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发展，最近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自然不是探求拉美成功发展的经验，相反，是想了解新自由主义试验在拉美的失败给我们带来的教训。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完成的。拉美也有过很多探索。其实，我们所熟知的中心-外围理论、依附理论，等等，都是拉美当初在争取自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当时南北关系的一种理解。这些理论被概括为发展主义者的主张，强调独立发展，反对外资，反对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不过，后来的拉美更倾向于一种外向型的自由化的发展。这中间经历了种种变化和曲折。拉美道路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任何单因素的解释恐怕都是苍白的。这里，只想从一个为人所忽视的方面着手，看看那些在国外受教育的“海归” 在拉美发展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今天的中国或有借鉴。这算不上严肃的学术研究，充其量算是有感而发吧。

　　对后发国家而言，要发展自然要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照一般的规律，是先请外来的和尚来念经，然后再派自己人去取经。换句话说，先是请来外国的专家顾问（有的是不请自来），然后是重用海归。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派顾问的历史由来已久。先不说那些传教士或传道士，即便是很名副其实的经济顾问，20世纪初也就有了。当时，一位名叫克姆勒（Edwin Kemmerer）的美国经济学家就越过热带河流，翻过安第斯山脉，将金本位制和中央银行的理念带给了拉美国家（据说这位克姆勒顾问还到过中国）。自克姆勒起，由发达国家来的经济专家就开始不断地成为第三世界政府的顾问。其中美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从芝加哥的加里?贝克尔到麻省理工学院的鲁迪?多恩布什以及当时还在哈佛的杰弗瑞?萨克斯（现在哥伦比亚大学）。谈到萨克斯，几乎无人不晓。这恐怕是因为他做过俄罗斯的顾问，推行过休克疗法，并且真的把俄罗斯折腾得差点休克过去。

　　这些经济方面的顾问专家，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他们有来自著名大学，也有来自国际组织如IMF、世界银行的；他们看起来属于不同的流派或集团，但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的时候，几乎开的是同一个药方，即所谓新的全球共识（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共识）：撤销贸易壁垒，放松市场规制，国有企业民营化，控制通货膨胀。唯其如此，经济才会增长直至繁荣。因此，人们也把这些专家顾问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传道士。

　　外国专家的意见具体到不同的国家未必都是“真经”，但听一听无妨，有时是“仅供参考”。这些外国专家毕竟还只是顾问的角色，是在幕后的。发展中国家请外来和尚来念完经之后，开始派人到发达国家去取经，于是，那些在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接受过正规培训，甚至是拿了洋博士的海归登上经济舞台。比起幕后的外国顾问来，走到台前的海归所起的作用是更加实际也更有影响力了。

　　在重用海归方面，拉美国家可谓典范。

　　比如智利，1970年代是一帮“芝加哥弟子”掌控，现在是由智利送到国外培养的、更为多样化的经济学家所替代。不过，他们也仍然是走原来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海归经济学家把持政府，在墨西哥更为明显。那些身居政府经济部门要职的官员，通常是持有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证书，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归。他们了解自由市场是如何在智利运转的，出口导向是如何在韩国成功的，通货膨胀是如何在以色列被控制的。一时间，他们成了时代的宠儿。到1980 年代中期，许多拉美经济学家放弃了五六十年代的陈旧观点，转向所谓华盛顿共识，即宏观稳定化、微观自由化。

　　1985年，墨西哥总统开始将上述信念变成现实，实行了相当彻底的自由化改革。其中最大的变化也许是，在选择接班人时，没有像往常那样选择革命制度党的主席而是选择了新兴改革阶层的领导：计划和预算部长卡洛斯?萨利纳斯。此人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周围还有一群主要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训练的经济学家。

　　1993年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描述墨西哥“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学文化的政府。

　　墨西哥搞了一场技术官僚革命。央行、开发行，财政部的中高层清一色地是拿国外文凭的经济学家，到最近，连墨西哥总统都是耶鲁的博士”。

　　在今天的墨西哥，再去请教外国顾问似乎是多余的了，因为那些当地出生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海归经济学家，不仅仅是常青藤学校中的一员，并且所开列的药方也与那些外国专家如出一辙，并且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能够把那些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获得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变成现实，因为他们身居高位，具备经济决策的能力。

　　1970年代的阿根廷也是由一些类似的、但名气要小一些的接受国外教育的技术官僚来治理。1989年，在选举中获胜的卡罗斯?梅内姆总统，任命多明戈?卡瓦罗为财政部长。卡瓦罗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与他的团队“卡瓦罗弟子”提出了一个比墨西哥还要彻底的改革方案。一方面是打开面向世界的大门，推行自由化，迅速出售国有部门；另一方面是进行货币改革，建立了货币局制度。

　　正是由于拉美在发展过程中对大量海归经济学家的重用，1992年的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指出，拉美自由化改革是由新一代的领袖推进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美国的哈佛、芝加哥以及斯坦福接受过教育，归国后成为商界与政界的巨头，并推广了新的市场理念。

　　这些经济学家替代了拉美战后的发展主义者（这些人是主张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及保护国内产业），采用一种新的亲市场的发展模式，这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主张完全一致。

　　拉美最初的改革是令人鼓舞的。1990 年代，经过改革的拉丁美洲再次成为国际资本的钟情之地。大量资金流入，国际媒体开始谈论“新拉丁美洲”。不过很快，1995年爆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拉美的发展道路引起广泛的质疑。尽管不可否认，拉美的自由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通货膨胀压下去了，拉美大的银行在国际上排名已经很不错。但问题是，在快速推行私有化的进程中，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协调做得很不够，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另外，拉美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方面也做得很糟糕，这是导致金融危机不断出现的重要原因。

　　总结起来，拉美在道路选择上，基本上是海归派占了上风。这些在西方受正统教育的洋博士，接受了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并把它付诸实施。此外，拉美改革之初所处的艰难处境（比如恶性通货膨）也促使海归派们以及普通百姓在道路选择上更加坚决和彻底。

　　工业革命以后，一些国家发展起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野开始出现。这种发展程度的落差，就后发国家而言，是要借鉴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正如前述）；而就发达国家而言，则为其全方位的输出创造了条件。这种输出先是商品、资金、技术，这是“器”的层面，然后是输出制度、文化、思想，上升为“道”的层面。发达国家输出经济顾问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传“道”方式。海归的作用是双重的，既可以为“器”，也可以为“道”。

　　为什么要重用海归，或者更加学术一点，所谓海归“合法化”的问题，可以举出很多理由。这里只试举几条。

　　其一，海归是一种主观愿望造成的。送他们出国留学，就是希望他们能取得真经，回国效力。从这一点来讲，海归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其二，随着一国的对外开放，需要与国外进行种种交流，这一点海归有优势。无论是语言，还是在了解西方文化、制度背景方面，均有优势。海归是一种国际化人才。

　　其三，随着一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无论在“器”的层面上还是“道”的层面上，对海归的需求都是有增无减。“器”的层面上，需要对发达国家科技的了解，比如如何使用国外进口的高精尖的机器设备，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等，这是纯粹的科技方面。此外，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引进科技，还意味着引进市场经济的理念，比如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复杂的证券市场、银行系统如何运作等，这些在操作层面上是“器”，但在指导理念上，则又属于“道”，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符合上述分析的。我们先是着力培养大批自然科学领域的留学生，强调懂技术，后来是选派大量社会科学领域的留学生，强调懂制度运作。比如一开始在中科院系统，我们看到很多海归，中关村有很多海归，现在，在一些重要的政府经济部门，如商务部、央行、证监会也都有不少海归。这是一种趋势。

　　可以说，海归是因为他们有一技之长，即在某些工作领域最为训练有素，因此在该岗位上倍受垂青，从而获得合法性。海归所具备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曾几何时，中国在“里通外国”的说法盛行的时候，海归就不但不具备合法性，相反是一种非法性。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要开放，要和外部世界展开对话，就需要海归充当桥梁的角色。海归就有了合法性。随着国家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时候，海归的合法性就变得更为突出了。

　　比较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中国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或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完全听从外国专家的意见，海归派也从来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主导重大经济决策）。尽管海归在中国改革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很难说中国的市场化道路选择与海归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比较起来，拉美的海归事实上是在“道”的层面上起作用的，即以海归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到拉美的发展道路；中国对海归的重视，更大程度上是体现在 “器”的层面上。福兮祸兮？应该由时间来检验。

　　随着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金融改革的推进，海归的优势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尽管有人说，现在“海归”变“海待”（指海归回国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处于待业状态），似乎海归不吃香了。因为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海归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类似于《围城》中获得克莱敦大学学位的也不乏其人。但总体来说，中国未来发展所需人才仍然十分缺乏。就这一点而言，海归仍然十分重要。比如我们看到的，高校对海归求贤若渴，一些国际化或者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对海归需求大，甚至，一些政府机关也把目光投向海归。只是，有些部门需求海归，更像是将其作为一个招牌，以期提高该部门的合法性地位。

　　当我们在强调海归的时候，其实是贴上一个标签，形成一种分野。这种分野是要打破的。以发展的眼光看，海归也好，国内培养的人才也好，二者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从而，这种分野甚至是斗争（所谓海归与土鳖之争）就会减少。当我们不是拿海归或土鳖之类的眼光来审视的时候，才能摆脱关于人才的种种偏见。海归标签是发展阶段的产物，在发达国家，并没有海归与土鳖之分。

　　当我们不再以有色眼镜审视他们，不再看他们有没有海归的标签而只关注他们的实力的时候，海归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到海外学习也不再是一项工程或运动，而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一种个人行为。这时，海归的标签就自动消失了。

　　就未来而言，借用爱默生1837年在哈佛的演讲（这段话为人们所反复引用）：“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我们周遭那千百万冲向生活的人不可能总是靠外国果实的干枯残核来喂养。”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