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家父张明远的遗物时，发现了周黎扬先生的回忆文章。周先生生前是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业大学基础课系俄语教授。他曾是早期中共党员，1930年至1931年曾与家父一起在国民党天津第三监狱坐牢，并参加中共秘密党支部领导的绝食斗争，出狱后去苏联期间加入了联共。1938年至1943年他曾担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苏联首席顾问翻译、总翻译官、顾问事务处译员股股长等职。本文回忆了他在任职期间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汇报会，南岳会议及陪同代总顾问到各战区视察的有关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周黎扬经有关部门批准，恢复其中共组织关系。——张晓霁
      七七事变后，日军凭其陆空军之优势占领平津，迅速向华中推进。同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驻军挑衅，经过两个月余血战，日军占领上海。同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蒋介石政府退守武汉。此时侵华日军共10个师团，人数达百万，占日军总数三分之二。值此情况，如果蒋介石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我国内地城市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威胁到苏联远东国土。日本空军则可袭击苏联已经营了20年的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这是苏联军事工业基地。
      苏联早就有意与中国政府订立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给中国政府以抗日的军事援助，双方曾为此进行了多次接触。“七七事变”之后，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一步与南京政府王宠惠、孙科等人商谈，声称军事援助中国抗日战争。
      在内政上，1937年1至9月，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在西安、庐山、杭州与国民党蒋介石、宋子文、张冲、邵力子反复会谈，议定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苏联的军事贷款与陆空军人员陆续来华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缔约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国家集团对于彼此作任何侵略”。舆论方面，苏联的报纸，往日称蒋介石政府为南京政府，以后则改称为中国政府，并时常报道一些民主活动和有进步意义的政策。
     1937年12月，第一批苏联军事人员到达汉口。1938年3月1日，中苏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议，苏联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7月1日又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再贷款15000万美元。至1940年，除预定贷款内的军事装备外，加超额订购的军用物资总计约45000万美元（世界市场上比值为1美元等于3.5墨西哥银币——即昔日中国通用的银元）。购买苏联军火的总量，第一期为24个甲种师的装备，包括重炮、山炮、高射炮、战车、战车防御炮和战斗机、轰炸机与机场地勤设备。第二次补充的数量是12个甲种师的装备。输送线路除广州未失弃前（1938年10月前）由苏联船舶运到广州上岸外，其余均为由苏联土西铁道的阿雅古斯经中国塔城、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至四川的广元。由乌鲁木齐至兰州须行车9天，行程艰苦，最高峰时所用十轮卡车达3000辆。车队纪律森严，每到一站，必先检修车辆，加水、加油，然后才准司机洗澡、进餐。早5时30分起身，6时准时开车起程，给西北军民留下良好印象。沿途驿站多为修复或扩建的新绥公路旧站。兰州以东经六盘山至西安则为中国旅行社早年所修建驿站的扩建。
顾问事务处的建立——航空委员会亦同时组成
基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附件，苏联第一批来华空军与毛邦初、张廷孟、王叔铭合作保卫过南昌，参加过马当要塞对日本出云舰的轰炸；保卫武汉时有著名的10月14日的空战。此次空战苏机起飞五十余架，予日机以沉重打击。此后在保卫重庆、西安、兰州、昆仑关战斗中，均战功卓著。日本空军中有著名的“四大天王”，除一人是被侨民子弟击落外，其余均被中苏空军人员击落。
1946年，我在赴莫斯科至阿拉木图火车上，遇见一位苏联将级空军人员，他说几乎各军区的空军指挥官、师团级军官，都以战士的身份到过中国。蒋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设在成都，苏空军首席顾问雷巴柯夫亦驻于此。前进机场在梁山。
顾问事务处是在南京政府退至武汉时组建的，是个纯军事机构，由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苏联处）周明任处长。周虽为莫斯科陆军大学毕业，但俄文已遗忘；虽秉性忠诚，但政治活动能力差，在武汉失守前即为张冲接替。
顾问事务处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办公厅主任由贺耀组兼任。顾问事务处长张冲、副处长先梁子骏，后屈武。第一科科长卜道明，下分两股，译员股长周黎扬，外员股长常荫集。译员股管翻译人员的考选和分配，外员股则根据总顾问的指示，分配各兵科顾问至蒋介石核定的战区和兵团。第二科管理文书，主要是处理有关行政事务。第三科管供应、食宿、交通事项，主要是负责在重庆各兵科顾问的生活。第二科科长党必刚，第三科科长高伯玉。这些人员中除常荫集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外，皆为留苏生。我充译员股长是兼任，我的主要工作先是军令部首席顾问翻译，后充总翻译官。除第二战区外，到过所有的战区。
重庆总顾问室的编制
总顾问福尔根（武汉退入重庆前接替且尔班诺夫）。各顾问称他为师长。他年约45岁，与蒋介石、徐永昌、周恩来、张治中、贺耀组、冯玉祥都有交情，是一位军事政治家，参加每星期二、五上午的汇报。该汇报由蒋介石或何应钦主持，参加人有何应钦、总顾问或代总顾问（即军令部首席顾问）、徐永昌、白崇禧、张治中、何成濬、陈绍宽等。报告敌情者刘斐（刘维章），郑介民坐在旁席作记录。刘维章报告后的发言人通常有徐永昌、何应钦、张治中和总顾问。总顾问有时在会议上不发言，在回上清寺总顾问室后，中饭前由我将意见送到曾家岩蒋介石官邸。
代总顾问——军令部首席顾问（少将），先为波格柳包夫（兼陆军大学教官），后为古巴列维赤（兼兵役署顾问）。参谋长斯米尔洛夫（兼陆军大学教官），上校。
炮兵首席顾问谢洛夫，上校。工兵首席顾问洛巴欣，上校。战车首席顾问费尔柯，上校。化学兵首席顾问，通讯兵首席顾问。电台电务员2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洛阳。顾问室首席顾问，炮、工、通讯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工2人。
第二战区：阎锡山、朱德，山西。（因避免与八路军联系）未设顾问室。
第三战区：顾祝同，上饶。顾问室首席顾问欧赤涅夫，上校。炮、工、通讯兵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第四战区：张发奎，韶关。顾问室首席顾问加当洛夫，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第五战区：李宗仁，老河口。顾问室首席顾问斯科沃尔差夫，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第六战区：陈诚，恩施。顾问室首席顾问，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第七战区：余汉谋，柳州。顾问室首席顾问，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第八战区：朱绍良，兰州。顾问克里木丘克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有总电台，技术员2人。
八战区傅（作义）副总部，陕坝。首席顾问，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八战区胡（宗南）副总部，西安。顾问室首席顾问彼德诺夫中校。机械化部队炮、工顾问各一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
一战区汤（恩伯）副总部，河南叶县。步兵顾问1人。
第九战区：薛岳，长沙。顾问室首席顾问聂斯杰罗夫上校。炮、工、通讯顾问各一人，电台，技术员2人。
五战区孙（连仲）副总部，步、炮兵顾问各1人。
五战区张（自忠）副总部，步兵顾问涅杰尔尼克中校。
九战区王（赞绪）总部，桃园。步、炮兵顾问各1人。
桂林行营李济琛设有顾问室，步、炮、工、通讯、化学顾问各1人，设总电台一座，技术员2人。
空军首席顾问雷芭柯夫，驻成都，常驻有战斗、轰炸机队。在重庆、兰州和四川梁山机场，驻有战斗和驱逐机队，昆仑关战斗时曾在柳州和昆明设空军站和指挥所。各飞行队均有电台、指挥官和政委。
苏军顾问工作的作风和纪律
只有总顾问福尔根兼做政治工作。他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曾会见李济琛、冯玉祥、贺耀组，谈及各战区的国共磨擦会给敌人以进攻之机会。派到陆军大学讲课的各兵种顾问到冯玉祥住处与其幕僚讲课。会见李济琛两次，谈及南北战场状况。谈及胡宗南、汤恩伯拥兵50万，但军官贪污腐化，军士缺少训练。福尔根说：如此则我们不能完成使命。除总顾问外，军区顾问不会见任何军队以外的官吏或民主人士，纪律很严。
蒋介石对苏军顾问的态度
1．第一次南岳会议——五、九、第三战区会战
在作战、军队调动、军队编制、训练、武器分配、仓库储存量这些方面，对苏联顾问并不保密。除总顾问和副总顾问参加每星期二、五汇报外，还有总顾问室的联络参谋。每周二至三次与国防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蔡文治会见，以了解日军动态。副总顾问则兼兵役署与兵工署顾问，经常到南北各战区视察顾问工作和战场情况，参加每次重大战役或军事会议，也检查预备兵情况并参与后备训练。代总顾问常在正规军事会议后，与徐永昌私人会谈。
下面，将我所参预的几件大的事件记述如下：
1939年9月末10月初，蒋介石召集第一次南岳会议（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参加人有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贺耀组、薛岳、陈诚、张发奎、余汉谋、顾祝同及师长以上人员。总顾问福尔根、副总顾问波格柳包夫，还有炮兵首席顾问谢洛夫、工兵首席顾问塔那索夫。会议中期，福尔根提出举行五、九战区为主，第三战区为助攻的冬季作战。
军情：日军主力分散，兵员不足，是松散防御。由汉口以北到岳阳仅有日军两个师，杭州到汉口的江防只有日军第十五、十七两个师团，防线两千余公里。
作战总方略：以五战区的兵力向汉口以北和宜昌地区进击，九战区向岳阳以北、汉口以南地方出击。第三战区则在五、九战区发动主攻之前，切断日军主要交通线——长江水运。作战目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相机收复部分失地为目的。
预定战期：自1939年12月中旬始战，至1940年一二月结束。估计日军无力自华北、广东或本土调动新的兵力到华中来。
这一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决定命五、九战区做主攻准备。第三战区地域辽阔，兵力不足，调五十四军冯圣发、新编第十军梁华盛（两个师）及重炮二团，炮兵五十七团开赴上饶。由代总顾问波格柳包夫率领炮、工、通讯首席顾问加第三战区原有顾问共27人参加此次作战计划，是苏军在华出动人数最多的一次。
出发前的准备：波格柳包夫少将军衔，其他军事人员称他为师长，曾充莫斯科陆军大学教官，在顾问中有甚高的威信。出发之前，他偕工兵人员亲自检视车辆、司机、卫兵，召集中苏两方负责人做出分工，做下列安排：指定军需顾问，集中所有顾问人员的出差费，作全队官兵沿途食宿的支出。我提出意见：中国官兵都有已定的职级和出差费，故不能用顾问团的经费开支。他回答说：“我们是出发作战，完成此行使命。顾问的工资高，出勤费亦高。请不要以为是对中国官兵的侮辱。”中国官兵由我负责，并兼负沿途通知前站及接待军政首长的责任。另选一名能干的人充后勤经理，做住宿安排。沿途不得饮酒、迟到。因有严明纪律，食宿统筹，卫兵、司机各负其责，互助。每到宿营点，先检视车辆、加油、加水，然后洗澡 、吃饭，每晨准6时开车，绝无违纪人员。
到达上饶，拜会顾祝同、邹文华参谋长，王敬久及各驻军头领。参加顾祝同召集之军事会议后，即分令各兵科顾问会见炮兵、工兵指挥官，做出发前方准备。我偕代总顾问视察由屯溪经徽州、太平到青阳的公路修复状况。到达青阳，会见川军集团军司令唐世遵，及其所辖二十一军陈万刃、五十军郭勋祺军长。听取了敌情报告，然后步行视察此两军之前沿。发现中日两军阵地之间有奇异的中间地带，且有集市。工、炮兵顾问分头视察行将进攻的前沿。参与了唐世遵主持的军事会议。有一日清晨出发，中午到一川军团部，询问其团长前线状况。团长说：营长知道。此团长身着便衣，动作迟钝，没有军人形象。代总顾问未吃中饭即步行上山，到山半腰昏倒于地。我们没带任何救急药物，只以万金油涂于鼻中，然后活动其臂与腿。约二十分钟苏醒过来，继续上山。进入山前交通壕，视察了机枪掩体。枪体老化，标尺已不能用，兵亦超龄。山谷对面乃陈家大山，高约五百米，上有日军阵地。据观察，是两个班据点。透过山谷可见村镇茅坛，向前约十五华里可见大通与贵池两座长江南岸城市，是这次作战的中心目标。远见长江如带，以重炮可以切断日军通武汉之惟一交通、补给通道。两边沿江山脉，日军占其北脉，我军占南山，其间相距有千公尺的谷地。青阳城完全破坏，城中无一民房，早晚在城边河旁，农民运来鱼肉蔬菜。我国农民勤劳朴实，为苏联军人所称道。
在青阳以南举行了军事会议，主持人唐世遵、王敬久，参加人有代总顾问、五十军军长郭勋祺、二十一军军长陈万刃。决定由青阳以西的五溪桥进入山区，编成控制大通、贵池之间火网，切断长江交通的作战计划。举行了炮兵训练班和步炮协同演习。代总顾问偕炮兵顾问，步行全部阵地前沿。两个月后完成作战计划，制成轻重武器火网图。经上饶由顾祝同主持军事会议批准。代总顾问建议由五十四军冯圣发担任青阳前的正面主攻，川军作左右翼之助攻。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则开贵池以东以牵制安庆的日本驻军。
1939年12月12日拂晓开始攻击。当天占领陈家大山高地，次日攻下茅坛，再向前则为一片平原直至江边。我们见到日船被击沉。16至17日起，日军左右两翼反攻，一周内夺去其所失阵地。第三战区动员8个师，日本反攻兵力估计不过两个团。会战失败的原因是顾祝同保全实力，当反击时不反击。另一主要原因是在拟定作战计划时预定军区后勤有运输卡车75辆，但作战开始后，只有卡车15辆运载炮弹和枪弹。
战役失败的原因：一是顾祝同没有作战决心。二是士兵多为强征抓来，训练不足，士气低沉。三是补给不足，弹药不能及时运到战地。
这次战役以十倍于日军的军力，优势的炮兵（重炮9门，加上山炮共27门），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战斗不到两周即结束。据一般估计，第三战区损失兵员约三千人，日军不足千人。在战争紧急之时，有一连日军到达代总顾问所在的师指挥所山前，相距百米。我们以全指挥所官兵出动合击，始得脱险。日军死伤四十余名，内有排长1名，班长2名。在我们奉顾祝同命令撤返途中，遇见输送军火卡车因汽油不足，停在无隐蔽的公路上。我们于1940年2月中旬返重庆。
2．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
1940年初，奉蒋介石命，代总顾问到遵义陆军大学讲学。由重庆出发，夜晚到遵义。时间不过10点，校门紧闭。门房说：请到招待所休息。我问是否有值日官？答称“没有”。“我们是奉委员长命令来的，事前有电报来，请打电话给你们的教务长郗恩绥。”门房说：“教务长从来不准人向他家打电话。”招待所如一小客栈。次晨8时，教务长来，面带鸦片青色。副总顾问称奉命来陆军大学作学术讲话，并想作一次师的攻防兵棋作业。教务长说：师兵棋演习已经作过。学术演讲可以。次日下午向全校学员作了一次战术讲话。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副总顾问说：该陆军大学不像一军事教育机构。教务长即被撤职。
3．1940年四五月的重庆、成都、内江、贵州各补训处军事演习。
这次预备兵演习是总顾问福尔根提议，蒋介石批准进行的。各后方补训处作全部动员，作由单兵训练到连、营、团的对抗演习，包括步炮协同、工兵架桥、强渡等演习。调歌乐山陆军大学全部学员参预各补训处的教练和演习指挥。在重庆的顾问全部出动。因翻译人员不足，我问顾问事务处长张冲如何处理？张冲称：凡是各方推荐来的俄文翻译人员全部出动，通知各员到会宣布。我即将凡挂名领薪人员调来，宣布这项工作的要求。会后由贺衷寒介绍来的上校译员张廷黻讲，他是做政治工作的，不能任翻译。如果要作反共报告，能讲三天不停。我旋即去问张冲：“顾问事务处是不是反共机关？”张说：“不是。”我传达了张廷黻的回答，张冲即令：凡不服从工作安排者一律停职。我即将凡挂译员而不工作者一律解职。这次演习继续了一个月，检阅了四川、贵州的后备兵训机构。
4．宜昌失守，襄樊战役
1940年，日军在五战区攻势凌厉，张自忠阵亡，宜昌失守，日军一度进入襄阳、樊城。我曾偕波格柳包夫到宜昌郊区、老河口、河南南阳。
蒋介石的军队已很腐败，军政之中，“上下交征利”日益盛行，军官吃空额、克扣军粮。军士仅以盐粒伴食粗糙军粮，病员多，战斗力日减。但杂牌军队如孙连仲、李宗仁的部队反而较好。日军攻势为疏散型，在河南、襄樊、湖北日军的进攻线中有诸多空隙。波格柳包夫建议采用加强营的小部队进攻日军攻击线的间隙。所指加强营即以步兵三连加一山炮连或迫击炮连、工兵排等，先作短时间的联合训练，在宜昌以东的丘陵地，随时进入日军阵线的间隙。在宜昌、襄樊这一战术起过良好作用。1940年襄樊战役后，波格柳包夫回国，福尔根亦奉命返苏，张冲派我送福尔根到兰州。兹后，由重庆苏武官崔可夫中将继任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任国防部首席顾问兼兵役署、兵工署顾问。
我曾偕古巴列维赤去兰州，经六盘山到西安，视察了胡宗南部队，主要的视察第二十九军刘戡的机械化部队。该军有机械化顾问彼德洛夫中校协助训练。古巴列维赤在西安游击训练班讲过课，与胡宗南司令部人员交往甚好。视察了部队和西安郊区的军火库，对炮弹储藏不妥、规章不严提出批评。一日晚与胡部参谋人员会餐并会谈。古巴列维赤说：军人职责即在军人气节，就是“有我的存在，敌人绝不能越境”。中条山会战正酣之时，我们到了潼关，北风袭人于千里之外，雪堆断路，我们须下车铲雪，推车前进，颚骨冻僵，使人失去讲话能力。然见运送过黄河的伤兵有毛驴骑者，赤腿呈青乌色，担架上的伤兵被褥单薄。我们到一伤兵所，见伤兵病卧草上，并听说伤兵站有活埋伤兵事。古巴列维赤说：如此对待伤兵会伤害士气，失去民心。返西安时，向西安坐阵的后勤西北兵站监卢佐作了详细口头报告。后知枪决兵站站长二十余人。彼等活埋1名伤兵，则吞食其殡葬费20元。
视察胡宗南部队后，古巴列维赤说：是个检阅的部队，没有真实的战斗力。
其原因在：1.部队官兵生活悬殊。官为南方人，兵为河南、陕西人，语言不通。2.军官内部腐化，大官吃空额，小官克扣军粮，贪污成风。胡宗南的炮兵有自开战以来未向日军发一炮弹者。胡对古巴列维赤说：所部炮兵多为重炮，不能携重炮进入太行山区，向古巴列维赤提出要求增加山炮部队，一团也好。此行到洛阳，知卫立煌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合作较好。在蒋介石停止对八路军军火供应时，卫立煌仍有械弹供应八路军。南下到河南叶县会见汤恩伯，此时汤的部队尚未腐化。他的口号是：“准备出发，准备作战”。汤部有常驻苏联中校顾问1人。再南下至河南南阳。此处驻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孙部系冯玉祥旧部，抗日态度较好，军纪亦强于蒋系军队。经邓县到老河口，此处是李宗仁所统率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有首席顾问斯科沃尔差夫，工、炮、通讯兵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李宗仁与苏联顾问关系良好。返重庆时，曾由总顾问向蒋介石报告视察各部队状况。凡到上述各部队，我们都视察过营房，检阅过演习，与军、师、团长举行过谈话。
中条山战役
1941年秋，据大量情报，日军向晋南中条山区作大军结集，有渡黄河、攻潼关、攻西安的态势。崔可夫向蒋介石提议集结兵力会同十八集团军，布置进攻，以阻止日军渡河。
1940年底，崔可夫来华前，苏联对华军援是24个甲种兵装备师的武器。包括战车、110mm重炮、75mm山炮、37mm战防炮，此外为步兵轻重武器、飞机200架，由苏联负责运输，车辆为十轮重型卡车。崔可夫于1940年末到达时，又随携12个甲种师装备，包括战斗机150架，快速轰炸机100架，各种炮300门，汽车500辆。这个数量在当时日军侵入华中、威胁华南情况下极为可贵。斯大林的用意是，如果日军顺利进占西安、兰州，威胁重庆，则蒋介石可能投降。如果日军在中国获胜，则苏联将有面临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故崔可夫告诉蒋介石，斯大林已决定增加军援12个甲种师的装备。1940年末，蒋介石在军委会大礼堂宴请崔可夫及全体苏军顾问，由军事委员会上校以上全体将领出席。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秋，日军由岳阳南下，意图占领长沙。崔可夫派古巴列维赤前往，我充翻译，视察了长沙以北的浏阳河、捞刀河阵地。低地工事内多积水，泥泞不堪。如果战起，士兵不能进入，全部筑城和掩体、炮兵阵地都失去效用。军队布置于开阔之丘陵地，攻守都在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进行。我们晚上返岳麓山薛岳司令部，有数次看见薛岳两臂交叉前胸，向参谋长和作战科长口授命令。日军占领了长沙，我们退居衡阳。日军后方交通受到威胁而溃退。我们再返长沙时是深夜，湘江灯火全熄，城区空无一人，路旁腐尸累累，皆以薄土掩盖，恶臭熏人，成群野狗扒食人肉。本欲再至前线以研究此次战役之过程，忽接衡阳电话命总顾问立时返衡阳，委员长召见。
我们回到衡阳，方知蒋介石已到，将领云集，将召开第三次南岳会议。接到电话称：委员长将于次日晨7时召见，我请古巴列维赤做了准备。次晨6时出发，过湘江，车抵山麓，我以为应是警卫森严，实则上山时直至蒋的住所空无一人。入室亦空空荡荡。经过观察，步入右侧小客厅，有一长桌，白台布，普通茶具，数张靠背椅。显然是我们的脚步声引来了一个着灰色制服、满面消瘦的侍从，倒了茶，请我们稍候。约两分钟蒋介石出见，军服整齐，但未戴帽。他说：顾问辛苦了。古巴列维赤答称：半月之前到达长沙前缘，视察过浏阳河、捞刀河阵地，多数炮兵、机枪掩体，步兵堑壕，均因管理不善，内部积水，致使敌人攻击时，我方部队不能进入掩体。步炮兵临时阵地暴露于敌人空军侦察、扫射之下，已组成的火网失效，防守构筑失灵。再者我军进入阵地时间拖延，一个师零碎用兵，一团被击溃，则第二团接替，然后第三团。形式似为节约兵力，实则敌方一团消灭我三团有余。蒋介石对古巴列维赤的报告表示感谢。
大会开始，蒋介石一人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左侧是阮肇昌、李济琛、贺耀组，右侧是古巴列维赤、炮兵、工兵顾问、九战区顾问聂斯杰尔诺夫，翻译是我与孙亚明。报告人薛岳，其人身材矮小，面目白净，似有很强的记忆力。立正站于主席台下，将一月战况：日军前进日期，我军退却与反击，各军师进入战斗的人数、时间，不看表册，立正姿态不动，约80分钟报告完毕。最后承认自己违反军纪，委员长曾命令薛岳不要离开长沙。此次日军攻城，薛岳由左右扶持退出了城市，人民遭受屠杀，请求严惩。会议第三日，蒋介石宣布某师长临阵脱逃，着予枪决，并说这样大的战争，将领没有伤亡，对不起百姓。他每月为张自忠祈祷。长沙以北阵地筑城失修浸水，为外国人所知。
古巴列维赤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印发给与会全体军佐（据悉各员认为是一重要文献）。内容为：中国军队的作战命令由部队首长口授，而参谋长则远在后方（九战区吴参谋长在衡阳），作战处长亦似部队长之司书，记录部队长之命令。此种方式是拿破仑时代的幕僚作风。今日的作战命令，应由参谋处第一（作战）、第二（情报）课长协同参谋长，步行本部的作战前沿，确估地形、敌军部署、组成火网等写成作战命令；经参谋长核定，由部队长核准下令执行。故作战时期的参谋业务是昼夜不停。同时也批评了驻军对诸种掩体筑城保管不善，致使临战忙乱，火网不灵，兵员因之损失。
蒋介石亲临的各种会议，生活俭朴，早饭每人半个咸鸭蛋、花生米、酱菜、稀饭、馒头。他与李济琛、贺耀组、阮肇昌4人一桌，其他军佐均6人一桌。中晚饭4菜1汤，顾问与我们同席。
苏军顾问团撤退
1943年8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第二年，奥勒尔——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军已转向全面反攻之时，美援已局部到达，蒋介石已命陈诚为驻缅甸远征军总司令。苏联通过驻华大使通知蒋介石称：苏联对华抗日军援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苏联国内以战争的需要，极须调回在华的军事人员。在此通知到达之前，崔可夫中将已返国，总顾问由古巴列维赤代理，苏联驻重庆武官里巴尔柯亦已返国。是年8月，因须办理全国苏军撤退事宜，我受命充驻兰州军委会外办主任。各战区顾问相继到达，分批予以薪金核算，以军用飞机送至乌鲁木齐，再由苏方军用飞机运送返国。最后到达的一批是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与参谋长斯米尔诺夫。
苏联军援账目的总结，是由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合同办理的，陆空军贷款总数4亿5千万美元，均用之于购买军需物资，包括飞机、重炮、弹药、通讯器材、汽车、汽油。顾问人员的伙食、工资用当时的纸币支付。在1943年，国民党地区已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上校顾问月工资约两千五百元（中国军官上校约五百元）。军火的偿付，采用其回空汽车带茶砖（以红茶制成），锑、钨矿砂，西北的羊毛作价归还。全部军火等于半价。至顾问团撤返时，账已结清。其军用品的质量——包括飞机、战车、各种大炮，在当时
是第一流的。从未听过中国军官对苏联军火的运用有何怨言。军事人员都有很强的责任心，努力完成任务。除总顾问外一律不与非军事人员来往。成员伤亡：空军方面死伤约二百人，亦有飞机伤而坠落于日战区者。1938年10月14日保卫武汉空战的空军大队（营），飞机五十余架全部伤亡。此战役后，所余飞行人员21人在四川梁山，至同年12月由一架运输机飞至六盘山撞山坠毁。陆军人员只有第四战区首席顾问加当诺夫病死，驻重庆通讯兵首席顾问因烤中国炭火，夜窒息死亡。
顾问事务处长张冲之死
张冲，字淮南，浙江温州人。幼年曾就读于哈尔滨政法学院，略通俄文。因在东北生活，对日军侵华野心识之较早，曾参与五四运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应有各省名额，东北长期受张作霖统治，革命运动多被镇压，活动人员较少。他以吉林省党代表资格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国民党中央调查局副局长，属于CC派，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属员。然其为人性格直爽，有爱国热诚，性喜接近一些有志的爱国者，不深追究各人的内在政治倾向。他在1937年7月充欧洲工业考察团副团长，到莫斯科。七七事变后曾与苏联外交人员有所接触，接洽过苏联军援。在此之前，他曾充任蒋介石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抗战发生之后，他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中将秘书，是军内的文人。在国民党政府撤离武汉时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职，与苏联驻华大使和福尔根总顾问关系良好。
1940年秋，日军攻下桂林，经河池进入贵州境，国民党的要人、权贵谋向国外逃跑，或向上海、南京找关系。有一天在总顾问室他与我遇见，我说：“处长，向美国逃需有大宗现金，以充白华。向南京、上海找关系需要有一身软骨头，当汉奸。均为我所不能。如重庆有失，我只有上山打游击，与国土共存。”张冲面红至耳，他说：“黎扬，好的，我们将共赴国难。”1941年春夏之交，他得了伤寒，一病不起，年仅37岁。去世之时正值重庆夏天，由我们主办丧事。在追悼会之日，先后来了冯玉祥、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蒋介石。蒋在行礼之后即退出。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讲了话，大意是：淮南先生深具爱国热诚，虽为调统中人，但无调统习气，与人共事公正诚挚，虽有党格、人格之异，但爱国一心，人格共同（有一专文登在重庆《新华日报》）。并赠其妻万元为抚恤金。其挽联曰：“安危与谁共，风雨忆同舟。”毛泽东的挽联曰：“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心情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虐，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可见毛泽东对他的活动业绩是估价很高的。张冲遗体浅葬于重庆歌乐山，斯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参加执绋。
在华顾问返苏后情况
1.福尔根，其人作战勇敢，不考虑个人安危。在重庆、柳林均曾遇重大危险而步伐不乱。返国后任军团司令，阵亡。
2.崔可夫，充守卫斯大林格勒六十二军军长，后任苏联元帅，驻柏林军事长官。
3.驻华少将武官里巴尔柯，任战车元帅，驻匈奥军事长官。
4.波格柳波夫，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任乌克兰第三战线参谋长。1947年7月《红星报》刊登照片——四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