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罗斯诞生至今的一千多年中，其社会历史的发展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忽而偏向东方，忽而偏向西方，像“钟摆”一样，在东方化与西方化之间摇摆式地前进。俄国发展为什么像“钟摆”一样曲折前进？这主要受到了俄罗斯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制约。

历史上，俄罗斯文化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冲撞。正如俄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精辟地指出的：“俄罗斯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发展既晚于西欧国家，也晚于东方国家。因此，古罗斯还未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时，就受到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双重冲击，种下了文化双重性发展的种子。公元982年，俄罗斯初有文字，文化还在孕育之中。是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将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定为国教，为俄罗斯文化注入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因。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开创了俄国欧化的道路。其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了“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对农奴制进行了有限自由主义的改革。同期，在俄国启蒙运动逐步开展的大背景下，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贵族资产阶级十二月革命党人和平民知识分子奔走呼号乃至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地进行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西方文化逐步溶入了俄罗斯技术、行政管理、科学、教育、思想、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并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但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封建农奴制的束缚，因此西方文化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西方文化的运行还仅限于社会的上层。

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另一种土壤，是长期实行东方式政治制度积淀的东方文化。俄罗斯疆土广袤，气候寒冷恶劣，客观上需要强大、集权的国家进行治理。其次，遵循着宗法原则的农民村社制，也为东方式的集权、专制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公元13世纪，蒙古鞑靼金帐汗征服了处于内战和分裂状态的罗斯国，运用君主绝对权威的专制制度统治罗斯，使罗斯大公们获得关于专制统治的示范，并在今后国家发展中模仿、发展为中央集权制。罗斯国的中央集权制，已经类似于东方的政治制度，为沙皇农奴制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沙皇农奴制对俄国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中，“集权”、“专制”积淀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发达的“根系”。别尔嘉耶夫精辟地指出，“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的”。

俄罗斯文化的另一特性，是缺乏理性精神。在俄罗斯，直至19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实行以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简单重复的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封闭的村社农民生活，文化的低下，以及宗法村社制与沙皇专制对农民的绝对统治，使理性的探索精神淡薄，因循守旧代代相袭。

那么，俄罗斯文化是怎样影响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呢？

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观念、意识、思想滋养了俄罗斯的民族个性。首先，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中外化为东、西方两种价值观寓于一体，相互冲撞的矛盾性。其次，俄罗斯民族缺乏理性精神，则使其思维“好走极端”，“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

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另一特性，是富于扩张性。罗斯发祥于欧亚平原，自卫迫使罗斯人赶走侵略者，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坚定地保卫自己。同时，由于古罗斯民族居住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平原，缺乏山川阻隔与关隘屏障保护，犹如没有围墙的家园，时常为不安全感所缠绕。因而，通过扩张寻找安全的疆界，构成俄对外扩张的原始动因。此外，俄罗斯作为内陆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陆路交通落后不便的严重制约。打通出海口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俄罗斯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因。最后，源于15世纪以来自诩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基督教中心的“救世思想”，及与此相联系的“大俄罗斯主义”，一直是俄国沙皇进行领土扩张和向往在世界上发挥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使命”意识和大国、大民族意识以及相对于西方落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其经济、政治发展受到了三对矛盾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