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东北的张鸣、王毅，以及南京工厂里的叶兆言，以及全国570万考生，同时看到了这条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消息。“当时，我好像是在猪圈里。”张鸣说。

　　“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以此精神为指导的高校招生体制，则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即使赫赫有名的清华、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论英雄，而是以“红色”为标准。

　　92岁的刘西尧半躺在沙发里，只有戴上助听器，才能了解南方周末记者的问题。

　　年龄在干瘦的老人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而那段翻天覆地的岁月也太过久远，“有些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位中国前教育部长喃喃地说。

　　但历史是无法被忘怀的，因为会有无数命运可以见证：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次抉择，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或许还在与猪为伍；著名文学家叶兆言，大不了成为一个“八级钳工”；中国政坛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强、薄熙来、周强这样的明星。

　　而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就是恢复高考的历史书写者之一。

　　“你无法想象，当年的人才选拔制度。”刘西尧慢慢回忆。1977年6月，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召开前，刚被“解放”到天津工作的蒋南翔曾打电话给他：培养人才就像种庄稼，要选好种子。蒋南翔要求高校招生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刘西尧同意了。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的代表掐灭了星星之火：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

　　在刚刚经历十年动乱、“两个凡是”仍占据上风的年代里，这种思想并不奇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刘西尧解释说，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以此精神为指导的高校招生体制，则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即使赫赫有名的清华、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论英雄，而是以“红色”为标准。要成为“国家栋梁”，你必须有好的出身。

　　所以，一个叫做梁晓声的人，就凭借着好的出身成为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这是自1970年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拔大学生的手段；而那个叫做张鸣的人，因为在一封信中对“文革”发了牢骚，后来信被举报，高校的大门对他完全关闭。

　　1977年，“文革”虽已结束，但“两个估计”仍像两座大山压制着中国的人才选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凭借着他的智慧、勇气，以及对中国未来的预见，决定掀翻这两座大山。此时，这位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刚刚掀翻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

　　一位现年82岁的老人见证了邓公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而他本人，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30年后的今天，他同样靠在一张藤椅上，向南方周末记者慢慢回忆着历史。当年，他52岁时，头发就已经不多了，现在只有几根白发在头两侧顺风摇摆。

　　这位老人就是查全性。1977年夏，身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他赴京参加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开始的那个清晨，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告诉大家，“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希望教育方面听听大家意见，你们可以敞开谈。”

　　除了邓小平、方毅和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外，座谈会共有33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都是当时科技、教育界的权威，比如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和邹承鲁。此时，那即将涌向1977年高考考场的570万人——包括正为成为一名“合格兽医”而奋斗的张鸣——还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即将被这些正直的前辈改变。

　　座谈会从8月4日开始，集中讨论了当时教育工作中的几个焦点。查全性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两个估计”的定性。

　　邓小平以他的勇气和远见改变了历史。他的话被录入档案：“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如果你经历过那个“火红”而封闭的时代，就会知道，下这种定论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毛泽东之前定的调子完全不同。“座谈会上还有人提到大学的教育质量：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8个月就上清华了。小平同志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不能叫大学’。”查全性说。

　　座谈会第三天，查全性决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把意见写在了一张稿纸上。“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查全性措辞激烈，“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接着，查全性又提出具体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直辖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表示支持。

　　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刘西尧也肯定了这一点：“还来得及！”　

　　一个历史决议就这样初步决定了，小平同志最终拍板：当年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9月25日，高校招生会重新召开。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参与了这次激烈博弈的会议。“参会人员的认识差别很大，大学里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支持恢复高考，还有一些人坚持‘文革’时推荐上大学的那一套。”他说。

　　“由于分歧比较大，这次招生会从北京饭店开始，再到前门饭店，最后在友谊宾馆。”刘西尧说，“开会的时候还是夏天，北京正热；散会时已是初秋，有些外地的同志不得不让家里寄衣服来。”

　　“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然1977年的招生会上大部分与会代表心里都不支持，但没人敢站出来破冰。经过长达半个月的争论，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通过教育部报给了分管科教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小平同志看了之后，找教育部谈过一次话。他对这个文件很不满意。”杨学为回忆说，当时小平的话很严厉。

　　开明的邓小平，最不满“政审条件”。作为文件起草小组负责人，杨学为曾对此左右为难：“我也觉得‘文革’期间那套是要改的，但又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所以对政治条件写得很详细，包括鸡毛蒜皮的事。”　

　　杨学为回忆，邓小平看了文件之后连说：“繁琐，繁琐，繁琐！”随后大笔一挥，把政审条件全部抹掉，然后亲自起草了一段。只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等；二、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

　　在邓小平指示下起草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完全否定了“文革”中的极“左”路线，应届毕业生不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考大学。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上大学要通过考试，不是群众推荐。”杨学为说，“所谓群众推荐说穿了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

　　1977年10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这份报告，一周后，国务院批准并下发了文件。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文稿，全国媒体同时报道了这条新闻。

　　远在东北的张鸣、王毅，以及南京工厂里的叶兆言，以及全国570万考生，同时看到了这条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消息。“当时，我好像是在猪圈里。”张鸣说。

　　这一年冬天，张鸣、叶兆言及王毅等人，涌向了关闭11年的高考考场。1977年，全国没有统一的大纲和统一的教材，所以这一年没有实行全国统考，而是各省分别命题。“10年没组织考试了，出题的人在什么地方，谁会组织考试，考场怎么组织都不熟悉了，印卷纸在什么地方、够不够也不知道。”杨学为说。因为不是全国统考，所以各省考试时间也不一样，大部分在12月。上天垂青积极寻求出路的中国，一切顺利过关。

　　30年后，1977级大学生——李克强、周强、蔡武、夏勇等人身居要位；陈平原、朱学勤、张鸣、朱苏力等人成为学界领袖；屠光绍、易纲、李东生、孟晓苏等人在经济界“呼风唤雨”；张艺谋、梁左、罗中立等人则成了文艺界大腕。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