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汉学》的书。这本书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但苏联和俄罗斯汉学却并没有通过这本书发出声音。我想，这是因为俄罗斯的汉学不被了解的缘故，其实俄罗斯的汉学也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今天我想谈论的话题是“俄罗斯的汉学与文明对话”，这个话题不仅对俄罗斯汉学很重要，对全世界的汉学也非常重要。在世界范围内，汉学还比较年轻，它不是文明的对抗，而是文明的对话，应该有和谐合作的机制。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在合作方面是有很好的先例的，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汉学和世界的汉学同行们建议我们研究俄罗斯和中国文明对话的经验和历史教训，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俄罗斯汉学的发端和形成
　　早在公元1711年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和中国康熙皇帝同意在中国建立俄国传教团时，俄罗斯汉学便已发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俄罗斯对中国进行系统的研究已有300年的历史。在这3个世纪里，俄罗斯学者为了客观和全面地研究中国、传播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饱含深深的敬意。
　　18世纪和19世纪，是俄罗斯汉学的兴起和形成时期。
　　俄罗斯汉学在此期间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传统、历史和大力促进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往来业务。在19世纪中叶，伟大而杰出的俄罗斯学者Н.Я.比丘林、В.П.华西里耶夫、С.М.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成为了俄罗斯汉学主流学派的卓越代表。这些学者的主要特点是：以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待研究客体，特别注重对一手资料的研究，并且对邻国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持尊重的态度。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始于俄汉词典编纂和对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道德原则的研究。18世纪，中国道德原则的汇编——《三字经》首次由汉语翻译成俄语。
　　俄罗斯汉学界杰出的奠基者和优良传统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汉学家比丘林（第16届和第17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修士司祭-神甫-驻华宗教使团团长）。他撰写了众多独一无二的关于汉语言、经济学、哲学和中国文学的著作，直至今日仍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19世纪的俄罗斯汉学家独具特点，他们往往与沙皇政府的官方立场严重相左。当时，俄罗斯汉学家同情太平天国，也谴责俄罗斯沙皇政府参与镇压义和团，以及沙皇政府对中国的扩张行为。
　　这一时期的杰出成就是В.П.华西里耶夫教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孔子、孟子、韩非子等著作的翻译。这一时期，俄罗斯汉学家还开始了对中国宗教的研究，特别是佛教。19世纪80年代中期，В.П.华西里耶夫教授的学生С.М.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公布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成果，在圣彼得堡出版了《研究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生活原则》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С.М.格奥尔基耶夫斯基首次严肃批评了关于中国是“历史化石”的论题，以及黑格尔的中国处于“精神世界自我认知程度的最低水平”的看法和康德所认为的“天朝帝国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
　　
对中国持续深入的研究兴趣
　　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社会各界更加深切关注着中国人民，对他们无私的民族独立斗争、社会进步和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0年下半年，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主编的《中国》出版，这正是那一时期俄罗斯对中国浓厚兴趣的缩影。书中列举了全面涉及中国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信息，包括了考古学、历史学、哲学和抗日战争情况等各方面内容。
　　自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开始，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建立了深入密切的联系，俄罗斯同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之间已经形成了全面对话。回顾过去，在苏中文明对话过程中，中国文化界的杰出参与者有鲁迅、瞿秋白、梅兰芳、老舍、茅盾、郭沫若、袁行霈等等；而在俄罗斯方面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卡门、乌兰诺娃、格拉西莫夫、西蒙诺夫以及其他众多俄罗斯文化界名人。正是这种对话的形成，有助于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之间的相互广泛传播，成为了相互交流和学习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苏联汉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在那些年里，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的各个大学留学，同时，在中国也有很多俄罗斯留学生。由此便形成了国家层面专家级别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在艰难的岁月中，中国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变成对中国文化史的详细综合研究。上世纪70年代，苏联还出版了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在1972年到1973年间，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文集》和《汉代哲学文集》。这些年来，我们也从未间断过翻译、研究孙中山等近代人物的作品。此外，还出版了《十九世纪中国哲学文集》，为四卷本《汉语大词典》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项工作被授予国家级奖励。
　　
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崛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开放。俄罗斯专家学者、汉学家们撰写了大量科研论文，研究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内容涉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加强工业和运输领域建设、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等。同时，优秀的俄罗斯汉学家Р.В.瓦特京倾注心血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1994年，俄罗斯汉学家出版了独具特色的百科全书《中国哲学》。2011年，6卷本巨著《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大典》获得了俄罗斯联邦国家级奖励。以英国杰出的汉学家李约瑟为榜样，我们的百科全书全景展现了5000年来中国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显示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文化自我更新的活力和能力的来源”。
　　当前最令人惊喜的是：在中国“文革”期间，苏联开始出版40卷的《中国古典文学》文集，该文集在苏联解体前出版了15卷；如今，中国文学和艺术中所有主要的经典都将被翻译成俄语。
　　俄罗斯汉学家普遍认为，中华文明和华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哲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秦期间绝大多数的经典文献，以及汉、唐、宋、元、明、清和现代中国的哲学著作都已经被译成了俄文。
　　俄中文明间形成的对话，引发了俄罗斯国内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传统的浓厚兴趣。汉语的广泛推广就是一个例证。目前，俄罗斯已有60多所大学创立了汉语系或汉语部。
　　今天的俄罗斯有超过20个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其中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内有100多名学者在系统地从事中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的研究。在成立以来的50年间，远东所已经开展了500个以上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和哲学的基础课题研究。
　　当前，在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的领导下，远东所的学者正和俄罗斯其他一些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一起筹划、撰写俄罗斯第一部10卷本的《中国通史》，时间上涵盖了从远古到当今的中国。俄罗斯汉学家在中国和德国学者的支持下出版了独树一帜的7卷本《苏联共产党（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的公布清楚地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苏关系的历史。
　　在俄罗斯研究中国和在中国研究俄罗斯是两个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研究过程，这有利于我们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互利合作。
　　通过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俄中关系史上的这些卷帙浩繁的文件，我们可以发现两国人民一直致力于寻找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坚实可靠的基础。虽然，两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戏剧性的阶段，但那不是主要的。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已经为两国之间全面建立相互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俄罗斯和中国都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俄罗斯汉学家认同普京总统说过的，俄罗斯的宗旨是“乘中国改革之东风，扬俄罗斯强劲之帆”，以此激励我国全面的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汉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是如何基于对中国历史、传统方面的研究，来理解中国改革的经验及其和平发展崛起的政策。
　　我们的研究表明，发展中的俄罗斯欧亚身份认同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中国儒家文化发展的途径。我们对中国精神文化和特点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中，一些经典观点具有特别的意义，比如“和而不同”、“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
　　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旨在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俄罗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曾面临普遍的“恐惧感”，预测“中国衰落和解体的必然性”，并受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干扰。俄罗斯汉学家顶着种种重压，依据所研究的客观史实，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无稽之谈。并且，俄罗斯汉学家客观评价了中国经济在目前基础上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前景，也认同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其发展和平睦邻友好关系的前景。
　　由Б.Н.库济卡和我本人合著、2006年出版的《中国-俄罗斯2050：共同发展的战略》，阐述了一个共同愿望：俄罗斯和中国在共同发展的战略基础上，分别建立自己公正的社会。俄罗斯汉学家的这一研究为联合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和中国东北发展的方案决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非常重视学习今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经验。俄罗斯汉学家当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着眼于中国经验的特殊价值，为此，我们将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化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