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缰的高校

　　从1999年扩招并获准向金融机构贷款开始，高校似乎成了一匹没有束缚的野马，任意东西。

　　高校本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但不少高校不仅校办企业红红火火，成为上市公司，更涉足证券业，把大笔资金投向股市。同时，高校人治化痕迹严重，很多高校校长的权力令人惊讶，他跟副校长一商量，就能作出上亿元的决定，这样的决定风险度自然相当高，但像以前的国有企业一样，并没有人会为这样的风险负责。

　　另一方面，同时又缺少外部的管制控制高校的投资风险，银行认为高校的债务有国家托底，教育部虽然一直高调否认教育产业化，但自然乐意看到教育大发展，最终导致银行和政府部门的约束对高校来说都是软约束。于是，当高校的钱随着扩招和学费攀升还有大笔银行贷款越来越多的时候，高校成了危险的股市玩家，高校的资金监管形同虚设。

　　高校并不是不能参与投资，高校可以拿一部分钱出来，作为基金参与，但是，绝不能行政参与市场运作。国外的高校也有相关经费的运作，但都很专业化，通常是以基金的形式运作，来自高校的基金在机构投资中也是很有分量的。但是，中国的高校并没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且决策也不透明。

　　校办企业可以经营，但财务一定要透明。我们现在对高校的关注集中在教育质量、师资上。从财务角度关注的很少。事实上，现在很多高校都通不过财务审计。高校和上市公司一样，都是需要内控的。

　　关于高校产业运作、高校资金进行证券化操作以及高校负债等问题开始进入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监控视线。教育部数次下发文件，强调高校“严禁继续从事股票投资和其他风险性债券投资业务”，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希望从制度层面解决监控不力的问题。

　　2006年11月15日，教育部召开紧急视频会议，主题就是“关于推进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要求高校对校办单位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一次清查，建立高校产业工作问责制。随后，针对高校清产核资、组建高校资产公司、全资企业改制、规范高校和高校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经营活动等内容的高校自查行动已经展开。学校领导在企业兼职的问题亦在重点查处之列。

　　但是，这一系列运作虽然对高校有一定的威慑力，却没有触动高校脱缰的根本，治标不治本。在现有体制下，银行并不会真的为高校还不起贷款发愁，教育部也不会让学校破产倒闭，高校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校长的职权边界在哪里，都缺乏界定。目前，高校的制度和监管漏洞依然很多，现在的一些举措，不过是试图给野马套上绳索。

　　利益驱动

　　高校、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促成了高校的高速扩张，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高校负债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促成三方合谋的内在利益驱动力并没有消除。

　　高校在贷款大兴土木中尝到了甜头，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从1999年扩招开始，高校逐步走向了特殊利益集团，在一些高校，教师待遇翻番增长，招待费日益增长。高校不再是以前的学术圣地，俨然享有特权的企业。几年前已有报道称高校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大学的基建部门和教材部门更是成为新的“腐败增长点”。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就占42%。在很多不切实际的景观美化和走调的“附属产业”的背后，则是腐败的滋生。在高校大搞形象工程的运动中，图谋搭乘教育这个便车而牟取暴利的人不在少数。

　　公立大学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不能从公开的资本市场上集资，也不能从私人那里募资或扩股，其资金来源，除创收与接受捐赠外，只能从政府财政或银行获得。如果当地政府财政拮据，那么，银行便是唯一的大笔资金来源。在现在高校的基建资金中，银行贷款高达90%。为了能继续贷到款，高校势必对银行进行公关。

　　以前，大学一直被看作一个财政性部门,纯粹依靠国家的投入。但是从把大学扩招作为刺激内需的重要经济手段的时候开始,就说明政府已经把高等教育彻头彻尾地看作一个产业了。虽然教育部称“从来未提过教育产业化”,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教育已经变成一项赤裸裸的盈利事业。

　　在扩招前一年的1998年，大学招生107万。1999年，扩招的头一年就多招了50万。到了2005年，规模扩大了四五倍。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如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

　　中国高教只用了七八年时间，走完了国外大约20~30年的发展历程，毛升学率一下子从9%上升到 21%。资料显示，国际上当毛升学率从10%上升到20%时，该国人均GNP则要从1000美元提升到3000美元水平。而我国目前人均GNP还不到1700美元。

　　早在2001年的时候，高教大扩招带来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教育质量下滑已经暴露，当年的“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建议停止扩招。当时，高校还只是扩大了招生规模，校园扩建还没有兴起，如果那时能停止跃进的步伐，转而求教育质量，而不是开始大兴土木，那么中国的高校绝不会现在这样巨额的负债和低下的教育水平。

　　在一次问卷调查中，已经有51.5%的人认为，自己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34.7%的受访者，对上大学感到“后悔”。但在利益驱动下，缺乏约束的高校一路膨胀到现在。利益的内驱力依然存在，高校教育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谁能阻止高校进一步的大跃进？即使政府现在填平2500亿的窟窿，下一轮借贷和负债会继续上演。

　　高校负债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中国高教体制、机制和市场化改革滞后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虽然高校和教育体制遭受着空前质疑，但因为教育的评估也是软性的，教育失败不像医疗那样人命关天，也不像房改那样关系到百姓的安居，所以并没有像医改和房改一样受到足够的重视。

　　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私人资本的空间

　　有人说高等教育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部门对企业各个方面进行直接控制和干预，包括对产业的准入、企业的产业方向、产品设计、企业的产量、质量标准等等。而在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中，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办学资格、院系设置、专业设置、教材、招生方式、招生人数、考试标准、教师资格等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和国企改革、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等等所有中国曾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改革一样，高教的改革必然是艰难而漫长的。

　　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负责任的资金使用者，如何让银行成为负责任的资金借贷者？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大规模地引进竞争者——民营银行和私立大学。有破产风险的是私立学校和银行，它们不会指望国家买单。

　　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重击之下，西方各国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当时也遭遇了教育资金短缺，各国政府不得不削减教育经费，如何在不增加公共开支的情况下来维持和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靠私人资本。在美国，私立学校随即迅速发展，在数量上有五倍于公立院校的私立院校成立。现在，美国私立院校所占比重也超过50%。20世纪80年代，英国也进行了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改革，完善了相应的产业投资及融资机制。从发展国家教育的角度看，公私立教育应该互相补充，合在一起构成尽可能大的范围，尽可能高的质量的教育。

　　我国民营资本已被允许进入教育领域，但和民航、石油、金融等等许多后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的行业一样，私立学校也无法享受和公立学校同样的待遇，处于边缘地位。

　　中国的公办教育非常庞大和发达，集中了优势教育资源，中国民办教育是在公办教育系统的夹缝中生存，发展空间很小，根本无法和公办教育竞争。目前只有公办教育不怎么涉足的领域，民办教育才能生存。因为中国教育资源过分集中在政府手中，国有资本的一家独大给民营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障碍。

　　目前，国内的私立学校占的比重极小，仅约10%左右，学校规模小，无法和公立学校形成良性竞争。在所有的私立学校中，涉足高等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

香港高校度过7年削资恶

　　经过7年的寒冬，香港8所高等院校终于在去年见到黎明前的一线曙光。

　　2006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继2005及2006年停止削减8所大学的拨款后，在2007年将不会按照原来的计划再减少5%的大学教育经费。当局并保证，随着经济复苏，未来很大机会不会再进一步削减各大学的资源。换言之，在1998年至2004年已经连续7年面对削资恶梦的香港高等院校，自此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睡上一个好觉了！

　　扩招扩出赤字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实行精英教育，30多年来只有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两所大学，每年只有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升读大学。由于大学生人数少，而且这些质素良好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都会投身政府部门工作，故港府几乎是以“全包”的形式赞助这些“天子门生”入读大学。

　　踏入1989年，随着香港经济不断转型，港府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突然宣布，高等院校的政策将由精英教育走向半精英教育，并订下在1994年达到18%适龄学生入读本地高等院校的目标。与此同时，港府又实施“玫瑰园计划”，在短短数年间，先后把香港多所专上学院升格为大学，使本地大学数目由两所大幅度增至8所。自此以后，每年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就多达一万多人。政府支付其中八成二经费，其余一成八教育成本则由大学生自己支付。

　　大学数目及学生人数的大幅度提高，虽然令香港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但同一时间也令港府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压力。据港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在8家大学成立后，每年港府投放在教育方面的500亿港元里头，就有1/3主要是用于高等教育，但结果还是喂不饱这8头庞然大物。8所大学仿佛成了8个“小政府”，其结果就是大学越来越多，大学生质素却越来越下降，屡为社会和雇主所诟病。

　　面对这股难以摆脱的负担，1999年11月，当时的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便公开慨叹说，“政府平均要为每名大学生资助20万港元，相等于10名中学生的资助额，如果全数资助大学生，政府就会破产了！”

　　因此，1997年发生金融风暴后，香港特区政府有见库房出现高达数百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终于首次提出要在1998至2001年3年间减少对高等院校的一成教育拨款，由以往的约140亿经费减至127亿港元，要求大家开源节流以配合。

　　瘦身计划

　　在政府一声“减肥令”下，香港8所大学开始如梦初醒，打破过往铁饭碗的心态，纷纷急谋对策，准备节衣缩食。当中最多大学服用的一帖“减肥配方”就是取消沿用多年的中央拨款模式，而采取单行财政预算方法，以求达到善用和节省资源的效果。

　　所谓的单行财政预算方法，是指把理财权责下放予各部门，校方每年根据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给予一笔过的拨款，让部门自行调配资源，但必须有成效，从而加强部门的问责性。与之相反，采用中央拨款模式时，部门只需散件式向上申请拨款，不用承担开支多少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结果在推行新预算制度后，各大学的开支都锐减数亿港元，在节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开源方面，各大学却进展不大。虽然政府多番呼吁大学要自行开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包括鼓励私人机构资助大学经费，但在2000年，香港各大学的对外筹款成绩并不理想。7所大学的私人捐款只占整体收入的1%左右，未能给学校带来很多收入。

　　所以，在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在2001至2003年3个学年再削减4%大学整体拨款额，以迫使各院校进一步自力更生，加强大学与工商业界的科研合作，吸引校友及社会力量的捐款以及经营校办企业来赚取盈利，减少对政府财政资助的过分依赖。

　　2002年3月，教育统筹局委托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进行为期一年的《高等教育检讨报告》出炉。《报告书》中除了要求大学教职员薪酬与公务员脱钩，让院校管理层能灵活地以更优厚薪酬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港任教，协助香港的大学建立国际一流学府的声誉外，另一重点就是要求各大学积极向工商界募捐。

　　《报告书》认为，“从策略角度突出少数院校为政府资助和私人捐助的重点对象，其明确目标是使这些院校有能力参与国际最高水平的竞争。”

　　与此同时，针对各大学对外筹款的积极性不高，2003年，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财政预算案中首次公布设立10亿基金，就大学自行筹得的私人捐款，政府将以“一比一”等额发放给大学。为了避免院校间出现恶性竞争，每家大学可获的上限限于1.5亿元，当中2000万元为最低款额，以鼓励8所大专院校自行筹募经费。

　　针对不少教育界人士批评，香港企业和市民捐款给大学不可以扣减很多税，减低了工商界捐款的诱因，港府还同时调高捐款的免税额，以吸引更多大企业及富豪向大学捐款。

　　被逼自立

　　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后，8所大学由有2003年开始都出尽法宝，师法欧美，利用筹款扩财源，减少依赖政府资助的力度。

　　当中，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及科技大学在当年均不约而同地首次开设对外事务总监一职，重金在外国聘请筹款高手来香港，专责为学校另辟财路。同样深受财赤困扰的浸会大学，则安排一名副校长专门负责筹款，向校友、校董会及社会人士寻求协助，学习类似美国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大学，单是筹款已解决了大部分的教育经费，不用向政府乞求。

　　由于中国人多数习惯捐款给与他们有关的人和故乡，在筹款方面，各大家都费尽了心思。以科技大学为例，就推出“科大心”留座计划，每名捐款的社会人士，将可以在学校的课室座位上刻下名字留念；香港大学则推出命名讲座教授计划，捐款人最少捐赠1000万港元，便可选择在讲座教授职称前可加上自己的姓名。有关计划为港大增加2亿元的进账。

　　香港8所大学为了博取社会名人注意，还不断“催促”讲师接受传媒访问，以增加大学的知名度。其中有一次是在2003年某日，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了争取见报率，晚半小时开记者会的中文大学竟然派出专车到香港大学会场楼下，待港大记者会结束后，便实时接载传媒赶返中大出席记者会。

　　在各大学这番连场恶斗之下，据香港教统局2006年3月公布的数字显示，8所大学于过去3年的筹款成绩相当理想，共筹得近29亿港元，当中以港大成绩最佳，筹得逾8亿元，中大筹到约7亿元居次。有关数字已填补了政府过去几年削减的经费。

　　由于大学自行筹款理想，以及削减教职员薪酬等“止血”措施逐见成效，

　　特区政府在2004年提出“00X”方案，承诺2005及2006年不削减大学拨款，而2007年及以后是否削减拨款则会视乎当年的经济情况而定。

　　到了2006年，鉴于香港经济全面复苏，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宣布，在2007年不会减少大学教育经费，之后也很大机会不会再进一步削减各大学的资源。这一刻，意味着香港高校终于顺利踏过了多年来被削资的困境。

　　然而，虽然香港各大学在开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其中最为外界批评的是许多院校为求筹款，在接受捐款前，往往违背大学的独立性，去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2005年，就因此出现了一场风波。当年，香港首商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出10亿巨款，港大遂决定将医学院命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作为回谢。不料此举却激起医学院校友强烈反对，许多港大学生也纷纷加入发起反对医学院命名阵营，质疑校方在毫无咨询下作决定，漠视医学院百年历史，就把医学院的名字送给别人，是侮辱了大学。

　　“败家仔即使把财产都输掉，也不会把祖宗的神主牌卖掉，香港大学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身兼港大医学院校友的香港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郭家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