来我的几个工作岗位,在别人看来好像都没有搞技术工作。但实际上,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工作的实践经验都是用得上的。比如:中国计量出版社主要是出版计量和质量管理方面的图书,从计量工作中被测量的范围看有:几何量、光学量、电磁量、力学量、声学量、热学量、无线电及时间频率、化学量等等,即几乎涉及所有的专业领域。出版社需要我,就是因为我曾在设计、研究和工厂等部门工作过,接触专业面广,有技术工作的实践经验。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出书选题和终审书稿(作者的书稿先由责任编辑审查和编辑加工后,再由编辑室主任复审,我最后终审) 。我从发现的问题深深体会到,作为编辑必须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发现的问题有些是严重的,例如:电器的绝缘电阻本应是MΩ(兆欧) 级的,可是有人不注意或不懂计量单位的写法,将大写M,写成小写m,即写成mΩ(毫欧) ,如果绝缘电阻这么小,当电器漏电时电流会很大,人触摸电器就会被电死 。因此,可以看出编辑工作也非常重要,编辑要能发现和纠正书稿中的错误问题,而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给别人做嫁衣”,编辑也应该是专家 。总之,每种职业都是社会需要的,为了工作的需要,我都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能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与期望。
    四、发挥余热
    戈壁滩、青海高原、四川山沟的艰苦环境,磨练了我的意志,它是我迎接新世纪挑战的精神支柱。新中国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其中包括五六十年代留学苏联的毕业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研制成功“两弹一星” ,创造了“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今天,党和政府号召要加强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必须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知难而进。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埋头苦干,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发挥余热。                        李绍贵



10-2-28 10:49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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