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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的故事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因此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130年以前，这批幼童远涉重洋，被送到了太平洋彼岸一个建立尚不足百年的年轻共和国，开始了他们计划长达15年的留学生活。他们被分配到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四十多户美国人家中，快速适应着在美国的生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越过了语言障碍，成为各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同时他们也迅速适应了异国的文化，脱去了长袍马褂，活跃在各项体育运动的赛场上。
他们是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和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比邻而居，曾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亲切接见。十九世纪末，当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他们恰好被送到了那场工业革命的最前沿。
然而当半数孩子开始他们的大学学业时，大清国却突然提前终止留学计划，全部留美幼童被招回国。
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回国后的这批西学所造之子历经中国晚清政坛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
留美幼童的命运，离奇曲折；他们的故事，美丽而忧伤。
他们有一个永远的名字：留美幼童。
站在田头朗诵英文的孩子南屏，１８３９年的一个深秋。
11岁的容闳跟着姐姐在田里干活。姐姐和村里人闲聊说起容闳在澳门读洋文。人们很好奇，都怂恿容闳讲“红毛话”听听。他还没有试过在水田里背书的。在姐姐的鼓励下，他站在没胫的稻田里，放声朗诵：“Ａ、Ｂ、Ｃ、Ｄ……”
４年前，７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澳门念书。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改变贫穷的命运。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澳门学校停办，容闳回到村里卖糖果、拾稻穗，又到澳门当小工，挣钱养家。１８４３年，容闳曾经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幸运的他又被学校“找”到，继续自己的新式教育。而他所有的学习费用都是由基督教传道会的慈善基金资助的。
４年之后，１８岁的容闳和另外两位少年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
这是一次纯粹为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异国求学之旅。
谁也没有强求像容闳这样一个身单影只的孤鸿志存高远，却无人能够阻止容闳以鸿鹄之志报效祖国，即使背离资助他读书的慈善基金会的愿望也在所不惜。
达成愿望考入了耶鲁大学
１８４９年，容闳从孟松学校高中毕业，他面临着选择——要么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没有征求任何人，甚至他的恩师的意见，容闳选择了后者。在他做出这个代价高昂的决定之后，他失去了求学的资金来源。好在有布朗老师的宽容和支持，这年夏天他考入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大学读书时期，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国内的腐败情形常使他怏怏不乐。容闳甚至怀疑这种忧郁与自己接受的教育有关。受了教育，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而知识越高，思索和痛苦就越多，快乐越少。但容闳知道，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这样的人，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达到高尚的境界。“自己”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
正因为常常思索自己祖国的苦难命运和出路，在大学的时候，容闳成熟的思想就远远超出他的同龄学子，也让他的朋友们感到欣慰和振奋。
这个时候，容闳立志报效国家的理想已经了然于胸，他决心要做的事就是——“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他在自传中说道。这个志向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他前进的方向，使他竭尽所有的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大学毕业前夕，他为自己题下了这样的座右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告诫自己“有志者，事竟成”，似乎早就预料到自己的理想之路绝非坦途。
１８５４年，容闳大学毕业。此时的他已经拥有美国国籍，但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依然归国。
１８７８年４月，容闳的好友推切尔牧师在耶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容闳在中国“除了卑微的亲属之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在他的耳边萦绕回响。经文上说：‘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了教义，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
怀揣理想归国等待时机
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初一个深夜，江苏巡抚丁日昌叫醒已经入睡的容闳，高兴地告诉他，曾国藩等将联衔上奏派学生出洋留学。
听到这个消息，容闳兴奋得不能入睡，整个晚上，都像夜鹰睁着双眼，身体飘飘然，如同行走在云端……
从１８５４年怀揣理想归国到１８７０年，容闳用了１６年时间等待，等待，再等待。从２６岁等到４２岁。他的留学计划，终于可以向朝廷正式呈报了。
回国之后的容闳，从广州辗转到香港再到上海，先后做过秘书、译员、茶商，目睹了晚清朝廷的腐败和残暴、太平军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限，眼见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把持海关、船运、对外贸易，甚至是外交和军事。
他像身处风暴的一片绿叶，被裹挟着、摔打着，睁大眼睛却见不到留学计划的前路在何方。
“十字路口”相遇曾国藩
容闳在苦苦摸索的十字路口上，与中国近代化的一位关键人物曾国藩相遇了，他以自己的威武不屈和学识睿智赢得了曾国藩的赏识，并且成为其推进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
１８６２年，在曾国藩创办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式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的第二年，容闳见到曾国藩， 曾国藩希望他到上海试办硼炮，他没有照做。
１８６３年９月，他第二次与曾国藩见面。而此时的曾国藩也急于招邀容闳效力，为他的洋务运动助一臂之力。
那天，曾国藩先是含笑不语地看着容闳，然后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容闳很坦诚地告诉曾国藩，领兵打仗他胜任不了。
寻找推进教育计划的路径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曾国藩开门见山地问容闳，什么才是对中国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容闳最想说的是自己最珍爱的教育计划，但是由于事前他和曾国藩的幕僚们有过交流，知道他们眼下最想做的是设立机器厂，所以他把教育计划暂时放下来，把建设机器厂提到首要地位，并且提出建设“机器母厂”——能够生产出制造枪炮和民用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设备的工厂。这个提议得到曾国藩的认同。
两个星期之后，曾国藩授权容闳出国采购能够“制器之器”的机器设备。为实施教育计划，容闳试过借助于洋人、太平军，也试过依靠做生意赚大钱之后资助学生留学，可是这些路都难以走通。在与曾国藩交往之后，他悟到曾国藩力促他进入政界，进入中国洋务运动的行列，而这也成为最终促成容闳推进教育计划惟一路径。
心系留洋学子情同父子
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开始着手负责所有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包括建立上海预备学校、安排美国家庭接待幼童、在康州首府哈特福德市建设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等。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中国第一批３０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１８７５年秋天，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同年，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他的朋友们向他祝贺升迁的荣耀，容闳却感到不安。他在想，中国学生留美学习是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如果自己被调往华盛顿，谁能够接替自己热心关心学生？想到这里，容闳陡生一种父亲将远离孩子们的伤感。他即刻写信给李鸿章，要求留任中国留学事务局原职，常驻哈特福德继续履行自己的使命，直到孩子们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他的请求奏效了。但历史的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幼童求学命运危在旦夕
１８７９年，第四任中国留学事务局的“委员”是吴子登。比起传统士大夫，吴子登确有开明可贵之处，曾以开士大夫风气之先的勇气发愤学习外文。但一旦置身异域发现留学青年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他的行为颇有叶公好龙的味道——认为留学青年“离经叛道”，接连不断向国内报告所谓的幼童们都已经美国化，丧失独立民族资格，继续完成学业对中国将是极大的危害等危言耸听的论调。
吴子登力主裁撤中国留学事务局，召回全体学生。他甚至要自带二三十幼童回国，其他的事不再理会，把中国留学事业局当成儿戏。
而负责中国出洋留学的李鸿章此时心情矛盾、优柔寡断。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求学命运危在旦夕。为挽救事业作最后抗争为挽救留学事业，容闳作最后的抗争。 当他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国内决定摇摆不定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只能是纯粹的道德的、教育的力量——他虽然算得上清政府的一位“高官”，却是清政府的“外人”，甚至被取消发言的资格。
他立刻向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朝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Ｐｏｒｔｅｒ）手笔的这封信称：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著名的文学家马克·吐温也加入到挽救行动中。他和他的好友推切尔牧师赶到纽约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格兰特写信给李鸿章，请求保留留学事务局。抗争失败幼童离开美国 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０日，容闳还兴奋地告诉推切尔牧师，留学事务局暂时维持现状。７月９日，容闳写信给推切尔牧师：“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国来的急电，所有的疑团全部解开。肄业局结束了！”推切尔牧师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经过如此努力，该局仍被撤回，实令许多友人失望而最为难堪者，当为容闳” 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６日，最后一批留美幼童离开哈特福德。
每一个即将离去的孩子的外套钮扣眼里，都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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