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犹如叶利钦，依然保持着对于大国外交的高度敏感性，第一时间的出击，往往使西方措手不及，普京对哈马斯政权的邀请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体现，通过与哈马斯的接近所产生的效能成为与西方打交道的强劲资本。

　　包括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所持有的既与西方保持协调，但又坚持维护伊朗正当权利的立场，使得俄罗斯获得了经常能够在俄伊双边场合向伊朗方面释放善意的机会。

　　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是：由上海合作组织，中印俄三边合作，以及俄罗斯大力加强对中东和欧亚大陆腹地及伊朗等国的外交所构成的网络，正在成为当代多元发展的世界格局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景观。这将对这个转型中的世界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个转型中的世界，人们越来越关注“转型中的外交”——美国国务卿赖斯已然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转型中的外交？关注一下普京外交，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答案。

　　复杂的“周边”

　　自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算起，迄今已有16个年头；如果以俄罗斯国内政治权力向中央政府的回归来看，不过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以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真正稳定地出现复苏来看，不过才六七年的事情；而俄罗斯外交结束向西方“一边倒”，开始主动和中国商谈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出现在1994年叶利钦访华途中，迄今算来已有12年。

　　俄罗斯外交之所以经常能在国际平台上做到“语惊四座”，当然和它曾经作为超级大国的积淀深厚的外交经验紧密联系。即使苏联解体，但俄罗斯还是世界上疆域最为广大的国家。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所谓疆域最为广大，是指俄罗斯周边地区布满了从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世界经济第二的日本、最大的并且正在迅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样一些庞然大物，而且俄罗斯在里海地区与其隔海相邻的是引人关注的伊朗，而在黑海地区隔海相望的则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冷战后取得巨大进步，并且文化上与俄罗斯相似的东西合璧的欧亚大国土耳其。俄罗斯的近邻中还包含有像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格鲁吉亚那样曾经是前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而现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俄罗斯分道扬镳，被西方作为钳制俄罗斯的战略力量。

　　从表面上看，似乎俄罗斯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是，擅长于纵横捭阖之术的俄罗斯相反经常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利用周边地区利益格局的分殊，在各大力量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多年来也成就了一番大国气派。尤其是在普京执政时期，不光借助于国内经济的逐渐走向复苏，而且他敏锐地捕捉住俄罗斯国内人心思定，民族情绪正在重新聚敛的历史机遇，利用俄罗斯国民对于车臣危机以及恐怖主义侵害的极端痛恨，大刀阔斧地重整国内政治与经济格局，并且以此作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运用其得天独厚的能源为武器，以实用主义路线引领外交，积极主动地盘活外交资源，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明的谋算活跃于国际平台，获得了世人的高度关注。一位俄罗斯友人这样来总结普京的外交：从客观上说，俄罗斯可资利用的外交资源要远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资源，但普京的果断谋略与其大国情怀使他经常能够在外交逆境中扭转潮流。

　　“俄罗斯是西方的可靠伙伴吗？”

　　一年多前，笔者曾经参加过一个西方主要大国的国际学术会议，题为：“俄罗斯是西方的可靠伙伴吗？”早在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类似的疑问经常回响在西方的学界与政界。

　　有人认为，西方的疑问也许是与普京对西方的“之”字形外交不无关联。在上台之初，普京高举“返回欧洲”的大旗，大力推动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利用能源资源作为发展对欧合作的杠杆，并使向欧洲供油供气包括通往西欧的管道建设成为与欧洲合作过程中的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制度性安排。到“9·11”事件突发，普京掉转方向，第一个向布什致电慰问，以最快速度表态，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斗争，并决定在中亚让开大路，让美军进驻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这是冷战几十年中，包括冷战后的十余年中，美国连梦想也做不到的事。2001年底，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此事对美国以全球战略防御体系取得核战略的优势是关键的一步。原先曾经发誓加以反对的俄罗斯，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美俄关系重新升至冷战后的顶峰。布什说：“我从普京的眼中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过后不久，布什甚至以“我喜欢他”这样的词句来表达他与普京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间隔不过一两年后，伊拉克战争事发，普京又坚决地站在反战的法德一边，毫不留情地抨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普京、施罗德与希拉克三驾马车的形象一时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对象。

　　就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言，不管“之”字形路线走到哪一段，有两个特点是非常值得关注：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逐渐得到双方确认的“非均衡关系”正在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前苏联时期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到基本接受美国一家超越各国实力之上的客观现实，对于俄罗斯来说，既是痛苦，但也是其摆脱“帝国”包袱的一个过程。普京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9·11”之后的美俄合作，特别是“反导协议”的中止是这种情结的具体表征。

　　第二，如果说，若干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逐渐明确地走向单边主义的话，那么，普京则是以相当富于特色的“边缘路线”在与美国周旋。换言之，俄美关系中的单边主义与“边缘路线”相辅相成，成为当前美俄关系的又一鲜明特征。普京“边缘主义”的要领在于：强敌当前，既是动员一切资源，不失时机地与美国抗衡，但随时准备在明显不利于己的情况下作出尽可能体面的妥协；既是积极运用国际纷争与各方立场对比中的所有差异来进行“寻租”和确立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尽一切可能折中斡旋，来赢得施展自身影响的空间。

　　普京有点像托尼·布莱尔，以其不无绅士风度的外交形象，在美国与欧洲——相当一些英国人认为英国并不属于欧洲——之间进行调解斡旋。普京在欧美关系中起着类似的作用。但稍有不同的是，布莱尔似乎更热衷于在美国鞍前马后的铺路搭桥——布热津斯基老辣的眼光来看，接近美国是为了更多的影响和牵制美国；这种相似性就是一个重大外交悬案的谜底：而普京则擅长在适当的时机出来收拾残局。

　　不过，普京对美欧的外交并非只是玩弄权术。俄对美欧的外交都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和进展。就俄美关系而言，按美国的说法，“9·11”之后曾经以四个方面作为重点：反恐事务中的合作；战略武器控制中的合作；能源合作；共同应付由于周边大国崛起所造成的威胁(俄罗斯外交官曾经向笔者否认这最后一点)。就俄欧关系而言，也有早自几年前就进行谈判，而真正去年才予以确认的“四大共同空间”，其一是“经济空间”，俄罗斯50%以上的对外贸易通过欧洲进行，而欧洲国家需求相当大份额的油气则来自俄罗斯。其二是“自由安全与法制空间”，不光欧洲希望向俄罗斯传输其价值观念与治理经验，而且俄罗斯三百年来也一直孜孜不倦的以欧洲为师，当然也力求有所独创。另外两个是“对外安全的共同空间”和“科学研究、教育与文化交往的共同空间”。与美国相比，地缘的接近使得欧俄之间有着更多的交往平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欧的接近在任何时候都超过美国。一般来说，俄欧关系重体制，俄美关系则实显个人关系，也因之俄欧关系较为稳定，而俄美关系则较有起落。虽然，总的看来俄欧关系更较美俄关系来得深入、扎实，但是，欧洲人士也会经常批评美国过多顾及战略利益，而与俄接近，但却忘记了俄国与西方之间“价值观点的差异”。

　　前苏联空间的外交博弈

　　冷战后苏联的败退，首先是从中东欧国家开始的，冷战的结束拆除了阻隔东方的铁幕。同时，波罗的海国家的离异，成为“帝国”自身崩溃的诱因之一。为了防止苏联雪崩式解体时所带来的灾难，按普京的说法，当时采取了“文明离婚”的方式。但前苏联空间的各个国家，虽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秩序，也确立了各自的对外关系网络，但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密关系延续了下来。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降温的一个标志，从精英到民众重新确立了这样的理念：西方，特别是美国不肯轻易放弃对俄的不友善立场。“9·11”事件的冲击虽然一度使得俄与美国的关系大幅度好转，但是，两三年之后“颜色革命”，使得俄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重新陷于困顿。首先是2003年格鲁吉亚政局的动荡不仅触及俄与外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俄车臣地区的稳定，事实表明，车臣匪徒与外高加索的分离主义势力有密切关系。2004年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被称为是“东斯拉夫兄弟”的地区大国的变化，不仅使俄与西方之间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战略屏障，而且也使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与安全形势的恶化接踵而至。2005年吉尔吉斯的政治变动可以视为这一波“颜色革命”暂告休战前的一个收尾，尽管政变后的新领导依然不能背离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的方针，但是，美欧各类政治人物包括国际组织各欧安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异常活跃，令俄罗斯大为反感，从而采取了一系列对其加以限制的措施。

　　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颜色革命”乃是197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发生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尔后发生于拉美，此后又波及东亚，最后在1990年代初引发苏联解体的一系列变动过程的延续。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自然过程又不可避免的为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所影响乃至于操控。因此，由“颜色革命”得以表现的内部外部多种力量的角逐尤其尖锐复杂。

　　2005年的夏秋之交，美国在中东事务的进展不顺利。在中东这样的关键部位的无法得手，使得它在邻近地区的政策不得不加以调整。问题是，从美国欧洲事务的国务卿帮办伯恩斯2005年12月15日在首都华盛顿五月花宾馆的主要讲话来看，美国非但不会放弃，一旦时机有利，就会加紧对前苏联地区推广民主化的努力，而且一再声明，在这个问题上美欧利益的立场一致。

　　前苏联空间中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与俄罗斯出自同一人种。从目前看已成胶着状态，也即乌克兰明显倾向西方，但白俄罗斯欲与俄罗斯建立同盟。从外高加索的局势看，虽然格鲁吉亚倒向西方，但是俄罗斯对阿美尼亚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地的阿塞拜疆尽管资源丰富，立场独立，但也表现谨慎。从中亚地区来看，俄美之间争夺激烈。总的说来，至少目前还是俄罗斯占据上风。

　　从2005年12月起俄与西方在前苏联空间争斗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标志之一，是以乌克兰、格鲁吉亚等“颜色革命”国家所组成的“民主选择共同体”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但是，作为俄在该地区根基之一的独联体虽有深重危机，但不至于立即解体。其标志之二，是俄乌天然气大战使得欧美国家对于俄罗斯以“杀手锏”来对付“颜色革命”既是无可奈何又心有余悸。看来，这一地区的竞争与较量将会旷日持久。

　　普京的“新东方政策”

　　普京的“新东方政策”与叶利钦的“双头鹰政策”，也即既看西方、又看东方的策略有其相同和延续的一面，但又有了新的发挥与侧重点。第一，普京把发展与亚洲地区的外交战略视为是国内稳定与发展、特别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像叶利钦那么较为单纯地从外交平衡的角度来看问题。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世界经济出现了向东方转移的趋势，中、印、俄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而俄罗斯的持续发展首先有赖于确保远东的发展能力。这一宏观趋势使得普京非常关注把外交拓展与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相联系。无疑是远东石油管道的铺设路径，还是对东北亚事务的介入，都可以明显看到普京的这一动机。第二，普京的“新东方政策”有着国内的制度变迁的背景，也即叶利钦的“双头鹰政策”大体上还是延续着1990年代初以来的体制与施政路线，但是普京的“新东方政策”是在对尤科斯等寡头进行打击，对媒体实行一定的控制，包括对地方政权也实现一定的调控的内政背景下推行的，这样使得普京对外交资源的掌握更具有影响力，这样也就大大增加了外交政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