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硅谷已经一年多了,经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约我吃饭,非常好奇也非常诚恳地询问我回国的经历。尽管最近媒体风传海归变成海待,在硅谷的中国人圈子里,阔别多年的祖国,依然象一颗巨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无减。

　　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增长势头稳健,海归的就业市场也颇有好转,不时听到朋友在国内找到高薪高职的工作,于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海归经历。

　　我二零零一年从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不顾朋友劝阻,决定回国,加盟麦肯锡大中华区北京公司做企业战略咨询顾问。 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觉得象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里中心旁边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饭,特别高兴,心想在美国可吃不到这么地道,又这么便宜的中餐。回国的前四个月象蜜月一般,觉得中国处处都好,可不用在美国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这辈子不需要回美国去了。

　　没想到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四个月之后,开始怀念美国,同时渐渐发现自己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记得回国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说,当心回国后有”ReverseCulturalShock”逆向文化震荡,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保持自己的中国本色,回国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

　　结果不幸被好友言中,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收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那么就来谈谈我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惊吧。

　　语言震惊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去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满意。

　　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楞了。

　　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冷不妨被问到,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译,但听起来很蹩脚,中文不用这么长的形容词儿。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钟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

　　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意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别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意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competitiveanal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

　　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愿意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钟书先生。

　　生活文化震惊

　　海归遇到的语言震惊是很容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容易克服的,而海归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谈到聪明和智能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能型的﹖我当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能型的”。朋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到是一点儿都不谦虚啊。我当时一楞,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那里那里,还差得远呢”,那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

　　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如果不是说十二分的话)。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先提条件。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归,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

　　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

　　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在伟眼里是“不讲姐们儿义气”,解释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本来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伟去无锡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刚刚出差去过),也没玩好,因为我和伟吵架,三个人都扫兴而归。

　　企业文化震惊

　　生活中的文化差异象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击才会迸发,即使发生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会给平静的生活凭添一些乐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异,则象是一股旋流,会有一种被它吞没的感觉。

　　在麦肯锡北京公司工作,感觉肩上的责任比在美国大,更有挑战性,比如说给微软这样的财富五百强跨国公司或中国电信,联想这样的国企民企领头羊做企业总部发展战略,但是最大的感觉就是累,几个月下来身体透支得很厉害。回斯坦福商学院参加我们2001届MBA的一周年聚会,和在美国麦肯锡做的同学一聊天,发现同是给麦肯锡打工,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是我同学在美国工作时间的两倍。

　　在中国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中国工作工作时间加倍长,工作强度加倍大。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差异,中国仍在飞速发展的阶段,而美国经济已相对成熟,好比马拉松赛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两个小时的对手,自然会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强调individuality,个人利益第一,企业利益第二,如果问100个美国人,工作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99个会回答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家庭重要。剩下一个会被大家认为是workaholic(工作狂)。晚七点以后和周末是法定的个人时间,偶而老板让加班,还要很抱歉地地对你说,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做完赶紧回家吧。

　　而亚洲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强调conformity,企业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个人服从集体,老板觉得你的时间都是他的,加班理所当然。况且中国文化崇尚坚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麦肯锡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做得那么辛苦,大家却也习以为常,没有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炒老板鱿鱼。习惯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后,突然有一种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

　　女海归的交友震惊

　　回到硅谷后,碰到和我年纪相仿,想回国的女同胞,问我回国的感受,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结婚了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没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硅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国找不到男朋友的。为什么呢,那就谈谈我回国的交友震惊吧。

　　在美国洋插队了七年,回国的时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龄女青年,我的婚姻问题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在美国的时候心想,中国有十三亿人,男同胞应该有6.5亿吧,市场足够大了,自己条件又不错,找个老公总不成问题吧。殊不知自己大错特错病；居然一个约会都没有(相亲不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想想在美国七年,什么时候担心没有男孩子约我呢﹖如果我想约会的话,去一次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组织的舞会,或是郊游,自然能认识好几个单身男士,约会不成问题。硅谷男女比例失调,女孩子是大熊猫,不愁没人追的。没想到回国之后突然之间门庭冷落,空守深闺了。海归的舞会,郊游,或是派对也去了,认识的人也不少啊,可好象从来没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偶而有男士约我出去,还以为对方喜欢我,交往一阵子后发现对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红颜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还没着落呢,哪有时间去做第三者﹖

　　想想不对,用麦肯锡的2X2市场吸引力,企业竞争力矩阵一分析,突然发现自己在交友市场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竞争力也是零,处在要被麦肯锡建议退出市场的原点上。

　　为什么呢,先谈目标市场吸引力,我的目标市场是海归男士,觉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队回城的,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吧。没想到海归男士不想找海归女士,自己挣钱已经足够多了,何必再找个女强人呢,还是找一个本土派的贤妻良母比较好。

　　那么扩大目标市场,转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国两个名牌大学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年薪十万美金,足以让本土派男士望而却步。我曾试过在网上交友,email告诉对方自己的学历和经历之后,对方只回了四个字,高山仰止。

　　大学的时候就在杂志上读到过女硕士女博士找对象是高射炮o找不到目标。现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市场吸引力是没了,再看看自己的竞争力,既不年轻,也不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可能也不够温柔,在美国习惯了独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从不依靠任何人,东方女性的顺从谦让都忘到脑后了。

　　和本土派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女孩子比起来,似乎也没有竞争力。怎么办呢,难道真按麦肯锡的矩阵理论,退出市场不成﹖可总不能一辈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无望之际,偶然在上海做项目访谈时认识了伟。伟比我高一届,88级的,大学毕业后赶上出国潮,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回国后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销售。我在上海给一家跨国公司做中国市场的战略咨询,在做市场访谈的时候碰巧认识的。

　　因为工作关系请伟吃中饭,聊得很投缘,所以约好周末一起出去玩。在上海出差几个月了,还从没在上海好好玩过,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周日晚上从北京飞到上海,周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飞回北京。这回决定在上海过周末,反正公司报销五星级酒店房费。

　　周日伟带我逛上海,在豫园品茶﹑吃南翔小笼包,在外滩坐渡船,登上东方明珠塔最高层看外滩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旧金山相媲美,但比旧金山更有情调,因为上海夏夜的风是温暖柔和的,象是恋人的手,不象旧金山的海风,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儿凉。

　　和伟在一起的日子时间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是我回国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光。曾有想过在上海找个外企的工作,扎根中国,就把美国放弃了吧,这也是父母的心愿。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失落落的感觉,象是有个添不满的黑洞。其实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人生成长中最关键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国度过。尽管自己一直在抵触美国文化,但潜移默化中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国的一半,成了我和伟之间最大的障碍。我们俩之间总是会碰到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我知道伟永远不能够理解我的另一半,那个我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三十岁的我,发现仅有爱情是不够的,我需要找到一个soulmate,一个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我想了很久,觉得我和伟是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的,激情褪色之后,我们俩之间的差异会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体现出来。伟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直不愿让我为他放弃美国。

　　回国前朋友都劝我留在美国,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劝我留在中国(因为当时美国经济太糟),但内心深处的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回美国的话一辈子都会后悔的。所以我鼓起最后一点勇气,在二零零二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和伟告别,在硅谷经济一片萧条,公司裁员风声鹤唳的时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硅谷。

　　海归的美国情结

　　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想家想得发疯,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就哭了。出国前从国内带了盘校园民谣之二(九四年最流行的),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人告诉我想家的苦涩滋味”,每听到这句词儿,都会忍不住流泪。在美国辛苦奋斗了七年,总算回国了,以为可以摆脱缠绕我多年的乡愁了,没想到回国不久,乡愁换了个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边。走在在北京喧嚣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开始想念硅谷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天空。

　　上班堵在三环路上,自行车比出租还快的时候,开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时速130公里开车飞驰的自由的感觉。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好莱坞大片。每次回美国度假,都要一个人跑到电影院里,连看好几个电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环王,哈里波特的感觉。

　　想想海归好惨,洋插队几载,辛辛苦苦适应了美国,回国后又要克服逆向文化震惊,重新适应中国,在美国的时候想中国,在中国的时候又想美国,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最后总要做一个选择,无论选择鱼或是熊掌,总免不了一分割舍的痛。

　　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国内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有车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国梦仍未圆。琢磨着去美国读书吧,舍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资银行工作和舒服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里海归同事越来越多,总觉得自己缺了点儿什么。举棋不定,向我讨教。

　　我对他说,出国一定要慎重,如果你想长期在国内发展,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出国,而且出去时间不要太长,在国外呆一两年镀个金就好了,出去时间太长国内机会成本太大,回国又要面对逆向文化震惊,有可能得不偿失。如果你想长期在美国发展,对出国的机会倒不需要那么挑剔。不过做好得失的思想准备。

　　回到美国后,我悲哀地意识到,我和父母永远隔着一个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父母不适应美国,我不适应中国,这个现实我永远无法改变,这是每个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