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一篇网上的文章引起很多空军官兵的关注。文章记述了与俄国大文豪普希金同姓的一位苏联飞行员支援中国抗战的故事。

　　这位最后被授予苏联空军中将的飞行员，让我们倍感亲切不只是因为他的姓氏，更因为他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让我们肃然起敬。

　　说到抗战，人们常常说起美国人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其实，在美国“飞虎队”之前，苏联的援华志愿航空队就同中国空军并肩抗日，击落炸毁敌机近200架，炸沉炸毁敌舰船14艘，并有236名飞行员长眠在中国大地上。普希金的传奇故事引发记者对这位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和这一段史实的再次寻访。

　　前驻俄武官的回忆

　　在北京奥运村附近的一个干休所里，记者见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前副武官王常福。年近七旬的王老1990年至1994年在莫斯科工作，与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许多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过从甚密。得知记者的来意，王常福立即说：“普希金这个人我认识，高高的个子，前苏联空军中将，苏联英雄，1938年主动报名来华抗日，任志愿航空队轰炸机中队长。”接着，他翻出许多老照片，指着其中一人，“这就是普希金。”

　　王常福曾经听普希金说起，当年他们袭击日军在杭州的基地，炸毁30余架飞机，烧掉机库；飞越台湾海峡，炸毁日军在台湾松山航空基地的40架飞机，烧掉可供该基地使用3年的航空汽油。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生日，那天日军派54架飞机空袭武汉，中苏两国飞行员并肩迎战，击落36架敌机，郭沫若为此写下热情诗篇，而日本天皇“收到”这一“生日礼物”后当即撤掉了几名高级指挥官。

　　普希金曾告诉王常福，因在华战功卓著，有14名飞行员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退役空军中将勃拉戈维申斯基便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任歼击机群指挥员，个人击落敌机7架，指挥机群击落敌机40架。另一位“苏联英雄”古边科，在击落两架敌机、弹药耗尽的情况下，勇敢机智地撞落敌机，自己安全返航。

　　1994年王常福奉调回国前，俄罗斯几位老战士为他举行欢送会，84岁的勃拉戈维申斯基也来了，他对王常福说，最难忘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尽管当时生活艰难，但中国人民对苏联飞行员非常关心，每次战后都来慰问，亲如一家。

　　然而，普希金却很少谈起自己的英雄事迹。离开俄罗斯已经十几年，王常福对普希金的近况一时也难以说清。他答应帮记者了解情况，并说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已在南京落成，可以去看看，说不定对了解普希金的情况能有所帮助。

　　南京紫金山的记录

　　在南京紫金山北麓，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炎炎夏日里，抗日航空纪念馆副馆长张鹏斗热情介绍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情况，还将一些内部资料借给记者。资料显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经4个月艰苦奋战，可用飞机仅剩30余架，防卫南京的空军只剩7架飞机可以起飞迎敌，中国制空权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在此危急形势下，蒋介石给斯大林发去密电：“尤其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随着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着手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抗日。1937年9月15日，苏联开始调运飞机来中国。10月22日，首批225架飞机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同时到达的还有苏联两个飞行志愿大队，共计254人。12月1日，苏联志愿航空队23架歼击机、20架轰炸机飞抵南京，当日便升空迎敌，击落日机6架，损失飞机两架。

　　从1937年进驻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撤离，苏联分批派遣各类军事专家及空、地勤人员3665人来中国支援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后来成为苏联空军总司令的日加列夫担任志愿航空队总领队。他们带来1250架战机，同中国空军并肩抗敌，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昌保卫战、武汉空战、兰州保卫战等战斗，还帮助中国建立飞机修配厂、航校，训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候雪中送炭，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

　　库里申科入选“双百”

　　在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旁有一个雕塑园，5位航空英雄塑像中有两位外国人，一位是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另一位是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大队长格里戈里·库里申科。这位出生在乌克兰的联共(布)党员，在中国牺牲70年后，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另一位是埃德加·斯诺)。纪念馆工作人员孙瑶告诉记者，至今在库里申科的牺牲地——重庆市万州区，还安放着他的遗骨。

　　1939年10月14日下午，库里申科率队驾驶轰炸机奔袭日军汉口机场，遭到日军机群拦截。库里申科沉着指挥，击落6架敌机。在敌人3架战斗机包抄下，库里申科的指挥机遭到重创。他驾机突出重围，仅以一个发动机返航。到达万县(今万州区)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为保护飞机和村庄，他放弃跳伞，迫降在长江水面。然而，由于长时间驾机战斗，劳累过度，库里申科再也无力爬出机舱，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年仅36岁的生命。

　　万县人民从江中打捞起库里申科的遗体，安葬在山下。1958年10月8日，库里申科夫人携女儿英娜应邀来到万县祭奠库里申科。她还记得丈夫到中国后第一封来信中的话：“离开祖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当一个人为了正义而这样做时，应当支持他，而你就这样做了。”她记得，在北京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住她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是的，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万州区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丁帅在电话中告诉记者，1989年4月10日，英娜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华参加了库里申科牺牲50周年纪念活动。每到清明节，万州都会举行库里申科烈士陵园祭扫仪式，每年自发前来参观祭奠的群众达数万人次。

　　历史的天空永远铭记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记者在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内找到了普希金当年的照片，年轻英武，可惜文字介绍很少。就在这时，军事科学院抗日战争史专家岳思平研究员和王常福同志告诉我，他们帮我查找到了普希金的俄文版回忆录。

　　在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战斗中的普希金。1938年7月，在完成轰炸安庆附近敌军舰的任务后，他驾驶的轰炸机遭到7架日军战斗机围攻。他们英勇还击，在击落一架敌机后被击中，不得不迫降到稻田里，随即得到中国军民的及时救助。村民们找来担架，抬着机枪和伞具，鸣放鞭炮把他们迎进村长家过夜。随后，他们骑马，乘坐汽车、火车，两天两夜后被送回汉口基地，让以为他们已经牺牲的战友们惊喜不已。

　　硝烟散去，几十年后，普希金担任了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组长，于上世纪90年代多次来华访问。曾经接待过普希金的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温广成回忆说，1993年8月，普希金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南京，在紫金山下的苏联航空烈士墓前久久伫立。

　　记者怀着满腔希望，希望普希金仍然健在，希望能联系到这位老战士。然而，王常福同志打来电话，说俄罗斯驻中国武官告诉他，普希金已于2002年4月15日去世，享年87岁；当年援华抗日的苏联志愿航空队成员，也全都离开了人世。

　　让我们向所有为中国抗日战争流血流汗乃至献出生命的苏联老战士们致敬吧，中国的天空将永远记住他们，历史的天空将永远记住他们。

　　抗战中的外国友人

　　魏特琳：战火中收留妇女和儿童

　　明妮·魏特琳，美国传教士，1919年起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她的倡导和努力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了收留妇女儿童的安全区，收留难民数量达13000多人。魏特琳本人还多次挺身阻止日军进入校内。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1941年5月14日去世。

　　派培：一人驾机迎战16架敌机

　　派培，美国飞虎队成员。1944年9月4日，派培驾驶PJ1战斗机在茶陵地区上空，与两队各8架日军战斗机相遇。派培先后击中两队日军机群的长机。日军以其余14架战斗机向其围攻，派培在严重受伤，子弹告罄的情况下，以最后几颗子弹击中两架敌机，退出战斗，安全返回赣州基地。因战功卓著，荣获银星及紫心勋章。

　　罗生特：医学博士救治上千军民

　　罗生特，犹太人，192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41年3月，罗生特到达新四军军部盐城。常常冒着炮火亲临前线，指挥战场救护。1943年9月，到八路军山东军区卫生部工作，为当地数千名群众治过病。他还积极参与卫生部附属所的临床医疗工作；倡议创办卫生学校，为部队培养了大量军医；设计战时医院；设计制造半躺式床架等多种医疗设备。

　　卢斯：《时代》周刊撰文呼吁抗日

　　亨利·卢斯，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七七事变爆发后，卢斯出资25万美元，在美国发起成立了援华基金会，并在全美国巡回演讲，为支持中国抗日进行募捐。他所创办的《时代》周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卢斯本人也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呼吁美国政府与中国结为盟友，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德拉特文：帮助建立军事顾问体系

　　德拉特文，毕业于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37年11月末，德拉特文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华，开始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上任后，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1938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体系正式建立，并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