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版权贸易上的巨大逆差，东西文化交流上的不平等局面，都有待我们的出版人去努力改变.

　　在中国，如果哪个“有点知识”的人不知道莎士比亚、海明威就成为笑谈；而在国外，对中国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却是凤毛麟角。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外作品互译及版权贸易的逆差？

　　中外版权贸易逆差巨大

　　以中俄版权贸易为例。中俄（苏）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两国之前真正意义上的版权贸易是从1992年10月我国先后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之后才开展起来的。进入90年代，中国第一家版权代理机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俄罗斯最大的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俄罗斯著作权协会年年互访。俄东部主任焦广田介绍说，中俄版权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由代理机构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中国引进的俄罗斯图书中，90％以上都是由该公司代理完成的。1998年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以后，每年代理版权300余项，目前已成为国内最权威的综合性版权代理机构。最近，他们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策划并代理了“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丛书，收入60多位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的80余作品，即将由俄罗斯中央书局出版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在对俄版权贸易中最大的一笔版权输出交易。

　　然而整体上看，双方的交易差距是巨大的。1996—1999年，双方每年签订的版权贸易合同都超过50份，涉及的各类作品达300－400种，而中国对俄罗斯版权输出少得可怜，1999年仅为4种。窥斑见豹，从中俄版权贸易的差距，可以想见中国与英美等国家的版权贸易的差距。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俄东部焦广田和张洪波撰文分析，造成俄罗斯引进中文版权数量少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的汉学家少，翻译成本很高。俄罗斯绝大多数出版社是近十年成立的私有出版社，他们缺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对中文图书的市场前景把握不准；其次，国内出版社对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文化市场的重视和了解程度非常不够，很多出版社根本没有把俄文版权的引进放在心上。

　　实际上，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只是通过版权代理公司被推向国外，还有更多的出版商和汉学家，直接找到作家本人。

　　中国作家向国外市场进军

　　近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已经走出国门，并产生较大影响。但相对而言，中国浩浩千年的文学作品被翻译的还是九牛一毛。作家冯骥才是国外译本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也是较早被介绍到国外的作家。80年代初，他的《高个子女人和矮个子丈夫》发表在《苏联文学报》上，在苏联引起很大的震动。1985年，他的《雕花烟斗》在美国出版，1986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了《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首印5万册，很快就销售告罄。他的《三寸金莲》在日本已经印刷6次；去年《俗世奇人》刚一问世，马上被汉学家看好，日译本、法译本也即将出版。目前，冯骥才的作品在国外有三十多种译本，在十多个国家发行。

　　法国的伽利玛出版社擅自出版冯骥才的《感谢生活》，他几次交涉都不见效。后来冯骥才通过天津的版权代理公司，结果出版社马上回信并补签合同。冯骥才因此特别信任版权代理公司，但后来与版权代理公司的交往中，他发现版权公司内部存在各种人事问题，机构变革，人员变动，每套方案出台，掺杂着单位的经济利益，显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成熟的种种弊端，最终没能坚持合作。和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一样，冯骥才的作品与国外进行版权贸易，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国外的翻译家即汉学家，直接找到作家本人，二是出版商通过汉学家推荐找到作家。而国外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渠道更多，在这方面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推荐了很多中国作品到外国，巴黎有个友丰书局，中国作家的书几乎都能在那里找到。

　　冯骥才认为，中国作家在国外的版权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学作品作为国外了解中国的途径深受欢迎。我们对世界好奇，世界也对我们好奇，中国的书在国外是一个卖点，尤其是作家写的书。国外比较重视作家的作品，他们认为作家写的比较客观、深刻，可以从作品中更深地了解中国。因为我国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没有法律保障，也没有与西方出版社打交道的经验，西方出版商以及海峡“那一面”的同胞钻我们空子的事情时有发生。第二时期是90年代以来，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西方开始重视中国文学作品，用文学的眼光关注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家吃过不少亏后逐渐聪明起来，西方的出版商们也开始重视作家。国外购买中国作家的版权，其过程跟国内一样，与作家协商印数、稿费，国外一般付6％—8％的版税，一旦进入正常出版程序，都有法律保障。

　　打开走向国外的窗口

　　新中国最早向国外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是一份名为《中国文学》的英文版杂志，不可否认，这份杂志在传递和宣传中国文学作品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大批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通过这份杂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文学》1951年创刊的第一辑中翻译的作品有《新儿女英雄传》，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52年出版第二辑中有《阿Q正传》、《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从1954年起，《中国文学》改为季刊，1958年改为双月刊，次年又成为月刊。译介的内容从单纯的古今小说、诗歌、散文，发展到后来介绍文艺界的动态，艺术家、作家的专访以及著名画家的作品，后来还增加了考古以及文艺理论等多种栏目。

　　据现任新世界出版社副社长的郭林祥先生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文学作品一样带着时代的烙印。在“百花齐放”精神指导下，这份杂志不仅在内容上随着文艺界的繁荣而不断丰富多彩，1964年又推出了法文版，发行达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一段时期内，鲁迅的作品基本全部被翻译成外文，其余如浩然的《艳阳天》、各种样板戏以及各种报告文学也成为她的主要内容。七十年代后期，刘心武的《班主任》、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一大批优秀的中篇小说入选《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作品更显示了文艺界思想解放而带来的创作繁荣。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邓友梅的京味小说《烟壶》，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等诗歌，都翻译成外文，除此之外，还翻译了很多长篇小说的节选，如《李自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80年代初，《中国文学》杂志社发展成一家专门对外介绍中国文学艺术的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杂志的同时还推出了英、法、德等多种文版的“熊猫丛书”，以更多地对外介绍中国作家的经典作品。王蒙、刘绍棠、张洁、张贤亮、邓友梅、冯骥才、贾平凹、刘恒、梁晓声、周大新、池莉、方方等数十位作家的作品被结集收入到“熊猫丛书”中，另外如凌力的《少年天子》、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这样的数十万字的文学巨著也成为深受外国读者称道的“熊猫丛书”作品之一。
　
　　为缩减中外版权贸易差距支招

　　文学无国界，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中揭示的美好人性属于全人类所共有。因此，曾在《中国文学》担任多年编辑的郭林祥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之处是在于通过作品高超的艺术性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性，对外译介的优秀作品生动艺术地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人际关系，读者在阅读并首肯这些作品的同时，也就首肯了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历史，了解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人民的生活理念。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学艺术的特性的认识，我们的翻译家们在充分地理解和消化了民族的文学艺术，才译出了为世界所接受的文学艺术精品。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外作品互译比例悬殊。鲁迅先生视翻译为“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他所理解的翻译，是我们应该善于从西方文学中吸取营养变成动力，并非像郭沫若先生指责的“重视媒婆，不重视处女。”但实际上，我们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挂上匾以后就这么个货色”，不像日本，看《三国演义》《水浒》，竟然剖析到其中的战略战术，运用到商业中来。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张子清曾出版过《地球两面的文学》，对中美当代文学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说：“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中国不强大，哪个学中文？而我们从五四以来，都在学英文，这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人能改变的。”张子清认为中国文学要在西方有影响，必须由国外著名的作家参与，有些作品不是中国人能翻译好的。艾青在中国算得上是诗歌泰斗，但在国外却没什么影响，就是因为缺乏国外知名作家参与翻译。国外家喻户晓的是北岛、舒婷、顾城，名气之大甚至超过巴金，这里面有很大的机遇性，主要还是翻译。国外著名作家在语言操作方面更为专业，更合国外读者的品味。俄美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像庞德、赛珍珠等对宣传中国有很大的贡献。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在20世纪影响了几代人，已成为美国文学教材的一部分。美国存在“大众文化”的现象，并左右了读者的趣味和出版社的选择。“大众文化”成为国外的“刻板印象”，他们带有成见地认为中国是落后的，只要迎合了他们的口味，作品就会受到欢迎。

　　如果说，翻译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那么，这也许正是我们的翻译尤其是从事文学作品翻译的学者们正在追求的目标。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认为，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少和中西方文化不平等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是“输出文化”，清末以后成为“输入文化”。有人说21世纪是趋向建设独立文化的时代，中华民族确实处在文化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还得翻译别人的东西。现在欧美对中国的情况就所知甚少。这是大的背景。其次还有技术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文字那么繁难，我们自己都学着费劲，何况外国人。

　　作家刘心武的作品《树木与林同在》在法国一家出版社签约，同时还有几部作品在洽谈中。他说，中国翻译的作品很少进入读者的视野和出版市场，评论家也极少选择翻译作品。原因是出版社认为翻译过去的作品不好包装，在接受中国文学作品时非常慎重，加之国外真正了解中国文学状况的人很少，因此选择翻译的作品有很大的随机性。改革开放后，我们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兴趣浓厚，购买群体大，而一般的外国读者却不关心中国文学。

　　中外版权贸易的差距大，冯骥才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尚处于发展时期，我们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中国对外部的世界兴趣大于外部对中国的兴趣（指普通读者而非研究者或专家），而图书市场基本根据需求来调节。其次是文化的差异。中外文化差异很大，而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融入能力强而且主动，这一点从丝绸之路就可以看出，外国进入中国文化则相对困难。这跟饮食文化上恰恰相反，中国人不习惯西餐，而西方人对中国饭食之有味。第三，汉学家有限，西方学中文人有限，不像中国人学英语那么普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