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充满好奇，女士热爱话剧，男人们无酒不欢……这都是俄罗斯独有的标签。
在去俄罗斯之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高级编辑刘爱民忧心忡忡。和许多国人一样，他对俄罗斯的印象也停留在十年前：经济困难，社会停滞，官僚作风横行，办事拖拉，老年人排队领养老金……他担心：如果采访申请俄方一直批不下来，这可怎么办？
令刘爱民意外的是，俄罗斯政府效率颇高，摄制组一路绿灯，还采访到了梅德韦杰夫。
然而，街拍时，刘爱民却遇到麻烦，两位警察禁止摄像，在检查了许可文件后，没拿到贿赂的他们竟悻悻地问：你们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批准，也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准，但得到这条街警察局的批准了吗？
今天，俄罗斯公民可以方便地出入克里姆林宫，向总统提意见，可他们却不得不向警察行贿。一次，摄制组的车队在繁华的大街上行驶，警察突然拦住其中一辆，司机是当地人，又赔笑又鞠躬，折腾了10多分钟，原来，警察看车身上有节目组招贴，想满足一下好奇心。
对滥用权力的行为，俄罗斯人敢怒不敢言，梅德韦杰夫多次表示，司法腐败正撕裂着整个民族，可他无可奈何。
这，就是真实的俄罗斯，它昂首走向明天，却带着昨日的痕迹。
在完成10集电视片后，刘爱民锱铢积累，终于写完了《拥抱俄罗斯》，用刘爱民的话说：在中国的改革之路上，应始终与外部坐标相参照，而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坐标。
我们不了解俄罗斯
北京晨报：近看俄罗斯，印象如何？
刘爱民：在去之前，我对俄罗斯的感觉和大家差不多，但那都是10年前的情况了，今天俄罗斯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正在艰难转型中，正从极权走向宪政，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今天俄罗斯社会的戾气也很重，充满各种各样的指责之声。
北京晨报：对俄罗斯，我们的看法似乎很纠结。
刘爱民：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只夸大了它好的一面，在莫斯科，有许多中国老龄旅游者，他们一下车就高呼“红场，我来了”、“克里姆林宫，我来了”，他们经历过当年的中苏友好，有俄罗斯情结。而苏东剧变后，我们又片面关注了它困难的一面。
北京晨报：那么，您觉得俄罗斯好还是不好？
刘爱民：俄罗斯民族性很复杂，充满矛盾，让人既爱又恨。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伤害，可它当年也曾无私地帮助新中国建立了工业体系。正如俄罗斯一位作家所说，这个民族既目光远大又视野短浅，既胸怀宽广又斤斤计较，很难一言以蔽之。
中国货口碑差
北京晨报：今天俄罗斯人怎么看中国人？
刘爱民：应该说，今天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评价正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期，因为中国商品口碑太差。中苏交恶时，普通老百姓对中国有好感，因为此前苏联大量进口中国茶叶、桌布等，都是质量最好的东西，可今天充斥俄罗斯市场的中国商品多是走私货，一些中国“倒爷”和当地奸商勾结，欺骗顾客，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所以俄罗斯政府严厉整肃小商品市场。可中国商品便宜，老百姓又不能不用，在普通俄罗斯人家庭中，一半以上的日用品来自中国，他们一边用一边骂。这个教训很深，由于不重视质量，现在中高端市场基本被日韩商品所占领，我们只能靠价格竞争。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此有所认识，正有意识地在调整出口结构。
羡慕中国老人
北京晨报：一边骂一边用，是因为俄罗斯人收入低吗？
刘爱民：以莫斯科为例，人均工资比北京高一倍，可肉、蔬菜等价格是北京的2至3倍，房价也是北京的2至3倍，从实际生活水平来说，确实不如北京。相比之下，他们奶制品比较便宜。俄罗斯贫富差距严重，年轻人机会多，老人很困难，莫斯科私人拥有住房的比例不高于10%，绝大多数人住公房，要承担很高的房租、取暖等费用，老人月退休金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元，交了这些钱就剩不下什么了，俄罗斯人很重视尊严，不乞讨，老人们穿得很体面，但不得不靠街头摆摊来贴补家用，这个月要担心下个月怎么办。看中国老人在社区跳舞、扭秧歌，甚至还能出去旅游，他们确实感到很羡慕。
热爱艺术的民族
北京晨报：俄罗斯人热爱艺术，给人印象深刻。
刘爱民：是，俄罗斯重视教育，整体文化素质高，他们有尊重艺术的传统，喜欢给艺术家、作家立雕像，即使政见不合，一般也就是轰到国外了事。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拥有200多家话剧院，20到30元人民币的门票可以看到顶级的演出。在圣彼得堡，我们还遇到过一次10小时的实验话剧演出，导演说，就是要通过这么长的时间，让观众体会与话剧一起生存的感受。俄罗斯人平均每周看一次话剧，多的能看2至3次，而且都是盛装出席，冬天女士要带两双鞋，因为从雪地走过来，进剧场要换鞋。从沙俄时代起，剧场就是社交场所，中间休息两三次，时间很长，这个传统和我们太不一样了，我和在北京的俄罗斯人聊天，他们说最不习惯的就是看不到话剧。
喝酒都是一口闷
北京晨报：为什么这么优雅的民族，有时却又那样粗鲁？
刘爱民：俄罗斯民族性格充满矛盾，此外喝酒太多，俄罗斯人说他们有一个上帝，有一个恶魔，上帝是伏特加，恶魔也是伏特加。俄罗斯人喝酒让人难以想象，在地铁里三个上班族，衣冠楚楚，谁也不认识谁，突然彼此问想喝酒吗？于是三人下车，AA制买一瓶伏特加，每人公文包里都装着量杯，一瓶正好分三杯，彼此说祝你健康，一口干掉，然后接着赶路。俄罗斯男人平均寿命不到60岁，给国家带来隐患，苏联时期俄罗斯2亿人，现在只有1.2亿，普京曾担忧地说，长此以往，俄罗斯将成为少数民族。
北京晨报：为什么控制不住？
刘爱民：俄罗斯许多领导人都尝试过，最厉害时关闭酒厂，结果私酿成风，很多人去喝工业酒精。现在俄罗斯严禁卖酒给青少年，可每年6月红帆节，中学生毕业狂欢，每人手里一个酒瓶子，简直是对俄罗斯法律莫大的嘲讽。俄罗斯人喝酒就是喝酒，也不吃菜，用他们的话说，要的就是酒到胃里的撞击力。
为何没能清除腐败
北京晨报：今天俄罗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可为什么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刘爱民：俄罗斯正在转型中，这个转型很痛苦，20年了，现在刚刚过上一点好日子，离真正目标还很遥远，俄罗斯选择剧烈变革，与民族性格有关，俄罗斯人做事比较极端和鲁莽，喜欢一步到位，历史上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推进改革，导致剧烈震荡。从形式上看，俄罗斯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中央政府效率大大提高，总统和人民的距离缩短了，但分权后，总统面对司法腐败无可奈何，但毕竟体制理顺了，一些问题会逐步改善，从长期看，俄罗斯充满希望。
北京晨报：如果评估一下的话，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变革，两者孰优孰劣？
刘爱民：目前很难说，自下而上是先易后难，初期推动快，但到一定程度可能遇到瓶颈。而自上而下是先难后易，先一锤子打破瓶颈，慢慢再打扫，今后可能会容易一些。俄罗斯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教育、科研水平高，从北京飞莫斯科，就像在绿色的海洋上飞行，下面全是茂密的植被，今天俄罗斯生活水准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对于它的未来，我想会越来越好。
生孩子是个大麻烦
北京晨报：您刚才说俄罗斯人口只剩1.2亿了，怎么滑坡这么多？
刘爱民：与酗酒、社会动荡等相关，男人平均寿命短，女性比男性多了2千多万，政府对此很重视，制定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效果不明显，俄罗斯有个叫“纳什”的青年组织，特别支持普京，他们提出“为祖国而做爱”的口号，组织青年人到郊外集体野合，目的就是多生孩子，这体现出俄罗斯对人口问题的极端焦虑。这对中国也有警示作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么多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但随着逐渐老龄化，将来也要及时警惕人口数量下滑的风险，因为一旦下滑了，再想控制局面、鼓励多生就非常难。
北京晨报：从您的书中看，俄罗斯也出现了“光头党”等组织，这对中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爱民：中俄历史上有恩怨，但共同点多于分歧，毕竟两者诉求不一样，俄罗斯的利益主要在欧洲，因为它始终有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国雄心，而中国的利益主要在亚洲，我们更关注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两者没有冲突，中俄两国，一个面积最大，一个人口最多，合作对彼此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