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济邦和中央大学同学毕季龙一起被外交界赞誉为“最美好的一对”。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为将军大使的夫人做外交礼仪培训。1956年调《人民日报》任记者，曾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1979年至1985年丈夫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胡济邦也到美国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下图:左一:毕季龙,中:胡济邦,右:司机 摄于1982年4月美国荒漠地区

走上革命道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11年1月,胡济邦生于浙江永康县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在家人的支持下,胡济邦得以进入崇正小学(即古山小学)学习。1923年秋,12岁的胡济邦考入永康县的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就读。3年后,在次兄胡济川的帮助下,入山东济南东城根中学读书,一年后考上了杭州一所女子法政学校。1928年,胡济邦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在那里,她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了革命。
1934年,胡济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胡济邦经供职于国民党兵工署预算处的四兄胡济时介绍,走进了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深深宅院,充任其公子的家庭教师,专为俞大维的公子教授英语。这一有利条件,使胡济邦藉此获得了国民党的大量核心军事机密,
胡济邦俊俏秀美,善于交际,故而深得俞大维一家的喜欢。更兼是自己的心腹部属胡济时的胞妹,俞大维对胡济邦深信不疑,从不防范。甚至俞大维在公务之余,还毫不避嫌地主动与胡济邦谈论一些国民党的内幕消息。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位丰姿绰约的小姐竟是中共地下党骨干成员!
一天,奉命上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的俞大维回到南京家中后,颇为得意地对胡济邦吹嘘道:“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军的详细计划。我看朱毛红军这次恐怕不长了……”胡济邦经过一番认真思考,认定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因为兵工署长必须熟悉兵力部署,不然无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弹药。胡济邦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俞大维从庐山上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其中包括蒋介石为制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行动方案而召开的庐山军事会议的绝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用特殊照相机一一拍照,一切做得那么天衣无缝,不留蛛丝马迹……

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大惊失色的蒋介石及其谋士气得差点晕了过去。这些人怎么也搞不明白,哪一位“共谍”竟能把何时行动、各路司令是谁,包括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精心炮制“碉堡政策”、“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围剿、分进合击”的重要战略战术,甚至为配合“围剿”而制定的《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详细条文也搞得一清二楚。
1933年,胡济邦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成为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的一名年轻的女科员(属于荐任级官员)。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工作期间,胡济邦为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从外交部搞到16本护照,解决了部分同志的赴苏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夸奖胡济邦等:“多亏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派驻苏联,兼任《中苏文化》记者,是“二战”时中国惟一的驻苏战地记者

1936年初,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随员(新闻专员)的胡济邦登上一艘苏联破冰船,到达海参崴,然后坐了9天9夜的火车,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
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胡济邦兼任中苏文化协会驻苏代表,这一兼职后来又使她兼任了《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在那些日子里,以及后来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济邦的语言天才放射出璀灿的光芒。她和苏联斯大林元帅在一起时说俄语,这是在苏联学的;和美国罗斯福、杜鲁门总统,英国张伯伦、丘吉尔首相在一起时说英语,她的英语基础原来就不错。和法国戴高乐总统在一起时说法语——她在苏联学过两年法语。胡济邦还用流利的俄语和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匈牙利卡达尔总书记、马罗山副总理。胡济邦还会日语、拉丁语以及世界语——这是她在“北大”短暂借读的日子里学会的。正因为胡济邦的语言天赋,故而能扫除交流方面的第一障碍,与各国朋友、领导人自由广泛地交谈。而且能在马列(周恩来外事秘书,前驻匈牙利大使)之前担当周恩来的俄文翻译和秘书,还曾给叶剑英、聂荣臻临时做过俄语译员。被采访的政要名流以及与胡济邦一起采访的各国记者对胡济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41年6月22日,德军悍然入侵苏联,震惊世界的苏德战争爆发。胡济邦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天,清晨,当广播里传出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时,正在莫斯科的旧使馆寓所洗头的胡济邦呆若木鸡。广播里莫洛托夫激昂的声调是不容置疑的,当时还在莫斯科计划经济学院深造的胡济邦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并非是仲夏夜之梦而是严酷的现实!她很快赶到学院……
胡济邦自始至终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整个苏德战争期间,她一直同苏联人民在艰苦战斗的岁月里同呼吸、共命运,她从苏联发回无数篇关于苏德各个战场的战地报道,胡济邦在《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的报道中这样写道:“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采取的是闪电计划,预定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之间歼灭红军,直捣乌拉尔。战争初期希特勒上万辆坦克哗哗地从苏联西部大平原进来,锐不可当,一下子推进了几百公里。”
“在红军西北路总司令伏洛希洛夫元帅、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市长协同指挥下,列宁格勒市民和四郊居民动员了起来,军民一体,英勇奋战抵御敌人。德军残酷地封锁了872天,德军设想的闪击战,变成了持久的消耗战。1943年1月25日清晨,敌军被击退。从此列宁格勒再听不到敌人的炮声。列宁格勒东北部有一座公墓,那里长眠着在被德军围困的900天中死难的47万市民和将士。”

除了《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以外,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济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二战”中苏德各个战场的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如:《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以及从实地拍摄的大量历史性珍贵照片。这些照片中有苏联红军的车队在茫茫雪野里前进的英姿,有德军向苏军投降的丑态,有斯诺等各国记者战地采访的情景……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难忘的峥嵘岁月在胡济邦心中刻下永不磨灭的记痕,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来访者打开记忆的闸门,深情地叙述着那闪光的过去:
在苏德战场上,我带着爱,带着恨,真实地记录下许多战时的实况。我和埃德加•斯诺先生在斯摩棱斯克森林时遇到了3名苏军女战士。她们对我们说:“我们无法容忍德国鬼子,现在只有一条路,在森林里当猎人。”我问:“猎物多吗?”她们笑了:“德国人就是猎物呀!”这个姑娘说得好凶险。我问她杀过人吗?她说她看着开枪打倒了德国鬼子。我对斯诺说,苏联必胜,德军必败。

“我忘不了苏联军民在斯大林元帅的领导下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和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一辈子忘不了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胡济邦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写道:“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战;我永远忘不了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的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忘不了德军就在城郊,而斯大林却在红场检阅部队。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在莫斯科破灭了!”
“希特勒在莫斯科动用了百万以上精锐部队、上千架飞机,轮番攻击和轰炸。开始几天,飞机一来,我和城中居民都躲进地铁,不久也习惯了,谁也不躲空袭了,大家参加灭火战斗。当时苏共中央和国防委员会决定将部分中央机关和外交使团紧急疏散到古比雪夫。但莫斯科城仅防御内线就有25万人参加,而且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少年。十月革命节那天,大雪纷飞,红场上正在举行阅兵式,听到斯大林的演说,顿时令人热泪盈眶……”

当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嘹亮的乘胜追击的军号还在战地上回荡,城下依然弥漫着余热未褪的硝烟,胡济邦和斯诺、英国记者夏庇若即被获准前往斯大林格勒采访。
那是1943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隆冬季节,胡济邦带着烟酒和自己包的饺子乘军用飞机来到斯大林格勒城。城内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断壁残垣随处可见。德国侵略者尸体横陈,血肉模糊,面目狰狞,散发出一阵阵焦糊味;袅袅的燃烟中,工兵们正在引爆残留的地雷炸弹,泥沙飞溅,震耳欲聋。

胡济邦受到了年仅42岁、不久以后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的崔可夫将军的单独接见,并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这位后来担任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高级指挥官派出自己的副官将胡济邦接到司令部,他本人在指挥所——它设在离前沿阵地只有300米的伏尔加河岸上深深的洞穴里——门口(准确地说应该是洞口)迎接踏着齐膝积雪、来自中国的优秀战地女记者。崔可夫告诉胡济邦,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异常残酷激烈,希特勒动用了150万兵力,采用了地面、空中同时进攻的立体战术,在很短的时间里向城内投下了100万枚重型炸弹,仅仅在一天里,司令部里就有61名参谋壮烈牺牲或英勇负伤。“但是,冒着猛烈炮火的苏联军民就死守在伏尔加河岸边,岿然不动。德军寸步难行,无法前进……最后歼灭德军35万人。”

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听到卫城英雄的激动人心的介绍,胡济邦感到无比骄傲。采访时,崔可夫将军还怀着深深的眷恋,赞扬了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这位20世纪20年代两度来华,抗战初期曾任苏联驻重庆使馆武官、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的年轻将军微笑着对胡济邦说:“我现在身边还带着一个中国造的大手电筒呢!”
在崔可夫的前线指挥所里,胡济邦见到了已沦为阶下囚的德军元帅鲍卢斯及其部下:坦尼尔中将、史列麦中将、德斯伯少将、乌尔夫少将、米特留准将。纳粹德国宣传机构首脑戈培尔曾拍着胸脯扬言:德军元帅是不会被活捉的。但是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鲍卢斯先生却没有“杀身成仁”,为希特勒殉节,而是乖乖地交出自己须臾不离的手枪。“我叫腓特烈•鲍卢斯,53岁……”当他在一间小屋里接受胡济邦采访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统帅”威风,沮丧地低下了一度高傲的头颅……

就是这次采访中,斯诺为胡济邦拍下了举世闻名的那张珍贵的照片,全副“武装”的胡济邦,在零下4O℃凛洌寒风中伫立在斯大林格勒街头。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大捷后的第四天——1943年2月6日,胡济邦从战地向国内发回了10000余字的专电《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作为权威性的记录,这篇长篇通讯永远留在了史册上。
胡济邦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
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争爆发后,我担任《中苏文化》驻苏记者,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我曾以记者资格与各国驻苏记者同往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克里米亚、波罗的海及乌克兰各战区。同时,我也曾去过基辅,参加了基辅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参加了战时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如四外长(指1945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外长)及三外长(指1945年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与党政领袖之访问莫斯科以及苏联最高会议等,均以记者或新闻秘书身份参加了他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1946年,我应南斯拉夫政府之邀请,参加了米哈济维奇审判案,并单独考察了南斯拉夫全国6个共和邦,列席巴尔干经济委员会及保加利亚领土委员会会议。
在苏联期间,我曾赴欧洲各国考察。1937年曾赴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各国;1942年春赴伊朗、埃及两国;1945年夏随苏联红军赴罗马尼亚、波兰;1946年考察瑞典、芬兰、丹麦、南斯拉夫、法国;1947年考察捷克斯洛伐克、波兰;1948年又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法国、瑞士各国;1949年3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

参与新中国外交部的筹建工作,给大使夫人教习外交礼仪

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胡济邦出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当时,有过外交生涯的外语人才奇缺,如同凤毛麟角。一贯主张“能者为师”的周恩来为那些即将赴任的新中国驻外大使和夫人们请来了一男一女两位“总教习”。男“教习”是阎宝航,女“教习”就是胡济邦。外交礼仪对于胡济邦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但是要把这些“繁文缛节”变成身着土布军装、系绑腿的英姿飒爽的将军夫人自觉的规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胡济邦不厌其烦,从衣着、谈吐、行走、化妆、发型、用餐……为将军夫人们细细讲解,并亲自示范:
“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的外面了!要穿衬裤,裤衩不能露出来。”
“背心千万别露在胸口,这样人家会认为你不礼貌!”
“要烫发,还要擦点香粉、香水什么的,再抹点口红、眼影膏……解放区的发型可不符合外交场合!这是工作需要……”
“做外交工作,出席宴会,并非吃喝玩乐。和人闲谈聊天,是做工作、了解情况的最好机会。当年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最早就是在宴会上得到的。”
“刀叉决不能碰出声音,刀子决不能往嘴里送,叉子就该这么按住,喝汤可不能发出声音。国民党的大使叉鸡骨头惹出大麻烦……”
“外交场合免不了笑,不能张牙露齿,狂声浪语。与人谈话,不能唾沫四溅,也不能用手指别人。坐的时候不要架腿摇晃,手绢还得多准备几条……”
时至今日,来自太行山上、延安窑洞的许多将军大使夫人仍对胡济邦的“谆谆教导”记忆犹新,非常感谢胡济邦在她们走进新中国外交大门以后所上的第一课。
著名将军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耿飙(首任驻瑞典大使兼首任驻丹麦、芬兰公使,前驻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也这样回忆道:
“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在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和胡济邦的率领下,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举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是吃西餐,包括怎样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怎样执刀弄叉,怎样切肉喝汤,怎样铺餐巾,怎样抹黄油等等,每个人都全过程地演练一遍,直到阎宝航和胡济邦点头满意为止。”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应该派一些老记者出去走走的指示,胡济邦依依不舍地离开外交部,重操旧业——调至《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记者评论员,同时担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
1979年,胡济邦的丈夫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胡济邦调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一干就是6年。1995年2月7日,胡济邦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