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与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

旅行途中，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著名冷战与苏俄史学家祖博克的《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一书，掩卷沉思，突然间想到梁启超《史迹之论次》中关于大人物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评价：“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

果然，一部《失败的帝国》里，对于五巨头在各个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的描述，无论是残忍的实用主义大师斯大林，还是暴躁的冒险家赫鲁晓夫，强硬派兼和平缔造者勃列日涅夫，强硬却还想历史清白的安德罗波夫，抑或是满怀救世热情的冷战和平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几乎可以用梁启超的这个观点来印证。

《失败的帝国》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认识苏联帝国的角度，呈现苏联本身出现的各种问题。

小国亡于外，大国亡于内。

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不仅是作者在书中展开苏联历史叙述的主线——“革命——帝国”范式————苏联帝国的意识形态——的内在张力和矛盾，呈现了苏联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帝国瓦解，革命终止，而且，相当程度上，祖博克认为，苏联领导人的性格，也是改变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帝国命运的力量。这是一条历史叙述的副线，却是不能忽视的副线，这同样是由丰富严谨的史料所佐证的。两者扭结，相互影响，才展开了帝国的确立、巩固、衰落与瓦解这一宏大的历史过程。

祖博克在书中，把领导个人性格因素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放到了尽可能大的地步，对苏联各代领导人性格的呈现和他们对时局的影响，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这也是像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阅读最感兴趣的地方。

在祖博克的描述中，苏联帝国的缔造者斯大林，除了我们通常熟悉的冷酷残忍之外，祖博克还认为他是实用主义的策略大师，他独揽苏联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军事及对外事务时，一切考量计谋，都是务实地服务于他的苏联帝国，当然，机关算尽，也难免有疏漏，结果在建立起貌似强大的帝国的同时，也埋下了帝国最终走向土崩瓦解的种子。冷战爆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大权独揽下的判断。祖博克认为，是斯大林的政策，推动了美国的霸权之路。

关于赫鲁晓夫的描述，相当苛刻，甚至有些中国官方观察者式的老套——祖博克把赫鲁晓夫描述成一个粗野的没有清晰目标的人和一个不负责任的冒险家。这位冒险家差点引发了核战争。赫鲁晓夫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时期，一方面开始“解冻”，同情人道主义价值观，渴望改良，铁幕掀开了一角，但另一方面，也是镇压和投入巨资控制人们意识形态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开始，它培养出了两种人，在培养苏维埃内部的反对者——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同时，它也培育了党的新一代官僚——这是些口是心非的家伙，心里什么都明白，但表面上还对这个体制表示忠诚——跟我们目前看到的一样，表面上是体制的维护者，实际上也是掘墓人，只不过是偷盗者，而不是反抗者。

“自戕的伤口起初看起来并不会致命，但却没有愈合”。

祖博克对于勃列日涅夫的描述，与过去我所接触到的文字大相径庭，大异其趣。

过去我有限认识中的勃列日涅夫，不过是一个停滞帝国的平庸的领导人。但是祖博克对于勃列日涅夫的描述，这个苏联帝国“意识形态的囚徒”，却也是一个对“命运最敏感的人”，一个“缓和之路”的推动者，“第一个和平缔造者”，这样的形象，让我耳目一新。

尤其是祖博克讲到的勃列日涅夫的“山顶宝训”，让我更多了尊重：

二战开始时，希特勒正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勃列日涅夫的父亲，一位钢铁工人，问他，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珠穆朗玛峰；父亲接着问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大概300米；父亲接着说，应该在珠穆朗玛峰顶竖这样一座高塔，把希特勒和他的同伙都吊在上面的绞刑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勃列日涅夫当时认为是父亲的异想天开，但战争开始了，勃列日涅夫自己参加了战争，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对纳粹战犯审判，其中就有些判了绞刑！

祖博克说，“这个故事给勃列日涅夫，给他有关国际关系的看法和他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整个的工作和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勃列日涅夫多次对会晤的外国领导人讲过这个故事。所以，他对于和平有着强烈的信念。祖博克引用以赛亚·伯林对于俄国思想家的分类，认为勃列日涅夫“就像伯林说的刺猬一样，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这个信念朴素得可以让人们敌意全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

在政治局的寡头中，勃列日涅夫还是位杰出的平衡大师。所以，他坐稳了了帝国的塔尖。

当然，我相信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祖博克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而不是个人好恶。

过渡者安德罗波夫，过去几乎没有接触，书中着墨也不是特别多。安德罗波夫出身苏联安全部门，这个部门的首脑都是臭名昭著的。有多昭著？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在《错宴》中曾这样描述喜欢穿长大衣的捷尔任斯基的门徒们：

“你大衣的长度跟你的怜悯心恰成反比。。。。。。”

他们的头脑自然更厉害。但在祖博克笔下，安德罗波夫一直希望清清白白离开安全部门首脑的岗位。但安全部门首脑的经历，让他对他的美国对手一直怀着极深的怀疑。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发起了反腐败运动，目的是整肃纪律和保持爱国主义警惕，而且还对国内那些“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散布各种各样小道消息和谣言的人”，提出了“最后警告”。。。。。。

祖博克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描述，更像是中国官方对苏联解体研究的的判断——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话，苏联的体系，如果说还不是苏联帝国的话，可能会继续凝聚在一起。

祖博克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浪漫主义”，他最终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他满怀救世热情，想对共产党进行改革，想要改造苏联社会并把苏联融入“欧洲大家庭”。

在祖博克看来，戈尔巴乔夫以为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后遗症及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束缚之后，苏联会变得更加强大。其次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手相助，实现把苏联的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宏伟大业。

影响苏联帝国命运的，不仅是苏联内部的变化和苏联自己领导人的性格，还有外部因素。所以，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他们的对手尤其是美国对手的性格，从罗斯福杜鲁门到里根，以及他们的国务卿或安全顾问的性格，都在命运的抉择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当然还包括帝国卫星国的领导人和反叛者。

就像梁启超所言，这些人如果“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

也许。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集权和极权国家，威权国家，领导人的性格才能如此影响到一个国家，乃至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命运。若是一个大国，还会影响世界的命运。

祖博克在英文版序中写道，“苏联领导人，以及苏联精英和无数的公民，都是那场悲剧性的大革命的继承人，都受一种救世主式的意识形态的驱使”。

其实这种救世主情怀，十月革命后被列宁放逐到国外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有描述。这种救世情怀一面是圣徒，一面是魔鬼，圣徒是自我幻觉，魔鬼却是真实存在。所以，雷蒙·阿隆，一位法国哲学家，才会在自己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是极权主义的根源。

失败的帝国讨论的不是极权主义根源，却与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多少有些相关。普罗米修斯盗火解放人类，与“革命与帝国范式”中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主义是相通的，却与促进和捍卫苏联的帝国利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个冲突，一面是帝国的过度扩张，一面是难以自圆的革命理想，这种内在张力和矛盾，不仅消耗了帝国有限的政治军事财政实力，其实也使苏联历任领导人深陷其中，纠结撕裂着他们的心灵，虽然最终他们都服膺于帝国的利益，如书中不吝笔墨描述的勃列日涅夫在这种内在挣扎中被迫依靠镇静剂来稳定自己即是一例，即便是戈尔巴乔夫，虽然行为导致了帝国的土崩瓦解，但在他最初的动机，其实也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只不过，所有维系帝国的动力，到他手上时，已经消耗殆尽了。

其实自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这一历史过程中，不仅是世界发生了变化，也不只是主要领导人的性格各异，同时苏联精英阶层也发生了变化。战后最大的变化是，在苏联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不惜一战的意志以及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在不断衰落，直至被纯粹的权力和物质消解，再无动员可能。

正如祖博克所描述的：“在新的现实面前，要想还采用老的动员方法那是不行的。社会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斯大林动员并挥霍了的巨大人力资源，几百万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年轻工人以及满怀热情的党的干部，当时再也找不到了。在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中，几乎看不到理想主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对享乐的追求和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主义。安德罗波夫采取的管理措施——强化蓝领和白领的纪律和职业道德，很快便沦为闹剧。就连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也跟四十年前不同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由于年事已高而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健康、减少工作负担和自己退休后的特权，而不是考虑苏联的长治久安。”

之所以大段引述祖博克的叙述，是因为历史有太多相似的地方，这也是历史能够烛照未来的公开秘密。但愿曾经遭受同样灾难的我的国家，不再重蹈旧辙，未来好运。因为那是人民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