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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天漫长的的火车行进，到了莫斯科直接住进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宿舍，过了几天，学院负责教学的副院长就接见新到的中国研究生，那一天，我们四个新来的中国研究生到教学楼二层副院长办公室拜会这位知名的电信界专家，这位长者身材高大，他的一双防雨套鞋简直像两条船，原来苏联人是把套鞋穿在皮鞋外的，他的皮鞋原本就很长大，要套下它自然就得特别大了。当他和我们握手时，他那巨大的手掌握着我们的手，就像一般成年人握着婴儿的手似的，哎呀！简直令我吃惊。我看了看办公室中在座的人们，见到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人，我估计那可能就是学院电信线路设备教研室的主任柯普切夫教授。副院长给我们介绍时，果然就是他。而且他立即应承作我和另一中国研究生的导师，副院长又没有别的意见，当场就拍板了。对于柯普切夫来说，这是名利双收的事，何乐而不为之呢！一个人带三个中国研究生，多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啊！经济上更合算，每人他收入800旧卢布，一下子，工资多2400旧卢布（工业品购买力相当于1200人民币，接近毛泽东、周恩来工资的三倍）。副院长接见后，回到宿舍，心中酸甜苦辣麻五味具全，好的方面是有人管了，不好的是可能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当时我原想搞金属波导的研究，可是苏联邮电系统没有这样的单位，只有机械工业部才有波导研究所，要想跨系统调换研究课题，是十分困难的，手续繁杂，要拖很长的时间，何况当时中苏两国领导层已经有很大的矛盾，最后还可能被否定，浪费时间，一事无成，真是会哭天无路的。我想即使学不到尖端技术，还是可能学到不少国内缺乏的科技知识的。
导师柯普切夫找我谈话，他给我定下的论文题目是“对称电缆中，邻近导线在高频时对工作线对所引起的附加损耗的计算”，这是对称通信电缆方面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多少年来，进行这种计算，都是经验公式，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略的估计，要从理论上进行比较严格的分析，都是十分困难、复杂的，说实在的，这真是地地道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柯普切夫过去主要是搞架空通信线路的，在通信电缆方面不是行家里手，现在拿出这个题目，是一箭双雕，你作不出成绩来，那是你无能，与导师无关，反正我作为导师，给你定出了论文题目；如果你多多少少能有一定的进展，那他面子上总还有几分光彩，他可以说，看吧，我指导的研究生啃硬骨头不是出了成绩吗！？倒霉的总是学生，不过他在给我订学习计划时，有的观点还是很好的，他说：“你是教师，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生，教师应该知识面宽广些，要多知道通信电缆各方面的知识，这样会对教学有好处.”。于是立即给我定出学习计划，第一步就是到莫斯科电缆厂实习。差不多有两个来月的时间，我和另一个同学天天到莫斯科电缆厂通信电缆车间（第三车间）了解对称电缆、中同轴电缆的生产工艺。车间有个实验室，主任是当时苏联通信电缆界颇有名气的专家拉凯尔尼克，这期间实验室就是我们两人的落脚点。在实验室里有很多俄文的通信电缆的小册子，国内还没见到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五六本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寄给国内一机部上海电缆研究所，他们很快就出版了。那时我们总是早早地来到莫斯科电缆厂，经常碰见做卫生的苏联老太太，她总是对我们说：“你看我们苏联姑娘多漂亮呀！干吗不娶个苏联姑娘呢！”记得我们还未出国前，高教部就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婚案件，一个留苏研究生和他导师的女儿恋爱，后来就偷偷出去同居，而这个男的在国内是结过婚的，于是就被遣送回国，并按重婚罪判了刑。说实在话苏联姑娘确实可爱，而且她们也很爽直，有一个女同学叫Вига，她就毫不隐讳地说她爱我，如果我不是结了婚的，她就愿意和我结婚。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有个本科同学叫吴华敏，就偷偷和一个苏联打字员才20岁的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但回国时还是不让带回来。回国后和一个女工结了婚，多年来一直生了几个女儿，想要一个儿子，就托人到苏联寻找他自己的儿子，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20世纪50年代，对称电缆在长途电信方面，还算得上可以发展的传输工具，而中同轴电缆更像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干线电缆。那时我国除了能生产市内电话纸介对式电缆外，连纸介质长途电缆都不能生产，在车间看到苏联正在大量生产聚苯乙烯介质星绞长途电缆，就觉得值得学习了。聚苯乙烯-空气绝缘星绞对称长途通信电缆，由于在较高频率下介质损耗小，所以对称线对可以在几百千赫下工作，传输60路、120路的电话通信，增音站间的距离为几十公里，20世纪50、60年代这就是先进技术了，当时谈到波导，尤其是光纤简直有点远不可及，电磁波在介质中传输还是一个理论问题，觉得太难了，殊不知30多年后，光缆就很普及了，我国今天全国分布有几横几纵的光缆网，传输数以万计的电话通路，看来我当时的认识是太保守了。当时生产聚苯乙烯-空气绝缘四线组，在技术上还是相当复杂的，1.2mm直径铜线上先要绕1.0mm的聚苯乙烯绳，再包绕一层聚苯乙烯塑料带，而聚苯乙烯绳和带在常温、低湿情况下是很脆的，不便加工，只有在40多度温度和80-90％湿度下才有较好的韧性，所以苏联电缆专家设计了一套密封的工作罩，在罩内保持高温和高湿，铜导线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罩中进行聚苯乙烯绳和带的包绕。我们为了了解机器工作情况，经常几个小时钻进罩中观察，闷热的程度比南方夏天更难受。中同轴电缆同轴线对的加工机组设计得也还不错，中心铜线上装设聚乙烯绝缘片和外导体铜带纵向同轴包合都在同一台机组上进行，进度快，质量也有保证。同一车间中，也有缆芯成缆机和电缆外护套包铅、包铝压包机，装铠机是为直埋的长途通信电缆或郊区市话电缆加装铠装的，装铠以后外面再包绕沥青油麻、浸过沥青后，涂上白垩粉就可以卷绕在电缆盘上了。包铅、包铝都用大压力的水压机，包铅时铅是液态的，用的压力不大，铅水通过模具，挤包在缆芯上，很快就固化，形成一个完整的无缝铅管。而包铝则用加热到450度的纯铝锭，要用很大的压力，把铝锭通过模具挤成无缝的铝管包在缆芯上，这时尽管铝管立即用冷却水来降温，但缆芯仍要经受200－300度的高温，为了保护缆芯，在成缆机上要给缆芯多包几层纸带，即使如此，外面几层纸带仍然被烧焦了。过去我在上海电信局进修时，看见那些工人师傅焊接铅包电缆，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似乎觉得金属铅对人体无害，金属铅不能进入人体，事实上，在高温下，铅分子仍然会以气态进入呼吸道，浸入人体，也会引起中毒。车间里的工人都有保健补助，看来铅包电缆施工时，工人也应有劳保补助。我在通信电缆车间见习了1个多月，最后再转移到另一个小车间浏览，这个车间都是生产小的电器，记得生产最多的是电视机的V型天线和45W、90W电烙铁，这种小电器组装工艺简单，一看就会，所以，我也参加组装，我所组装的第一副天线和45W电烙铁，都由我的指导师傅 — 苏联老大妈代表车间领导赠送给我作纪念，那副天线因为我没有电视机就转送给苏联同学了，而那把电烙铁我一直留着，至今还不时使用。接着我的导师让我去苏联中央电信科学研究院实习，主要是在通信电缆维护研究室，当时纸介对称电缆还是主干电缆线路的主要角色，而纸介质在发生电缆护套破损时，潮气浸入缆芯，芯线间绝缘降低，造成线路故障，影响正常通信，所以，通信电缆线路普遍采用电缆充气维护，电缆护套一旦破损，电缆中的干燥空气外泄，气压降低，便于及时发现，因此需要一套报警设备，当时研究室利用小型闸流管和气压开关装设一套报警电路，不但可以报警而且可以指示故障位置，便于维修。这套系统当时还很保密，只让阅读，不让记笔记。我看了以后，回到宿舍作了笔记，研究室的人知道后，还来追究，其实今天看来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个小玩意而已。暑假一开始，苏联高教部组织莫斯科各高校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到卡申诺农村参加集体农庄的农业劳动。编组是全部打乱各校的建制来安排的，所以我单独一个人编在轻工业学院等院校的同学在一起。农庄领导把庄员们最不愿干的活 —— 拔草分给我们，拔草真是又累又显不出工作量，由于一开始就没除草，田里草远比苗高，拔起来真费力，半天劳动，拔不了多少，累得腰酸背疼。我们住在卡申诺中学教室里，打地铺；吃饭则在农庄的食堂吃，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农村饭食，主食只有黑面包，酸得要命，咬一口，酸味刺激腮腺强烈收缩，难受极了，但是还得吃。这两个星期，虽然累大家过得还是很愉快，尤其是结识了莫斯科轻工业学院的张鸾、姚德英、凌秋明，虽然我们还是初次相聚在一起，但还是像老同学那样熟悉、亲密，我们还一起照了不少的照片。到1959年7月以后，导师又给我安排去列宁格勒北方电缆厂实习，在那儿主要是了解水底电缆的生产和装船。电缆厂就在涅瓦河边上装船很方便，因为水底电缆敷设时原则上是中间不接头，电缆厂是按设计长度整根生产的，往往长达一、二公里，这是电缆盘无法容纳的，只能直接装入船舱里。列宁格勒是个美丽的城市，它临近波罗的海，涅瓦河绕城流过，全城分城若干个小岛或半岛，桥梁把它们连接起来。城市的楼房也修建得很好，名胜古迹很多，远郊区的喷泉公园尤其华丽巧妙。在游览喷泉公园时，结识了来自敖德萨的两位眼科实习女医士，其中瓦丽娅特别楚楚动人，我们一起乘轮船经波罗的海回到市区，后来星期日还一起游览，照了不少的像，有些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相约在敖德萨再相见，因为按照导师给我订的实习计划，我还要去亚速海电缆厂实习，当然要去敖德萨旅游的。只可惜1960年7月回国政治学习后，就没回苏联，预定的计划都落空了，从此和瓦丽娅失去了联系，也不知这40多年来她生活、工作、婚姻、家庭怎样？列宁格勒的纬度很高，在8月份，有几天，日落很晚，夜里11点还能在操场打球，差不多通宵都是明亮亮的，我还在凌晨1点，到涅瓦河边观看大桥开桥，两边桥身吊起来，让涅瓦河中的大吨位轮船通过。由莫斯科到列宁格勒我是坐的火车，晚上上车。次日上午就到了。回来时，我就改乘飞机，因为我还从来没坐过飞机哩！乘的图104客机，从起飞到降落一共一小时，在8000米高空巡航时间才45分，真是屁股还没坐热就到了，因为飞行时速是800公里。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看到地面的山川、河流、湖泊都很稀奇。
结束了基础考试，就要转入准备论文的工作。那时，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存有各个专业博士、副博士、学士的论文，每个人都可自由借阅，我了解到我们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电源教研室主任库列索夫教授的博士论文 “对称电缆星绞组中第三根导线对工作线对的影响”，和我的论文题目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在于，这第三根导线对工作线对的位置是固定的，它所在的平面总是和工作线对所在的平面相垂直，而我要研究的这根第三导线所在的平面，与工作线对的平面的夹角沿着电缆总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规律决定于两个线对绞合时的绞距和成缆时的绞距和缆芯的结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表达公式必然相当复杂，要严格分析是很费功夫，当时我就想根据缆芯结构取一个最可能的平均值，比经验公式要进了一步。
这个问题的分析，找谁来讨论呢？只能找库列索夫教授，这当然不能让柯普切夫知道，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嘿！天下乌鸦一般黑，苏联也不例外，这两个老教授也或多或少是冤家。库列索夫教授为什么不在电信线路教研室而在电源教研室作主任呢？也是一山不容二虎呀！库列索夫的论文，实际上也是一个近似的分析，工作线对所产生的电磁场表达式，是线对两根导线在无限大的自由空间中的电磁场，而在电缆中有多根导线又有金属护套，这时工作线对的电磁场，和无限大自由空间中的场相比较，肯定有很大的变形，而且表达式一定复杂得不得了，而得出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为了简单起见，不妨就用近似式吧！库列索夫教授对我推导出的公式还是感兴趣的，他建议把论文的这部分，在《电信》杂志上发表，他主张由学院推荐，而他作评阅人。我在教研室会上作了报告，柯普切夫借这个机会，贬低一下库列索夫，说副博士的论文竟是博士论文的普遍情况。教研室秘书克拉芙基娅•伊万诺夫娜则为我的困难境遇表示同情，因为我在1960年年初，突然得了白喉病，高烧了好几天，又并发心肌炎，当我的同学陈俊亮把我送到克鲁包特金医院传染科住院时，病情相当重，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当时正是凌晨一两点，医院赶快请一位满头白发的女老教授来会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才转危为安，住了一个多月院，出院时已是三月底，而4月就让我作报告，的确也是很紧迫的。柯普切夫教授主张把论文的这部分，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的学报上发表。后来因为我回国后没回莫斯科继续学业，这一切就不了了之。
作过报告后，我就到莫斯科长途通信电缆线路维护中心，参加干线电缆日常的维护活动。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随同他们一批工作人员，到莫斯科电视台观看莫斯科-列宁格勒中同轴电缆线路开通的试验，列宁格勒通过一根9.4mm/2.6mm同轴对把正在广播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传送到莫斯科。我还参加过维护中心工会组织的一次政治学习，下班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坐在一起，由工会小组长念报纸，差不多和我国工会小组组织政治学习完全一样。维护工作总是沿着线路进行的，中午也是在线路附近找家小饭馆吃饭，有一次几个和我们在一起的年轻女技术员，在一起谈论该上哪儿吃饭？说到应该上女服务员漂亮、热情的地方去，一位男技工听见了，哈哈大笑，说：“嘿！你们姑娘们也喜欢姑娘，妙极了！”把我们都逗得大笑起来。
这里还要叙述一下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有线电系电信理论教研室主任柯谢耶夫教授，他是有线电信系研究生基础考试科目《电信理论》的主考。他的教科书《电信理论》（上、下册）的中文版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下册（非线性系统）是我翻译的，来苏联时，我随身带了几本，那期间（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内经济状况很差，出版的高校课本，纸质很差，黄色的纸页还很粗糙。考试那天我带去一本，送给柯谢耶夫教授，看到这本装璜很差的书，他还是很高兴的。他一连说：“我的书你都翻译了，考试成绩一定是优秀的。”果然那些考题我都很熟悉，回答也十分流利，柯谢耶夫教授毫不迟疑就给我5分。考试完了离开时，他还紧紧握着我的手，向我祝贺通过了《电信理论》的考试。

关键词:导师怀念留学年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