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说到底，自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的中日对抗直到今天仍在继续！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说到底，中国人自1895年《马关条约》以来的民族耻辱直到今天仍未雪洗！

　　很多人以为中日之间的历史旧账可以抛开，可以轻易开创一个中日友好的新时代，可以轻易开始一种两国关系的“新思维”，以为历史问题可以在“向前看”的发展中逐步解决。其实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这种“以为”都或多或少带有假像的成分在里面，作为维护友好关系的外交辞令但说无妨，作为战争间歇的权宜之计但用无妨，作为搁置非重点问题集中精力于重点问题的临时策略但行无妨，而作为内定的长期国策未免太一厢情愿。因为中日关系之不同于其他双边关系的最要害的一点是：在东亚地区这个狭小舞台上不大可能双雄并立，作为文明种属之一的东方文明不大可能有两个代表。日本的崛起必然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同样，中国的崛起也必须以牺牲日本为代价！

　　在大国兴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两大相邻的强权长期和平共处的先例，英法之间、法德之间、德俄之间、英德之间、俄美之间……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两个势力范围相邻的强国之间的关系中，都有一条战争主线。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当意识形态的冲突淡化、政治冲突被有意回避并让位于经济之间的和平竞争后，战争的危险会大大降低。观点的对错姑且不论，至少人们不可无视这样的历史现实：自大英帝国崛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两百多年绵延不绝的战争，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所驱动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所导致的。一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形成了国际性资本中心，并产生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的需求时，该国的资本中心与其他全球性资本中心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可以不将国内的剥削关系转移到海外市场而成功地维持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海外剥削不同于国内剥削，在丛林规则主导的国际社会，这种剥削关系只能通过强权实现的，不是靠和平共处就可以顺利建立起来的。

　　在美国学者所着的《美国军事史》中，作者写道：“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先发制人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就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崛起，曾经支配了其他经济强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将无可避免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其支配作用，只要资本、生产、市场这几个基本的经济力量仍一如既往，就无法想象中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可以不发生因无法“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而导致的内外危机。在当前阶段，中国政府试图依靠政治体制的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中的和平主义来避免这个年轻的、朝气蓬勃的、一往无前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制造大的危机，能否实现这一点谁也不知道，能否让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日本这样的近邻宿敌不“先发制人”地采取单方面或联合的遏制行动，也不是一个缺乏历史先例支援的“和平崛起”之说所能左右的了的。

　　在19世纪后半叶日本帝国崛起时，并没有“和平崛起”这种幌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被打出来的，中国和日本的对立格局也是被打出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蜕变成为帝国并以征服中国和亚洲作为崛起成为世界列强的战略阶段这个历史路径，说到底也都是打出来的。所以，日本人完全明白日本国今天的强国地位是怎么得来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取得了朝鲜半岛和台湾两大殖民地，其一次性战争赔款高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的国家预算。日本人根本无法想象不靠牺牲中国为代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所以，日本人也无法想象今日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如何实现。

　　打一个比方，一开始是甲乙两个病人，后来病人乙靠趁火打劫吸了病人甲的血恢复了健康并成了一个强者，现在甲靠自己的努力恢复了元气，有一天甲对乙说：我不仅要恢复健康而且终有一天要成为一个新的强者。

　　甲只是说他要成为一个强者，并没有说他要靠吸乙的血来成为强者，但深知自己是靠吸甲的血才成为强者而且坚信只有靠吸血才能强壮的乙，难道会对甲的这句话无动于衷吗？

　　中国人明白，二战的战败在日本人的内心里只是一个挫折而不是失败，只是承认败给了美国而并不承认败给了中国。日本因为承认败给了美国而不得不服从1943 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并将日本所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土地归还中国，日本因为不承认败给了中国所以趁美国租借冲绳县之机将钓鱼岛保留为甲午战争那场辉煌胜利的最后记忆。钓鱼岛的象徵性就在这里，只要钓鱼岛还在日本手里，日本自甲午战争开始的全面征服中国的大业就仍然象徵性地继续着，日本只承认败给美国而不承认败给中国的姿态也就仍然象徵性地保持着。

　　当前，在日美等国的主流舆论中，普遍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对钓鱼岛的兴趣说成是自1980年代在附近海域发现了石油蕴藏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了对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之后才产生出来的纯经济利益。这种舆论铺垫甚至可以视为是日美在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个问题上“妖魔化”中方的一步狠棋，日方舆论公开质问中方为什么不同意把这个争端拿到海牙国际法庭上去解决？此问的确有效，就如同将一个人的心头创伤硬说成是一块皮肤病！

　　只有中国人明白钓鱼岛之失意味着什么，只有日本人明白钓鱼岛之窃象征着什么。中国的崛起绕不过中日对决这个大关口，中日对决绕不过钓鱼岛这块小石头。国际法框架和一般的争端解决框架在这个问题上作用不大，它的内涵太深，它的承载太重，它是一个重于泰山的民族大业。

　　保钓！保钓！邓小平先生曾将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更聪明”的下一代，21世纪的下一代是否够聪明虽然重要，下一代必须更坚定、更无畏、更有血气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