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回忆的事例非常典型。联系到前一天发生的、广为人知的毛泽东穿着游泳裤和浴衣接见赫鲁晓夫的情节，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心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1957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率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局长扎哈洛夫少将的陪同下，到红场瞻仰列宁墓并敬献花圈。毛泽东左侧是翻译阎明复。　作者：　　笔者夫妇与阎明复住在北京万寿路甲15号院的同一座楼里，上下仅4层之隔，时常去他家里拜访，请教和讨论涉及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据我们所知，由于身体状况欠佳，阎明复写作回忆录已有数年，出版审查也近两年。现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了，实属不易。

　　洋洋90万字的回忆录，读起来轻松愉快，收获颇多。我们作为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者，特别关注该回忆录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披露或语焉不详的史料。通读下来发现，这部回忆录颇有价值，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中国和俄国的档案制度尚不健全，公布的档案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有很多重要文件尚未公布；且当时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没有记录。阎明复1949年至195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俄文翻译，1957年至196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因此，他在回忆录中提供的史料，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空白。

　　早期中苏关系

　　回忆录记载，1948年冬天，在哈尔滨，苏联帮助东北民主政府建立了一个亚麻厂，派来13名专家。同时，为了帮助中共建立空军，苏联派来两个航空师，以培养和训练中国的飞行员。

　　二战后，斯大林关注东北问题，在从东北撤军前后，苏联极力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但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多是通过贸易方式或转手朝鲜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这种看法在学界大体已取得共识。不过，阎明复提及的事情却未曾听闻。若这个记忆是准确的，那援建工厂和派遣两个航空师这样大的动作可以说有力地印证了我们此前的结论：在1948年底，斯大林开始根本转变对华政策。

　　但不久，中苏关系出现波折。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旅顺港和中长路归还了中国。因毛泽东的“虎口夺食”，斯大林非常愤怒，对中共极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改变。

　　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斯大林亲自挑选的驻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到中国后，看到苏联有些工业部门没有按期提供设备，影响了援建进度，便一再催促。后因效果不大，他又亲自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为此，斯大林撤销了一些工业部门部长和副部长的职务，并下令援华项目不得延误。作者没有交代所说事件的具体时间，但斯大林对援助中国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应与中国出兵朝鲜有直接关系。

　　回忆录还记载，1952年10月苏共召开十九大，刘少奇率团出席。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被安排在来宾席的第一排。会后，等待斯大林接见期间，苏共中央联络部安排中共代表团休假，并给每个成员发了1万卢布的零用钱。如此规格的待遇，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经明显提高。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追随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批判的态度，直到1955年1月中南两国才正式建交。回忆录披露了一个故事，可看出两国的隔绝状态。

　　1955年5月下旬，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在北京参观。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尚未正式展出。南代表团路过时进去参观，发现其中有一张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的分布图，上面标明在南斯拉夫也有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南代表团团长贝戈维奇指出，南斯拉夫从来就没有美军基地，对这个展览很不满。可见，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认识之不足，竟到如此地步。

　　蜜月

　　阎明复的回忆还披露了一个全新的资料：苏共中央曾重提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建议。此事背景复杂，意味深长，很值得研究。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决定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建议在亚洲、美洲、西欧和东欧成立4个联络局，其中亚洲局由中共领导。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建立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仅会招来西方的反对，还会引起印度等中立国家的担忧。至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提出，“开会解决问题”。苏共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

　　“波匈事件”爆发后不久，1957年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他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铁托委婉地谢绝了。

　　归国途中，1月31日，彭真访问了莫斯科。据回忆录披露，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单独会见彭真，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想，可不可以由各兄弟党国家研究一下，重新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新情报局那样的东西，你们看怎么样？”彭真答复：“我这次来，中央没有授权会谈这些重大问题。你们的想法，我回去将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研究后会及时向你们做出答复。”

　　彭真回国后几天，中共中央就接到莫斯科来信，建议由中共出面筹备和召集世界共产党会议。后来，还是由中、苏两党共同召集了这次大会。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会议。

　　回忆录记载，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毛泽东每次从所住的原沙皇寝宫到乔治大厅开会，赫鲁晓夫都到寝宫门口去迎接，并总是让毛泽东走在前面。每次开会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大约提前一分钟，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毛泽东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都起立鼓掌。会议开始前，毛泽东第一个就座，其他人随其后就座；会议结束时，他第一个起立，其他人跟着起立。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先从大厅走出去。

　　这些细节进一步反映出，到1957年底，中共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已是平起平坐。

　　双百方针和“引蛇出洞”

　　1957年4月至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团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正好发生在中国从整风到反右的关键时刻。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会谈中，他对于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及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则信心满满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

　　然而，5月24日和25日再次与伏罗希洛夫谈话时，毛泽东的心情和言辞已大为改变。阎明复的回忆录披露了这次谈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