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毛泽东如是说。

　　作为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则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称：“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也不保。”

　　二人当时所说的东北地区，包括现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总面积1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余万，是一个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工业区—据1947年调查统计，东北的煤产量为532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49.5%；发电能力107万千瓦，占全国78.2%；生铁产量171万吨，占全国87.7%；钢材产量49万吨，占全国93%；水泥产量150万吨，占全国66%。

　　东北地区北靠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与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边区比邻。正是如此，毛、蒋二人都知道东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然而，伴随着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50万苏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分路进入中国东北及热河、察哈尔地区，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击。东北地区的战后接收问题不仅决定了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命运，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命运。

　　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伊原泽周编注的《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一书，恰好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决定了中国走向的历史时刻中的诸多细节，不仅道出张嘉璈这个局内人在那段艰辛的谈判岁月中的奔走与努力，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围绕着东北问题上演的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的大戏。

　蒋介石老友任接收大员

　　得知自己被内定为东三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时，张嘉璈这位中华民国时期的“金融巨子”正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民航会议。

　　在1945年8月23日这天的日记中，张嘉璈如此写道：“接王雪艇（世杰）秘书长电传述蒋主席意，嘱即日归国。同时，又接张岳军（群）先生电，亦嘱即归。不知有何使命。”9月1日日记，“钱乙藜（昌照）兄来谈，政府已内定我为东三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是张嘉璈于9月8日乘机离美，当天日记，“见报始知已发表为长春铁路理事长，兼东北经济委员会之主任委员。”

　　未经张嘉璈同意即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表任命，可见当时蒋介石对张其人的重视。就在9月14日抵达重庆后的第二天，张嘉璈即被蒋介石约午饭。蒋介石告诉张嘉璈，“此席（东三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责任重大，不易得适宜人选，劝我担任。”

　　张嘉璈，字公权，原籍江苏宝山（今属上海），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1日生于嘉定。早年留学日本的张嘉璈，是国民政府的金融专家。其在国内银行界一举成名，起因于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抗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事件。

　　原来，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为对付南方革命党，连年战事频仍，导致发钞过量，库存现银不足，影响银行信誉，也损害了股东利益。1916年 5月间，京、津两地发生提存挤兑，库银告急。这时交通系财阀梁士诒主张停兑现银，并密谋将中国银行、交通两行合并。同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顿时震惊朝野。

　　深知“停兑令”对金融业打击巨大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和经理宋汉章决定公开抗命：“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正是由于在这次金融风暴中的表现，他被中外报纸评论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这一年，张嘉璈不过27岁。

　　从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一直到1935年被调任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在中国银行工作了21年。其间，1917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1928年，蒋介石政府入股并改组中国银行后，张嘉璈担任总经理和常务董事。1927年，蒋介石北伐，寻求银行支持，张嘉璈为了寻求政治保护，将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从此与蒋介石政府纠缠在一起。张嘉璈退出中国银行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由于抗战爆发，无法继续修路。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然后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如今，急于抢夺东北胜利果实的蒋介石，需要利用张嘉璈的正是他熟悉经济事务这一点。虽然张嘉璈本人一再申明自己“暂时担任接收，接收后，请另选贤能”。

苏军无法保证登陆安全

　　“晨10时半自北平起飞，3时抵长春。机场下降时，见机场均是红军及苏军军官。几乎看不见中国同胞。我与熊主任（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住宿在前伪满大臣丁鉴修之住宅，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长春市长曹肇元及公安局长，均系苏军最近委派，自不易自由行动，……如同身在异国。” 1945年10月12日，刚刚抵达长春的张嘉璈等即“遭遇尴尬”。

　　事实上，就在张嘉璈这一天起至1946年4月30日长达190天的日记中，国民政府和苏联关于东北接收的交涉可谓是一再受挫。

　　10月13日，当熊式辉、张嘉璈和蒋经国（时为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董彦平（时为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苏军司令部、作第一次会谈，提出“国民政府将由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拟在大连、营口、安东、葫芦岛登陆，请其协助”，并“拟准备空运少量部队至沈阳、长春各地，须在各地设航空站，亦请其协助”等要求，即碰到“钉子”。

　　马林诺夫斯基答复，国民政府军队登陆地点，除去大连（苏联以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大连属于自由商港为由拒绝军队登陆），11月初可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可当国民政府通过美国运兵船运送军队于10月底驶抵葫芦岛时，苏军却明确告诉蒋经国：“营口发现有大批第八路军，苏军营口军队不多，无法抵抗，无法保证登陆安全。”在张嘉璈看来，苏军此举是“有意纵容八路军阻碍中央军登陆”、“无异使中央军并此两地亦无法登陆”。

　　张嘉璈日记中就记载，“10月27、28两日，中央有运载兵员之运输舰开抵葫芦岛。岸上有匪军射击，兵员未能登陆。运输舰退回待命”。

　　同在蒋介石最为关心的运送军队上，张嘉璈日记多次记载苏军在空运和铁路运送上，亦多对他们“阳奉阴违”。

东北接收秘闻：蒋介石老友不满国民政府与苏谈判策略
2016年10月24日10:50   时代周报 我有话说(27人参与)
　　苏军提出，“中央军尽可空运来东北，……唯要求在苏军撤退前三天降落。至于地面上一切工作，可由苏军空运航空站员负责，即借用美国飞机运输亦不反对，但美方空运人员不能在地面工作”，而且将满洲里至绥芬河之铁路由标准轨改成苏联铁路之宽轨。张嘉璈感叹道，“如是，国军即便到达哈尔滨，如何能得到车辆向东西方运输军队。”不运输军队，何来接收之象征？

　　除了军事上之外，在张嘉璈主要负责交涉的经济合作方面，中苏之间亦是多有分歧。

　　苏联方面明确指出，“日本所办工厂，均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即中国人与日人合作办之工厂，此等中国人皆与敌人合作之人，亦视为敌产。”就此，苏联不仅将一些工厂以及电厂机器拆卸运走，而且明确提出，“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仅仅是“苏联政府基于对华亲善之关系，愿使上述之会社之事业，由中苏两代表，依平等所有权之原则共同经营之。其财产应由双方平均分配，即苏方占有百分之五十，华方占有百分之五十”。苏联提出，“参加该公司之苏方，将提供相对之专家，并予该公司之技术上之援助。”

　　可张嘉璈接蒋介石的指示，首先明确表示“苏联要求战利品不能承认，但可作为苏方因战事受到损失，由中国政府许其得到日本投资之一部分作为补偿”，而“中苏合办工矿企业，则不宜太宽”。

　　军事、经济谈判中的种种挫折最终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在行政接收上困难重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苏军撤兵事宜上，一开始马林诺夫斯基答应1945年11月30日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国境之外，然而最终的情况是直至1946年5月3日苏军才宣布全部撤离中国。

　　不仅如此，这其中还先后发生了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的张莘夫被杀、东北行营撤出长春等种种事故。可以说，在国共冲突的大背景之下，接收人员“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

　　不为人知的外交机密

　　从日记中的文字看，在东北接收问题上“金融巨子”认真尽责且有自己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整个过程，除了指责苏联外，张嘉璈还流露出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譬如，在知道自己被安排接收东北的任务后，张嘉璈即开始积极准备，特别着力于其担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之主任委员这一方面。1945年9月其未返国之前，他就曾征询美国政府各部意见。9月1日日记，“得到将有东北任务之消息后，为有所准备起见，遂曾与美当局分别交换意见”。于9月4日、5日、6日，分别拜会了美国国务部、商业部、财政部、农业部、进出口银行等，针对东北政治、经济、币制、贷款及与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方询问。

　　可是，回国之后他发现国民政府竟然“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以及经济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而且9月22日和9月28日的政务、经济两委会联席会议，“从未闻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指示。”

　　不仅如此，张嘉璈还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谈判策略多有批评。“苏方坚持先解决经济，然后谈接收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市。以其长春路，不让吾方先行接收，而各省仍尚有待。可中央如宋（子文）院长、王（世杰）部长则坚持先接收，后谈经济。”即先经济后军事与先军事后经济之别。

　　对此，张嘉璈就对宋子文、王世杰不务实，处处从法理观点理论的交涉策略不以为然。在1946年4月8日的日记，他写道：“彼不知是否协助我军北上接防之枢纽，在经济合作之协议达成与否。且苏方种种阻碍吾军北方之准备，早已布置齐全，静待经济合作谈判之结果，而伸缩操纵。王外长高见不及此，余实深为国家前途忧虑。”

　　在张嘉璈看来，苏联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持消极态度，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其企图以合法手段占有东北的资源，提出了对东北资源及经济由中苏合作经营开发的要求，以达到控制东北经济的目的，以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

　　正是如此，自一开始，张嘉璈根据其自身与苏方接触经验，力主国民政府不妨曲从苏联不当之要求，尽速与之议定《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议》，则苏联或能尽速撤军，并让国军迅速进入东北（至少可据有南满）；以免夜长梦多，而将不利于国民政府之大局。

　　尤其当国民政府考虑可以用一笔赔偿为替代“战利品”满足苏军要求时，张嘉璈特别指出，“在余个人意见，战利品，在法理上，果属重要。但吾方已允与一笔赔偿为替代。故仅属文字上之歧异，于实际并无出入。而最重要者，在于中共在势力之膨胀。……盖东北问题，在一个月以前，仅以对苏交涉，今则夹入中共之军事政治问题，已形成无法解决之情势矣。”

　　而1948年4月18日，当张嘉璈从王世杰外长那里获悉，政府准备与中共方面谈判东北问题时，他更是诧异万分：“余闻之，深为诧异。今日与中共谈东北问题，何不早日与谈？中共知苏联已拒我而助彼，焉肯让步？”

　　在南北满的处理上，张嘉璈同样有独到的见解。在4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余始终认为，苏联对于南满北满，有不同之看法，南满仍以吾政府为主，而北满则任延安中共及苏方培植之共产分子参加政权。”

　　要特别指出的是，日记中张嘉璈同样对蒋介石、李宗仁、戴笠和齐世英（《巨流河》作者齐邦媛之父）的东北交涉看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蒋介石对于东北问题之见解，虽较之政府任何主管当局为深切。“奈外交方面，只知刻板文章，不善应用。致酿成近日共方占上风之局面。”而李宗仁、戴笠等人的政府对苏外交太懦弱的指责，在张嘉璈看来，系外间不明真相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