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旅游的郭冰峰在上海滩遭遇收容，后被三家收容遣送站当作精神病人，“冒名顶替”别人的名字辗转遣送，且在遣送过程中神秘失踪，至今生死不明。之后，郭冰峰的父母散尽家财、举债寻子无果后，一纸诉状把三家收容遣送站告上法庭。

爱子前往上海旅游被意外收容

　　郭福贵夫妇永远不会忘记2002年3月14日这个日子，因为在那天，儿子郭冰峰的笑容最后一次留在他们的目光中，至今，再也没有出现。

曾经幸福的郭富贵父子

　　那天一大早，26岁的郭冰峰带着1500元钱和自己的身份证，告别了父母，走出了山西省晋城市建设东巷125号自己的家门，一个人去了上海。走之前他和郭福贵夫妇说是去见见世面、旅游，玩几天就回来。哪知道，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返回。

　　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上午9时，已经上班的郭福贵突然接到了儿子的电话，里边传出了儿子郭冰峰焦急而又沙哑的声音：“爸，你赶快来上海！我在上海火车站等你。你快点儿啊……”没等郭福贵回话，电话就挂断了。郭福贵握着话筒呆了一阵，觉得儿子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他回家里拿了点儿钱，就立即乘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3月16日一大早，郭福贵就到达了上海火车站。下了火车还没出站，他就在匆匆往来的人群中寻找儿子的身影。之后，又跑遍了上海火车西站、南站，仔细寻找了每一个角落，都没能见到儿子。

　　18日下午，郭福贵漫无目的地来到了上海蒙自路，看到原上海市收容遣送站往火车站遣送被收容人员。从不知道收容遣送是怎么一回事儿的郭福贵问一位老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犯法了？”那位老人对他说：“他们没有身份证、暂住证什么的，属于‘三无人员’，被收容了，要送他们回家……”

　　郭福贵当时想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身份证呢，就没往心里去，但是接下来他继续寻找了两天后，22日一大早就抱着试试看的目的，来到原上海市收容遣送站，询问郭冰峰是不是真的被他们给收容了。排了半天队之后，他向询问处的小窗口里递上了一张纸，上边写着儿子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不大一会儿，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郭福贵，你儿子郭冰峰昨天被送往河南商丘遣送站了，你赶快到那里去领人吧……”

　　终于获悉了儿子的准确消息，郭福贵喜出望外，立即动身赶往河南商丘。

被当成精神病人遣送不知下落

　　3月23日早上8点，心急如焚的郭福贵在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后更名为商丘市救助管理站）见到了该站站长，并提供了自己的相关证件，要求接走儿子郭冰峰。站长差人查询了郭冰峰的留档资料后告诉郭福贵：“有这么一个人，但我们不小心把他和陕西渭南的精神病人‘王学宏’的地址、姓名搞错了，你儿子已经被当成‘王学宏’遣送到三门峡了。你赶快到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找你儿子吧。”

　　站长还告诉郭福贵，郭冰峰从上海遣送到他们那儿时，头部有明显的伤痕，还有血痂。他手里拿着一块断了表带的手表，身上有200元钱。手表和钱交给了三门峡收容遣送站的工作人员。

　　郭福贵一听这话，脑袋“嗡”地大了。他觉得儿子既然被当成了精神病人，一定没少受罪。站长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给郭福贵出具了一个便函，上边写道：三门峡遣送站：22号我站遣送贵站一名精神病人王学宏，实际姓名叫郭冰峰（山西晋城人）。现他父亲郭福贵前往贵站查找，请给办理领人手续。

　　郭福贵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了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出具的那封便函上，当天下午，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三门峡。好容易找到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之后，却被告知：“你儿子在被遣送到这里的当天中午12点多，就按照‘王学宏’的地址，被送往陕西渭南遣送站了，你到那里去看看吧。”

　　郭福贵就这么风风火火地又赶到陕西渭南市收容遣送站，该站的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资料后却告诉他：“三门峡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往这儿送过人！”

　　郭福贵一听这话，当即惊呆了。几天来他一直提着的精神一下子蔫了，坐在渭南市收容遣送站的椅子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头上一个劲儿地冒虚汗。

　　至此，有关郭冰峰的线索断掉了，他似乎从这个世界上神秘地“蒸发”了！

收容遣送站是如何将人丢失的

　　2002年3月24日，郭福贵没顾得上歇息，就于当天下午返回了三门峡市。

　　在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他终于见到了当时负责遣送“王学宏”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知他：“送你儿子去渭南时，在半道上就放他走了。具体地点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高速公路上……要过高速公路，还得交七八十块钱的过路费，就放了他，让他自己回家了……”

　　出了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郭富贵立即给晋城家里打了个电话，让亲戚、朋友开车连夜赶到三门峡，顺着该市通往西安、途径渭南的高速公路以及310国道寻找儿子，从24日夜到25日上午，亲戚们顺着并行的两条高速公路找了两个来回，也没见到郭冰峰的影子。

　　3月25日，连续奔波了十来天已疲惫之极的郭福贵在前来协助他寻找儿子的亲戚朋友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郭福贵要求三门峡遣送站派车、派人协助他们找人，该站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派原先遣送郭冰峰的那名工作人员和另一人配合他们。

　　郭福贵回忆，在路上，他再一次问原先遣送郭冰峰的那名工作人员，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放走郭冰峰的，这次又被告知，郭冰峰是在距离陕西省渭南市遣送站五六十米远的地方下车的。

　　3月27日，不但在渭南市报了警，而且又找遍了渭南市的大街小巷、仍没有任何结果的郭福贵，忍不住再一次打电话到三门峡站追问儿子的下落。哪知道，该站一名工作人员又“指点”他说，郭冰峰是在渭南高速公路路口下的车！

　　三次询问，三个下车地点，郭福贵一头雾水。仍然抱着希望的他再次去了渭南市收容遣送站。该站的工作人员听他讲了三门峡站放走郭冰峰的地点后，对他说：“三门峡站不可能让郭冰峰在离我们站五六十米远的地方下车，更不可能因为怕交过路费而中途放人。因为他们每次来送人，都是开的专车，而且也不走路关（即收费站）…”

已改名为救助管理站的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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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郭福贵接到了三门峡收容遣送站站长打来的一个电话。站长在电话里告诉他，不要再在渭南寻找郭冰峰了，到三门峡和渭南之间的灵宝市大王镇和函谷关镇一带找找吧，郭冰峰是在那一带下的车。

　　之后，当郭福贵再次当面追问起了儿子的下车地点时，站长肯定地说：“就在函谷关高速公路路口。”郭福贵追问道：“你们怎么不继续遣送了？”这次站长的解释和原先遣送郭冰峰的那名工作人员的说法如出一辙：“是为了节省七八十块钱的过路费。”

　　4月2日，按照站长的指点，郭福贵赶赴灵宝市大王镇和函谷关镇一带寻找儿子，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张贴的寻人启事，那个寻人启事上写的是“王学宏”的名字，并注明是“山西晋城人，精神病患者”，留下的联系电话是该站电话和郭福贵家里的电话。

　　看到儿子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郭福贵心里无端地冒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寻子路上老父尝尽人间苦难

　　一直坚信儿子还活着的郭福贵夫妇，依然不停地寻找着儿子。

　　两年多来，郭福贵的足迹遍及豫、陕、晋交界地带的渭南、华县、潼关、灵宝、义马、陕县、平陆、夏县等市、县，把三门峡至渭南一带的中条山、崤山、华山的沟沟坎坎、山山水水走了一遍又一遍，仅遣送站最后告诉他的儿子的“下车地点”河南省灵宝市，他就跑了10多个乡镇、100多个自然村。

　　儿子究竟被遣送到哪里去了？难道真的就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失望了无数次的郭福贵，又将寻找范围扩大到了西安、咸阳、郑州、洛阳等地，每到一处，郭福贵都要先到当地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去打探儿子的下落，找当地媒体刊登寻人启事，到处留下自家的联系电话，他甚至把寻找儿子的途径延伸到了网络上……

　　奔走的地方多了，郭福贵夫妇也令人心酸地遭遇了许多不幸。他被偷过，被抢过，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受到过各种各样的非难。

　　为寻找儿子，年逾半百的郭福贵黑发变成了白发，欠下了5万多元的外债。而每到一个节日，李梅玲便会在饭桌上给儿子盛上一碗饭，放上一双筷子。

“索子诉讼”一波三折为哪般

　　其实，早在2002年的6月份，四处奔波了两三个月、多次找到收容遣送部门交涉的郭福贵，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擎起法律之剑，为儿子、也为他们一家人讨个公道。

　　他说一开始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三门峡收容遣送站那里，但后来终于绝望了。于是，2002年7月2日，郭福贵聘请了律师，向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把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履行遣送职责，将郭冰峰送回原籍或由原告领走。同时要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他因找儿子造成的损失54329.90元。之后，一审法院追加上海市收容遣送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由于本案案情离奇，涉案各方关系复杂，一开始，法院认为郭福贵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于2003年1月8日下达了行政裁定书，驳回了郭福贵的诉讼请求。

　　郭福贵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因此，接到裁定书的次日，郭福贵即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三门峡市中院当即立案。同时，郭福贵还向国家民政部、河南及山西有关部门反映了儿子的遭遇。

　　2003年6月12日，郭福贵找到了山西省晋城市人大常委会，接待他的晋城市人大的一位同志看了他带来的材料后，随即代表晋城市人大向三门峡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寄发了一封公函，希望对方关注、监督郭福贵一案。

　　2003年7月10日，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郭福贵之子郭冰峰下落不明是商丘市遣送站和三门峡市遣送站在遣送过程中造成的，其与上海市遣送站共同遣送郭冰峰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给郭冰峰的父亲郭福贵造成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害，郭福贵与该具体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本案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认为郭福贵有权要求赔偿。据此，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此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分别批转、致函有关部门，要求督办此案。

法院确认三收容遣送站行为违法

　　2003年9月17日，郭富贵状告商丘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遣送站不履行职责的行政诉讼案在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开庭。三家收容遣送站的法人代表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分别委托代理人出庭为自己辩护。

　　法庭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八条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遣送，要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到对口的收容遣送站。依照民政部民事函（1993）55号《关于重新确定全国对口收容遣送站的通知》之规定，被告原商丘收容遣送站、三门峡收容遣送站均为河南省负责跨省接收和遣送任务的对口收容遣送站，而非中转遣送站。原上海遣送站将郭冰峰收容后，理应将郭冰峰遣送至山西省的对口收容遣送站，将郭冰峰交由商丘遣送站接收，属于未履行遣送职责。

　　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本来无接收郭冰峰的职责，但其既然接收了，就应该履行将郭冰峰送至山西的责任，然而其却将郭冰峰又交到三门峡，且还将郭冰峰当成陕西的王学宏，是造成郭冰峰被无端遣送往陕西的根本原因，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

　　错上加错，在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将郭冰峰错当为陕西的王学宏送到三门峡时，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同样有将郭冰峰送回陕西的对口收容遣送站的职责，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却将郭冰峰在遣送过程中，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出口处丢弃，直接造成郭冰峰下落不明的后果，同样应担负郭冰峰失踪的主要责任。

　　之后，湖滨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限被告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于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将原告之子郭冰峰遣送回原籍或交由原告领走。确认上海市遣送站（2003年7月更名为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将郭冰峰交由商丘遣送站接收的行为违法。

　　宣判后，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以及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尚需四年之后

翻看儿子的获奖证书成了郭福贵夫妇惟一的精神寄托

　　2004年3月，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了被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判令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将郭冰峰送回原籍或者让郭富贵领走。

　　然而，终审判决并没有给郭福贵一家带来多少慰藉。因为从2002年3月至今，他对能够再次见到儿子的希望，已经随着两年多的奔波，越来越渺茫了……

　　“法院判我官司赢了，可是我能不能‘赢’回我的儿子？如果真能把儿子交给我领走，我豁上老命折腾了两年了，恐怕早就把儿子领走了。所以说，我对这个判决能不能找回我的儿子，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我打官司的目的是早些找回我的儿子，儿子回不来，官司输也好、赢也好，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郭福贵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丝毫看不出赢了官司后的欣慰和喜悦。

　　郭福贵说：“我们告了两年，到现在算是有个结果了。但是这不是谁欠了谁钱，谁欠了谁啥东西，是欠我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一个大活人。这场官司打完了，他们如果交不出我的孩子，我还要告下去，在案件审理期间，我又向湖滨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因为行政赔偿的审理要以这个案件的审结为前提，所以行政赔偿诉讼被中止审理。本案终审结案之后，被告若不能按判决确定的时间将我儿子找到遣送回原籍或交由我领走，则还有一场行政赔偿诉讼正等着我们。”

　　《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也就是说，郭家提起赔偿诉讼，要等到4年后有关部门宣布郭冰峰死亡之后。

　　2004年12月21日上午，郭富贵夫妇再次赶到三门峡市，与湖滨区法院的几名执行人员冒雪赶赴渑池县、义马市寻找郭冰峰。据随同郭富贵前去找人的执行人员说，是他们之前接到渑池县一家法律事物所工作人员的电话，反映最近在渑池县城的大街上见到过一个面部较脏、操山西口音的男子，体貌特征等各方面与丢失的郭冰峰极为相像，于是马上通知了郭富贵。

　　当日下午，与郭富贵夫妇同行的法院执行人员返回三门峡市区。据他们介绍，由于一时在渑池、义马没有找到那个操山西口音的男子，他们先行返回，而郭富贵夫妇则留下继续寻找，就在从渑池县返回的途中，在将出县城的街道上，他们见到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随即下车上前询问，该人不予答话，由于仅从外貌无法辨认，他们拿起乞丐的手把其手上的黑灰搓掉，看是否如郭富贵夫妇所说的郭冰峰手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结果与所说不符。

　　随后的12月27日下午，笔者又问执行人员相关情况，他们说还未接到郭富贵夫妇反馈的任何消息，郭富贵夫妇铁了心要将渑池县及其附近的地方找个遍，老两口此次对找到儿子重又点燃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