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场海参崴起义串联起的中国遗民在中国远东失地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逐渐丧失这片广大富饶国土的历史悲剧。在如今的中俄关系中自然已无法再对这段历史锱铢必较，但其中蕴含的悲凉与教训总归是不该忘记的。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与今伊拉克相仿。
　　1860年那一纸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近40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沙俄，其上的中国人瞬间成了居于别国土地的“外国人”，听起来既滑稽又心酸。在条约文本上留下了这么一句：“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这成了大清帝国对自己这群子民最后的关照。
　　1858年沙俄侵略先锋穆拉维约夫带兵进入乌苏里江，清廷还曾下谕旨称：“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可最后，面临英法与沙俄南北夹击，清廷最终放弃了这片“参珠貂鼠地方”，完全不顾那些“断不相让”的遗民。
　　自此之后，遗民们的种种，大清均已无力照拂。
　　中国“蛮子”
　　“参珠貂鼠地方”，这个名称解释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靠什么生存。沙俄著名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探访这里后写道：“这群中国人主要是流放的犯人或亡命至此。他们以捞海参、海带，采集人参，打猎和淘金为生。”普氏所言不虚，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自康熙年间始被封禁了200多年。直至沙俄入侵，封禁才解除。每当述及此地，俄学者都会强调乌苏里江以东中国人当时并不处于中国行政的有效管辖之下。这里固然有鲜明的俄国殖民立场，但也确实并非虚言。当穆拉维约夫率军入侵，清廷才想起派人绘制此处地形图。可见其所谓的管辖力度极为不足。
　　那时，俄罗斯人将这批中国遗民称为“蛮子”。按照清朝的规定，流放的犯人不可由家眷陪同，不可在当地成婚。所以，“蛮子”里几乎见不到女性。1897年，《俄罗斯消息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我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呆了3年，只见过3个中国女人，她们是逃亡到这里的蛮子偷偷带过来的。”如此一来，这里的中国人得不到繁衍，数量并不多，更何况还有清廷封禁东北的政策。当时那里到底生活着多少中国遗民？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大相径庭。1868年，时任滨海州州长的伏鲁戈尔姆称，他的辖区内有7000~10000名中国人。考虑到当时的滨海州包括楚克奇和堪察加地区，这个数字只能作为参考。同一年，普热瓦尔斯基也给出数字称，当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4000~5000名中国人。1869年的一次官方统计显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1797名中国男性和210名中国女性。当时，对东北的封禁已经在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后解除。各种版本的数字差异极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东北解除封禁后人口增长很快，而且这里的中国遗民大多是季节性劳工，不劳作时往往回国内居住，这便使得人口统计更加困难。其实，直到今天俄罗斯远东中国移民的数量都是一笔糊涂账。
　　无论如何算，乌苏里江以东这片土地对于这群中国人来说都太广大了。他们散居于此，结成村落。几个较近的村落会结成一体，选出一个负责人。他们用“太爷”这个称号称呼负责人。“太爷”有着极大的权威，掌管着赋税、刑罚诸种事务。此外，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用来自保。
　　最初的冲突
　　不得不承认，若无北京清廷对东北长期封禁的政策，这片土地如果得到有效开发而人口充裕，它的历史不会让后世国人如此神伤。条约签署之后，俄罗斯人将这里视为自己的领土，而“蛮子”们却将他们视为外来者。要知道《北京条约》签署时他们就持“断不相让”的态度。
　　从沙俄驻东西伯利亚部队派兵逆乌苏里江而上开始控制这片土地起，中国遗民与俄罗斯人的关系就一直十分紧张，最终发展到流血冲突的地步。
　　在这片土地最南端的海参崴，东西伯利亚军四营三连40多名士兵在1860年6月20日设立了一个兵站，由准尉科马罗夫领导，从而控制了这个最主要的城市。而早在4月11日，在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最南端的波谢特湾诺夫哥罗德港，俄军也设立了兵站，由中尉纳季莫夫领导。这些兵站开启了俄罗斯人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历程。此时，中俄《北京条约》尚未签署，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只是根据《瑷珲条约》处于两国共管状态下。俄军进驻后，中国遗民们的不满时有展露。
　　史书中记载的双方在此地较早的一次战斗发生于两国军队之间。1860~1861年的冬天，大清国珲春协领向驻守波谢特湾诺夫哥罗德港的俄军将领伊万•切尔卡夫斯基发出巡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要求。当时，两国已然签署《北京条约》，那里已经是沙俄地界。切尔卡夫斯基拒绝了。于是，珲春协领干脆霸王硬上弓，率600名兵勇与切尔卡夫斯基麾下几十名俄军士兵打了一仗。这一仗是在结冰的江面上打的，如此悬殊的兵力似乎早已预示了战局。但切尔卡夫斯基携带的两门山炮改变了局势。大炮一响，清军立刻败下阵来。
　　逃回本部的珲春协领连忙向上级通报了敌情，并在信件中夹了一片俄军炮弹留下的弹片。自此之后，只剩下中国遗民们与俄军抗争周旋。
　　劳作于此的中国遗民们起初尚可以与俄罗斯人们保持基本的和平，因为刚刚再次落脚的俄罗斯人也还没有确立起有效的统治，尚无力对中国人进行管理。既然仍可以进行采参、淘金等活动，遗民们便基本未作反抗。但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当局决定加强控制，这是他们在两年前就作出的决定：加强在日本海沿岸的存在。于是，这里陆续出现了电报和驿路。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被禁止从事对昂贵的橡树林的采伐以及淘金生意。这当然是已在这里活动多年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
　　随着中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增多，商贸活动热络，那里聚集了一些富商，便将啸聚东北的土匪引了来。俄罗斯人将这批土匪称为“红胡子”，显然这也是一个从汉语中引进的音译词汇。“红胡子”多了，抢劫和谋杀事件时有发生。虽然受害者仍只是中国人，但俄方清楚，中国“蛮子”普遍对被他们视为入侵者的俄罗斯人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很可能转化为流血事件。
　　很快，冲突就爆发了。在海参崴东北方向的苏河谷地，以“太爷”身份领导所有中国人的于海拥有着一支300多人的武装队伍，而在那里与他们抗衡的俄罗斯军队才区区50人。在俄方禁令的刺激下，1866年，于海率人开始驱逐苏河谷地内的俄罗斯人，引发冲突。在一场“剿匪”战斗中，俄军尽管装备先进，但毕竟人数太少，最终大败而归，部分士兵还被中国人俘获。
　　此战之后，于海直接向谷地内俄军指挥官彼德洛维奇发出承认苏河谷地中国人独立的要求。彼德洛维奇当然不会答应，他暗中向驻守诺夫哥罗德防区的长官雅科夫•季亚琴科发出了求援信，后者得信后取得了总督同意，组织了一支120名士兵的队伍向苏河谷地进发。为了这次行动，他们还专门带上了两门山炮。
　　1968年1月1日，季亚琴科率军抵达苏河谷地。他立即施展了极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仅用10天就绞杀了中国人的反抗。于海及其10名主要随从被捕，被押往其他城市，下落不明。但尽管取得了胜利，季亚琴科清楚，当地中国人数量仍多于俄罗斯人，久必成患。于是，他开始寻求其他控制中国遗民的方法：他介入了苏河谷地地区“太爷”的选举过程，一位名叫李贵的中国人在他的扶植下成为新任“太爷”。但后来他才知道，就在他绞杀苏河谷地中国人反抗之时，南面的海面上正酝酿着一场最终导致了海参崴中国遗民起义的战斗。
　　“青岛”之战
　　在海参崴以南15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面积15平方公里的岛屿，俄罗斯人称其为“阿斯科尔德岛”，中国人称其为“青岛”。从岛上三座高峰可远眺海面，来往船只亦以此岛为行船重要坐标。1855年，造访此地的英国海军将领塞姆尔将此岛称为“终点岛”。俄罗斯人起初将它命名为“灯塔岛”，后来才改名为“阿斯科尔德岛”。从名称变化上显然能看出此岛的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阿斯科尔德”是1857年从圣彼得堡出厂的一艘新型军舰的名字。这艘军舰曾载着海军上将普提雅廷远赴中国同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之后又曾载着穆拉维约夫入侵远东。可以说，“阿斯科尔德”这个名字饱含着中国人的屈辱回忆，而偏偏从这个岛上打响了中国遗民反抗沙俄统治者这场战斗的第一枪。
　　起初，这里只是中国人采集海带的地方，但当1867年有人在这里发现了黄金，这里便成了淘金宝地。中国淘金人蜂拥而至，岛和大陆之间的海运活动空前热络起来。但淘金热开始的那一个夏天里，俄罗斯人竟丝毫不知情。直到那年9月3日一艘俄国军舰意外造访了这座岛屿。
　　那一天，“阿列乌特”舰指挥官艾托林正要驾舰回港。路过这座每次出航都要经过的阿斯科尔德岛，他突然想到岛上查看一番。当他和15名水兵荷枪实弹地登上岛屿，发现了中国人的秘密。经过清点，当时岛上有500多名中国淘金工人，他们正在进行紧张的金沙淘洗工作。艾托林当即收缴了5俄磅(1俄磅等于409.5克)金沙，并命令中国人永久停止这种被他认为非法的采金活动。但是，他驾舰刚一离岛，采金便又开始了。
　　艾托林回港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两天后，他带着18名士兵、6名炮手和一门山炮再次登岛，将全岛搜查了一遍，驱赶了所有中国采金人。自此，这座岛屿上出现了俄军巡逻队，大陆沿岸也多了巡视的俄军，用来切断大陆和岛屿的联系。
　　在这之后，中国人无法靠近淘金宝地，而俄军却时常爆出其士兵被中国遗民暗中偷袭暴打的事件。显然，中国人在报复。过了大半年，由于未有大的事端发生，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巡逻被取消了。可当1868年4月19日艾托林再次驾驶“阿列乌特”舰驶抵该岛，看到的是与上一次毫无二致的繁忙的淘金场面，几百名中国淘金人忙碌着。艾托林带着20名士兵立即登岛，中国人见着他们后则掉头朝山上猛跑，俄军在后面穷追不舍。但当他们刚抓住一个淘金人，就从山上传来一声枪响，一名俄军士兵应声倒地身亡。这声枪响仿佛进攻的号角，几百号中国人从山上猛冲下来，将猝不及防的俄军围了起来。但是，只有少数人有猎枪，大多数中国人手里拿着的不是大刀就是石头，终究敌不过俄军的步枪和手枪。在被围死之前，艾托林率众突围，逃到了军舰上。驾舰驶离后，艾托林命令炮击岛上中国人。盘点后发现，这一仗死了3名士兵，伤10人，还被中国人缴获了5把步枪和8把手枪。中国人的伤亡则无从知晓，但考虑到艾托林使用了大炮，想必结果也是很惨烈的。
　　海参崴起义
　　这次战败更加让艾托林意识到加强对阿斯科尔德岛控制的决心，第二天他就带领着更多的士兵和更精良的装备驾驶“阿列乌特”舰杀了回来。这一次，他还从季亚琴科那里将其刚刚扶植起来的苏河谷地“太爷”李贵带在了身边。他命令李贵帮助俄军搞清楚岛上是否有“红胡子”，中国人的人数，都使用哪些武器。但是，一场大雾延缓了他登岛的步伐。于是，艾托林下令围困阿斯科尔德岛，待到合适的时候再进攻。随后，他回到大陆，开始巡视海岸线，以防陆上和岛上的中国人暗中联络。李贵则被送回。
　　但是李贵却没闲着，他借机散布消息，谎称清政府驻宁古塔军队将发来2000人的部队和数门大炮来支援乌苏里江以东中国人。显然，李贵虽被俄国人扶植，却不愿归顺敌方。此时，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同胞被围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沿海中国人聚居地。加上李贵散布的假消息，中国人按捺不住，终于准备起事。
　　4月26日凌晨4点，1000多名中国人突然包围了俄军斯特列列茨据点。当时，这个据点内只有26名军人和10把步枪，主要兵力和其他武器都被艾托林调去围困阿斯科尔德岛了。但由于俄军哨兵提前发现了来袭的中国民众，及时发出了警报，大部分俄军士兵四散逃走，民众只抓住了一名负责军官。随后，据点被捣毁。实际上，这次行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救援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同胞而使用的“围魏救赵”之计。据俄方资料显示，在24日俄军就曾抓获试图从大陆登岛传递消息的中国人。但从后来俄军未有防备的事实来看，他们应该没能从这名中国人口中套出消息。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人因为此人的被抓而提前起事。
　　艾托林得报后立即回军救援，而从哈巴罗夫斯克到海参崴的俄军得报后也都紧急向事发地派军救援。艾托林撤走了围困阿斯科尔德岛的俄军，因为他已收缴了所有岸边船只，认为岛上中国人没了船无法逃脱。季亚琴科也从苏河谷地亲自带兵前来救援。接下来的几天内，中国民众袭击了数个俄罗斯人聚居村，要求俄罗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并与俄军展开了战斗。这场起义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在5月29日被俄军镇压下去。当时，几乎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俄军都出动了。当时，一大批中国起义民众被捕，其结局无从知晓。另有许多人逃回了国内。而艾托林和季亚琴科则因为救援有功而获得奖赏。
　　此外，5月1日时艾托林就曾派出小股部队登上阿斯科尔德岛，却发现上面几百名中国民众都已成功转移。想必有其他中国人派来了船只。
　　这场起义在中国史籍上被命名为“海参崴起义”，而在俄罗斯史料上则被称为“蛮子战争”。这次起义之后，俄军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其人数毕竟仍不占优势，无法确立有力的行政和军事控制。此后五年内，阿斯科尔德岛上仍一直有中国人在淘金，直到五年后沙俄政府派出部队占领了此岛并开始进行开发。
　　这批中国遗民最终的结局仍需进一步研究，但如今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面孔与中国人毫无二致却操着一口俄语的华裔俄罗斯人。他们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虽未经考证，但笔者推测这些人就是当时那批遗民以及后来者融入俄罗斯社会后的结果。在俄方史料中可以找到三位遗民的名字。
　　李贵，就是那位在海参崴起义中散布假消息的“太爷”。此人后来辗转俄罗斯远东各地，最终回到了国内。另一位名叫邹培贞，他娶了俄罗斯女人，彻底融入了俄罗斯社会。由于乐善好施，做生意十分精明，且与俄当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当地俄罗斯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后来，他的俄文名苏步金还被用来命名一处地理位置。这种经历在旅俄中国人中极为罕见。第三位名叫季凤台，同邹培贞一样，做生意精明，维持着与当局的关系。后来，在日俄战争期间，季凤台甚至做起了俄军的生意，为俄军提供物资。
　　由这场海参崴起义串联起的中国遗民在中国远东失地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逐渐丧失这片广大富饶国土的历史悲剧。在如今的中俄关系中自然已无法再对这段历史锱铢必较，但其中蕴含的悲凉与教训总归是不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