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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人”,包括“所有中东铁路的前雇员和从满洲回国的人”,该词条的注释人是1937年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叶若夫的这个创造性解释,决定了“哈尔滨人”的命运。
这个出现在前苏联内务部(即克格勃前身)1937年9月20日《00593号命令》中的新定义对于今日读者来说,缺乏实际意义或者可想象的空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定义有助于辨别特殊人群。1937年的这份文件,所谓的苏联“哈尔滨人”的人群,是指包括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在内的原满铁雇员以及其他在满铁沿线从事各种各样职业的归国“苏联人”。而正是这个泛化的定义,导致三万多人被枪毙,近两万人流放。
“中东铁路”及移民潮
这份《00593号命令》中出现的“中东铁路”即 “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因此亦作“东清铁路”。 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俄罗斯与清政府达成秘密对抗日本协议,清政府将中东铁路的建筑权与80年经营权转让给俄罗斯,包括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铁路沿线的治外法权。铁路的延伸,也意味帝俄政治—经济势力向东方的延伸。与日本向东亚大陆西进政策一样,俄罗斯自十七世纪之后就有东进计划,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个计划演变为清晰的“黄俄罗斯”行动,在东北历史上,“中东铁路”铁路的出现是俄罗斯帝国东进计划的一个跳板。在获得铁路的开发与治外法权之后,俄罗斯帝国扩张的下一步,必定是移民实边。
伴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大批铁路雇员、沙皇帝国之下弱势的众多小民族纷纷迁徙到中国东北铁路沿线,从事贩牛羊、毛皮、食品等贸易。这次20世纪初叶的这次大规模移民得到了沙皇政府的支持与鼓励,驱使小民族与及犹太人向边疆以及域外迁徙,非仅处于殖民的考虑,更有帝俄本身民族矛盾尖锐的考量。俄罗斯经十九世纪之前两个世纪的扩张,早已成为亚欧大陆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国家,也成了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区域。
在这波前往中国东北的移民潮中,就有犹太人《哈尔滨档案》一书作者玛拉·穆斯塔芬的曾外祖父母奥尼库尔夫妇。1909年,奥尼库尔夫妇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从白俄罗斯的乡下来到中国的满洲里,成为当时著名的美国“胜家”牌缝纫机的代理商以及牧场主。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奥尼库尔夫妇把他们在满洲里的新家经营得有条不紊,他们在满洲里置地、购买房子,生育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直到9.18事变之后。
1920年代,奥尼库尔夫妇所居住的小城镇满洲里苏联人口大约已有4000余人,而仅20万人口的哈尔滨一地,俄罗斯犹太人大约就有1.5万之多,而其他俄罗斯人人口约为俄罗斯人的三倍之多。十月革命前后,在中国东北沿中东铁路沿线的俄罗斯总人口达到了20万(不包括驻扎军队)。像奥尼库尔夫妇一样,俄罗斯人在东北生根发芽,他们经营商业、杂货铺、牲口买卖、文化传播以及建筑等等,今日的哈尔滨仍旧保留着许多旧俄时代的建筑,最为知名的是始建于1907年的索菲亚大教堂。
二十世纪早期俄罗斯向东北的移民潮,同样是清廷不断衰弱的一个表征。但与上海等较为单纯的商业殖民化不同,帝俄的扩张政策显得比较赤裸裸,以军事威胁和侵略为开路先锋、殖民渗透紧接而来。在中国的东北,俄罗斯人马上碰了壁,另一个对中国东北处心积虑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也在虎视眈眈。夹在三国政治势力犬牙交错的东北,注定了《哈尔滨档案》中奥尼库尔家族日后的悲剧。
逃离恐怖,奔向未来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段里,中国的东北沦为各种势力的跑马场。这几股势力是,苏联内战(1922年)后撤退到东北与蒙古高原的大量白俄武装、哥萨克匪帮;1904年日俄战争后由南向北渗透的日本;从北洋系分化而来的中国奉系军阀以及从帝俄手中接过“中东铁路”北段的苏联。帝俄时代的哥萨克视犹太人如草芥,常以杀戮犹太人取乐。在《哈尔滨档案》一书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忠厚老实、毫无政治派别的奥尼库尔为哥萨克投入的监狱,理由是他是犹太人,最终通过他在满洲里良好的人际关系摆脱了牢狱之灾。但在犬牙交错的政治势力中间,奥尼库尔的几个子女显然就没有那么安分守己,一心报效祖国的两个儿子阿勃拉姆和亚沙加入了苏联的情报组织,女儿玛亚也暗中给苏联提供情报。在政治派系林立的中国东北,奥尼库尔家族几个子女的行为并不能说是出格,新生且强大的苏联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此举也是为异日前往祖国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阶梯或者为保留自己留一个退路。
1931年,9.18事变,东北的势力只剩下苏联和日本。1933年,希特勒上台,英法“祸水东引”,为防备腹背受敌,苏联在1934年将“中东铁路”以1/4的价格转让给日本,并召回原铁路两万多雇员。苏联的撤出,意味着日本控制了整个东北,失去了苏联保护的俄罗斯等于任人宰割的羔羊,日本占领当局开始给俄国移民制造麻烦,恐吓、接连不断的盘查、监视、牢狱等等,不一而足。
奥尼库尔的长子阿勃拉姆以特殊身份先期返回苏联境内。1935年4月,奥尼库尔的长女玛亚回到苏联高尔基市(今俄罗斯尼日尼),紧接着,亚沙和奥尼库尔夫妇来到了高尔基市。除了他们的小女儿基塔嫁给哈尔滨著名商人而继续留在哈尔滨之外。一家六口中的五人返回了苏联,他们逃出了日本人的白色恐怖,奔向未来。殊不知,等待奥尼库尔家族的,却是大清洗。
死亡之旅
苏联大清洗开始之际,曾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玛亚和亚沙似乎并未注意到任何危险信号,这是一个长期居于中国东北的俄罗斯家族的贯有的迟钝。实际上,“大清洗”的信号始于1934年12月斯大林密友基洛夫遇刺。斯大林以此为借口,清除了以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手段是内务部一贯的办法——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这场“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最后一次争权夺利”最终从高层政界向军界乃至各行各业延伸,祸及数千万人。
1937年,大清洗扩大化,苏联军界开始遭殃,该年6月11日,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八个高级军事长官同日被枪毙,罪名都是“间谍和叛国罪”。大清洗的进一步深入,必然是朝向民族主义和排外方向发展,外族和异地来的族群首当其冲受当其冲成为清洗目标。
1937年7月20日,政治局命令内务部逮捕所有军工部门中的德意志族苏联人,并将部分人流放国外。8月9日,政治局批准内务部《关于消灭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军事组织》的计划,仅仅八、九月份,一万八千余人遭到了镇压。9月20日,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下达了苏联内务部《00593号命令》,即“哈尔滨行动”专项肃反行动。10月2日,奥尼库尔和玛亚被捕,未经正常审讯,10天后被执行枪决,理由是“日本间谍罪”。 10月7日,奥尼库尔夫人与其子亚沙被捕,理由是“日本间谍罪”,流放,1956年获平反。10月17日,阿勃拉姆被捕,理由依旧是“日本间谍罪”,1941年冻死于北极圈内的劳改营。
奥尼库尔家族,自1909年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白俄罗斯迁到中国东北满洲里,自1934开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再次返回苏联。在1937年,整个家族除了已在哈尔滨嫁人的小女儿基塔之外,无人幸免于难。在1934年之后,约有10万苏联人返回家园,这其中,“48,133人被逮捕,其中,30,992被执行枪毙”,其余的17141几乎无一例外的被流放,幸存者在1956年平反。
“哈尔滨人”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一个逻辑环节,是帝俄在中国东北拓殖的必然结果。而当继承帝俄衣钵的苏联放弃东方扩张主义之后,“哈尔滨人”的命运便出现了大转折。在这段“哈尔滨人”的大清洗历史之中,“哈尔滨人”遭遇不幸的理由极为荒谬,遇难者的罪名基本为莫须有的“日本间谍罪”,而这批人“哈尔滨人”重返苏联的恰恰是希求祖国的庇护。历史上的排外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无论中外概莫能外,而“哈尔滨人”遭受的残酷大清洗又非仅简单的排外主义能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中,被镇压的群体基本上都以“间谍罪”而被执行枪决,最著名的是图哈切夫斯基以“德间罪”被枪决。
一九三零年代,苏联的第一个现代化建成。斯大林体制,在反复的斗争中稳定了下来。在这一体制中,高度官僚化的中央政治运作,最终的决策都依赖于绝对权威。正是在大清洗的背景中,哈尔滨人嫌疑者身份,最终导向了悲剧性的命运。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关于《00593号命令》的签发人叶若夫及其最终结局。此君与其前任亚戈达并列为斯大林时代两大刽子手,两人合作完成了大清洗屠夫的全部工作。叶若夫1936年出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上任之后,秉承斯大林意志,半年内就清洗了内务部25000人中的5000名;在任17月期间,逮捕了150万人,其中一半被执行枪毙;一万五千名高级军官被清洗,这个数字大约是当时苏联军官团的一半。因为此君身高不足1米60,在俄罗斯人中显得身材矮小,故苏联人称之为“嗜血的侏儒”。诗人艾特玛托娃在《安魂曲》中将叶若夫在任的17个月称之为“叶若夫时代”。
1938年4月,大清洗进入尾声,叶若夫随之失宠。同年11月,叶若夫本人也被斯大林清洗,半年后,叶若夫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