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在近代化起步后受社会进步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呈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其间，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对“天下移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对清末民初移风易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理论上积极倡导，创办刊物，著书立说，宣扬移风易俗的意义，主张剪辫易服，废除跪拜，反对男尊女卑，提倡婚姻自由，并组织风俗改良团体，制定法令，发表演说等。二、他们在积极倡导移风易俗的同时，更以可贵的勇气身体力行，成为铲除社会陋俗、树立社会新风的重要力量，并体现出大多以西方国家的习俗为楷模、融入爱国主义情怀、参与领域广泛和女留学生更为注重妇女解放等特点。

　　社会风俗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一个民族或一定地域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长期形成的共同习惯：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规则、好尚、信仰和禁忌）和社会风气（一定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言行方面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之处，这就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落后的社会制度和腐朽思想意识的影响而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另一方面在近代化起步后受到社会进步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它又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新气象，体现出社会的进步。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因其曾留学国外的经历，使他们与“天下移风”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清末民初移风易俗的历史背景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各种风俗。它们或是反映了自然条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或是反映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等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支配等等。有些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美德的体现，有些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落后性，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阻碍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直至清末民初，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社会风气，其封建性和落后性均与社会变革的时代潮流相抵牾。正如严复所指出的：“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清裨类钞·风俗类》所列陋俗为：“我国上古男皆束发于顶，世祖入关，乃?发垂辫。女子多缠足，不轻外出。男子吸鸦片者甚众，亦好赌博，烟管赌具，几视为日用要物……而知书识字者，百人中不可得一也”、“正月初五日为破五，妇女不得出门”等等。至于迷信鬼神、纳妾狎妓、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磕头跪拜等更不胜枚举，成为社会公害。可以说，清末民初的风俗是封建伦理观念和封建迷信观念广泛渗透的领域，是封建主义最顽固的堡垒。

　　随着社会的转型，凸显移风易俗的迫切性，并使其成为历史的必然。第一，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入侵加速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风俗的变革也不可避免。第二，为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先进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其生活方式，使中国传统风俗受到挑战。第三、清政府实行的新政在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文化各领域的改革也必然引起体制和观念的更新，从而带来了社会风俗的变化，有些举措还直接冲击传统习俗，如：1902年2月1日颁布准满汉通婚上谕等。第四，19世纪末，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并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必然要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包括用新的风尚取代落后的社会习俗，以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就从改造风俗入手。康有为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禁缠足，梁启超主张先变去跪拜之礼。而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更在制度上和观念上为近代习俗取代封建习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并成为推动社会风俗进步的强大动力。它对那些根深蒂固的、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密切相关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和由它派生出来的种种封建习俗的猛烈冲击，在新旧更替的历史进程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五，陋俗本身存在着不科学、不文明、不方便、不卫生等弊端。

　　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随着近代化的起步，到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比其他年代来得剧烈的“天下移风”的势头，所谓“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此外，清末民初留学生的增多及其努力为西俗东渐和中西风俗的融合，为移风易俗起了重要作用，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二、留学生对清末民初移风易俗的贡献及影响

　　近代以来，西俗东渐是我国社会风俗演进的主要方向。且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政治的日趋民主化，尤其是资产阶级进步价值观的逐渐传播，我国社会风俗的演进基本上是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往往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由于有在国外求学、生活的经历，他们比同一时期的其他社会群体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思想，接受了西方进步的价值观念，也目睹了西方全新的社会风俗。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风俗的弊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们怀有强烈的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他们投身于移风易俗，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力求使国人摆脱封建习俗的束缚，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的，是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他们对移风易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积极倡导

　　社会风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世代传承下来的，相沿成风，相习成俗。人们习惯于遵循已有的传统，习惯于模仿前辈，又具有从众心理。因此，移风易俗，改变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从来是非常艰难的。它的实现不在于少数人的行为，关键是要启发民众的觉悟，动员民众参与。在这方面，留学生以各种方式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大力倡导移风易俗。

　　1.创办刊物，著书立说清末民初，书刊报纸是影响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留学生通过办刊、办报、著书立说等方式进行思想发动，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介绍西方的社会风俗，批判中国风俗之弊害，号召国人冲决封建礼教的压制，不做习俗的奴隶，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里，即1901年到1911年，留学生出版的报刊就达六、七十种。其对移风易俗的见解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也为移风易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武器，给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清新之风。

第一、反对封建服制，主张剪辫易服。在中国封建社会，衣冠服饰是礼制的重要内容，所谓“衣服有制”。人们的服装被赋予政治色彩，以致于“改朔易服，皆兴亡之事”。着满装、蓄发辫是清王朝专制统治权威的象征，也是当时中国风俗的特殊标志。剪辫被视为叛逆，去满装、着西服同样为世俗所不容。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于1881年被清廷下令撤回，穿西服是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遭弹劾的罪名之一，也是因披了一件洋外衣御寒被认为是失节。至20世纪初，留发辫仍被守旧者视其为“国制”，“一若土地可失而发辫不可失，利源可失而发辫不可失，政权财权皆可失而独此发辫不可失”。留学生有感于“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世界潮流，呼吁剪辫易服，使中华民族以文明、健康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时候，断发易服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唤，对剪辫运动和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12年3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时更旗帜鲜明地指出：“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终使发辫之消除与满洲而俱尽的预言得以实现。服饰带有深刻的礼的烙印，体现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为打破这一现状，使服饰适于穿着，并与世界文明接轨，孙中山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促使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衣冠之制解体，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着装，成为风俗领域显著的变革之一。

　　第二、反对男尊女卑，力倡妇女解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君权、神权、族权之外，还有夫权，并渗透于风俗之中。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激荡下，留学生开始借用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为妇女解放运动摇旗呐喊，且不失时机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女权发达之概貌，动员妇女投身解放运动。1903年，邹容在他的《革命军》一书中提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当初我以《女子家庭革命说》大声疾呼“女子乎！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家命，还请先革一身之命”。秋瑾撰写了《勉女权歌》，为“男女平权天赋就”呐喊，又在弹词《精卫石》中呼吁“人权天赋原无别”、“由来男女要平权”。柳亚子撰文揭露封建礼俗“三从七出，所以禁锢女子之体魄；无才是德，所以遏绝女子之灵魂”，呼吁二万万女同胞奋发团结，谋求解放，将妇女解放上升到参政的高度更是留学生们的一大贡献。《女权日报》等十分鲜明地为妇女参政张本。留学生所提出的倡兴女学、妇女参政等一系列主张，使得女权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触动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社会风俗，对唤起女界同胞的觉醒和男女平等新风尚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封建婚姻往往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决于男女两人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克。留学生强烈反对封建婚姻，主张婚姻自由。《觉民》载文《论婚礼之弊》，在对东西方的婚礼风俗作了比较研究之后，指出封建婚姻的专制、繁琐等诸多弊端，号召“推倒专制之恶风，遏绝媒妁之干涉，斩芟仪文之琐屑”，“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留日女学会杂志》发表《婚姻改良论》，以改良婚姻“微独为谋社会之发达所当有事，亦为谋国家之进步所当有事”，呼吁改革早婚、卖婚、婚姻专制之弊。

　　此外，留学生批判中国风俗之弊端还涉及到许多方面。抨击迷信“佞佛媚神，耗金钱于无益之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多次阐述鸦片之害，颁布禁止鸦片令，规定吸鸦片者“不可为共和之民……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举一切公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孙中山仍将革除鸦片积弊视为己任。　

　　综观留学生对移风易俗的诸多见解，不仅在当时有助于国人冲破封建习俗的桎梏，而且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民俗和西方文化，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借鉴意义。

　　2.组织团体，扩大影响清末民初，产生了众多的风俗改良团体。其中，留学生所创之团体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将腐败的社会风气与风俗习惯作为众矢之的，不仅在团体内用进步文明的风俗观约束自己，而且通过团体的力量改造社会风俗。1911年2月，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26人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其基本宗旨是“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在《章程》中列举的决意革除的　“旧染污俗”达36条之多，主张：婚姻自由；废跪拜之礼；婚、丧、祭等事不作奢华迷信举动；年节不送礼等，是现代文明对传统陋俗的全面宣战，也为辛亥革命冲击了旧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后新风尚的确立明确了方向。褚辅成于1907年在嘉兴组织“不吸烟会”，自任会长，倡导戒吸鸦片烟，“众皆改吸旱烟，盛极一时”。

　　特别是一些女留学生团体以“争取女权，振兴女学”为宗旨，颇为活跃，如：1904年胡彬夏创建于东京的共爱会，1906年燕斌、唐群英、吴亚男创建于东京的中国留日女学会，张维英创立的自由结婚演说会等。辛亥革命后，女留学生提出参政要求，女子参政团体纷纷成立，如：林宗素发起女子参政同志会、吴木兰组织女子同盟会等，以致“风起潮涌，无论自由党、社会党，均有女子入会，诚为数千年未有之举”（《时报》1912年4月7日），　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特别是由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组成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开创性地提出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度、提倡女子实业、禁止强迫卖娼等11项政纲，并将其作为该团体的奋斗目标。

　　留学生的风俗改良团体将力量集结在一起，向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和陈腐的道德观念发起挑战，在清末民初的移风易俗运动中发挥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3.制定法令，破旧立新舆论宣传移风易俗固然重要，但要消除根深蒂固的危害社会、危害国民的不良风俗，有必要通过法令取缔和禁止。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蠲除旧染污俗的变革也以相当规模展开。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伊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制定了体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且颁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严禁鸦片通令》、《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等一系列有关移风易俗的文告、法令，包括革除前清官厅称呼、剪辫、禁缠足、禁烟、禁止蓄娼和买卖奴婢、禁止赌博、禁止举办迎神赛会等，充分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革除恶风陋俗的鲜明立场以及通过改革风俗“以培国本”的决心，也有力地冲击了封建落后的恶风陋俗，出现了以官职、先生、君替代老爷、大人之称；以鞠躬之礼代替以前的跪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以公历取代中国传统历法、以中华民国年号取代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女子把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缠足”等新气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临时政府部长和次长当中，2／3是留学生。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还在新的教育宗旨中注入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于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打破了男女不能同校的传统。　

　　4.发表演说，开启民智为了唤起民众移风易俗的觉悟，留学生还利用各种集会和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用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等观念批判戕害人权、践踏女权等种种恶俗，提倡恢复人权，解放个性，男女平权，用无神论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揭露天命、鬼神等迷信。胡彬夏在无锡“天足社”的演说中沉痛地指出：“今日中国所以衰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之为废人。”[18]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留日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方女士懋、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皆含泪演说，呼誓死以报国，及签名军队”，对唤醒女界的爱国热情产生了影响。　

　　总之，留学生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宣传鼓动，虽然远没有达到彻底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要求，但对各种封建社会陋习的尖锐批判却令国人警醒，为改造恶风陋习起到了宣传与倡导作用，为天下移风和中西风俗由冲突走向融合营造出了时代的氛围，促使社会风俗这一封建主义最坚固的堡垒发生变革。

（二）身体力行

　　移风易俗是思想领域的革命，必然要触动封建统治秩序，因此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锋芒直指封建习俗的根源——三纲五常的一些进步刊物就被清政府查封。另一方面，陋俗一旦深入人心，则产生不易改变的、甚至是畸形的审美标准，就像民国初年一些人仍留恋辫子。这正是移风易俗的艰巨性之所在。风俗的进步，不仅需要新的观念和当政者的支持，还需要有带头人以实际行动做出表率，这比舆论宣传更为复杂和艰难，也更需要勇气。留学生中不乏无畏的破旧立新的先锋，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而且亲身参与，成为铲除社会陋俗、树立社会新风的重要力量。

　　　1.率先剪辫易服剪辫在近代中国显然带有观念变革的意义，而观念的变革需要行为的推动。19世纪50年代起，有些定居海外的华人开始剪除发辫，但没有形成风气，对国内的影响不大。1862年，留美幼童?发蓄辫、长衫马褂、瓜皮缎帽、布鞋布袜，因遭美国人嘲笑，纷纷要求剪辫易服，并在留学生副监督容闳的支持下改变了装束。虽然这些变化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但这是留学生对中国传统习俗的挑战。1895年，孙中山、陈少白等毅然剪辫以示反清。1901年，章太炎在上海宣布割辫。1903年，在拒俄运动中，不少留日学生愤于清廷腐败卖国纷纷剪辫，表示与之决裂，走上革命道路。1906年，拥有很多归国留日生的新编陆军带头剪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这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天津警察中就有1／3的人剪了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后，志士仁人更把标志清王朝统治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不止是弃旧从新的标志，而且成为革命与进步的象征。直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全国剪辫，剪辫形成高潮。

　　至于着装，19世纪末，摒弃长袍马褂改穿洋装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之事。20世纪初，留学生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倡导建立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基础上的西方文明，许多人穿上了象征西方先进生活方式的西服。今天我们可以看到1900年孙中山与尤列、秦力山在东京的合影、1905年孙中山与留学生在比利时的合影，黄兴与宋教仁在日本等的照片，都是身穿西服，正如舆论所言：“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给国人以革新之感，对洋装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根除封建服制的束缚，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体现服装的民族特色，孙中山还创制了一套中西合璧、被誉为“中山装”的新式服装。与西服的式样繁琐、穿着不便相比，它的最大优点是实用方便、庄重大方、结构合理、穿着舒适，很快流行开来。在一般县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由等级分明的服制到中山装，体现在服装上的不平等被打破，成为一场以易服为形式对传统礼教的革命。女装的变化也与民国初年留学生的日益增多有关。如：受日本女装影响，上海的青年妇女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下穿黑色长裙，简洁朴素，时称“文明新装”。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服饰习俗的演变，并成为20世纪初社会风尚转变的标记。

　　　2.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留学生除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外，还开始了男女平等思想的实践。缠足是泯灭妇女人性、残害妇女身心的恶俗，留学生大都反对女子缠足，且将不缠足作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向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和陈腐的道德观念的进攻和反抗。吴玉章不为亲友非议所动，使女儿成为家乡第一个不缠足的女性。蔡元培在续弦时提出女方须是天足。为了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平等教育的权利，并在德、智、体各方面发展，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发布章程，最早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宗旨付诸实施。1908年，王季鲁为培养女子体操教员，以“强国强民，振兴中华”，创设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自任校长，开中国女子体育教育之先河。而走出国门留学成为有志妇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自身解放的时代标志，并且人数渐增，蔚成风气，打破了“女子不出门”等传统习俗。仅就留日而言，当时“中国女子在京（指东京）者百人许，而其最著名者共30人，其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特别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现的一批较有影响的妇女活动家中大多是归国留学生，如林宗素、吴木兰、王昌国、唐群英、沈佩贞等。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约法期间，唐群英等几十名妇女上书孙中山，坚决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以重法律，以申女权”。

　　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成果有限，然而她们谋求自身权利的精神却鼓舞广大妇女不断为之奋斗。辛亥革命后，广东省议会章程就规定女议员为10名，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等10人当选为女议员。其中，黎金庭还被任命为宝安县县长。在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从放足到兴学，到要求参政，这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女权运动史上亦属罕见，其中留学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3.推动礼俗改革中国乃礼仪之邦，华夏文明中的礼仪文化曾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特别是经宋明理学的渗透，封建、保守、繁琐甚至是扼杀人性的礼俗不仅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束缚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留学生反对封建礼仪，倡导文明、健康、体现民众平等之权的礼仪。

　　跪拜之礼是中国基本的礼仪，数千年来，起着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作用，体现着上下尊卑。它与民主政治、平等原则、人权主义相背离。1903年，胡汉民在梧州中学任教时破旧立新，被守旧势力指责为“废跪拜之礼，渎男女之防，败俗伤风，莫此为甚”。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坚决主张废止跪拜礼，用鞠躬代替跪拜。

　　传统的婚姻礼俗尊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留学青年陆续学成回国不仅带回了日本和西方的婚姻观念，而且率先成为婚姻自由的实践者，以自由恋爱和文明结婚改变着婚嫁风俗。1905年7月5日，留日学生王建善在《时报》刊登征婚广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学业、住址等情况，并建议通过通信的方式结识、结婚。8月2日，他又在《时报》刊登广告，阐述“男女配合，以专一为贵”的婚姻观念，无疑是领时代潮流之举。蔡元培续弦时提出了五个条件：1.女子须天足；2.女子须识字；3.男方不娶妾；4.男死后女可再嫁；5.男女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可说是惊世骇俗，也体现出尊重女性、婚姻自主、蔑视陋俗的可贵精神。1909年，曾留学日本的张维英提倡婚姻自由，并为自己选择夫婿。而作为清政府首批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又在中国驻英、法、德等国使馆任职的陈季同，甚至娶了法国人为妻，不仅是清末自由婚姻的典范，也是极具魄力之举。他们的行动带动了婚姻观念的突破，表明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瓦解。

　　婚礼是国人的重要礼仪。旧式婚礼不仅渗透封建意识和迷信色彩，更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诸多繁文缛节，难以逾越。一些留学生著文揭露、批判旧式婚礼的弊端，并亲历而为，倡导文明婚礼。1905年8月13日，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吴晋与承志女学堂的顾姓女子举行了西式婚礼，来宾多达200余人。1913年，章太炎身着西服，脚穿革履，在哈同花园举行文明婚礼。在留学生的带动下，借鉴西方婚礼的文明婚礼因其便利、时尚及体现男女双方的意志而在都会商埠及至内地渐渐实行起来，使婚礼废除了跪拜改行鞠躬，仪节简化而崇尚简朴。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了当时“文明结婚”情况：“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最先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和男女平等的婚姻观念的留学生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力求改革传统的婚俗，成为清末民初自主择偶和新式婚礼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体现了婚俗改革的进步思潮，也必然促使传统婚俗发生变化。

　　丧礼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另一个重要礼仪，体现着封建宗法制、家族制、等级制的尊卑之序。传统丧礼包括停尸、入殓、吊丧、下葬等程序，每个程序中又有许多仪式，繁琐不堪，耗财费时，迷信色彩甚浓。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仿照西方改革丧仪。1903年，李家鳌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启示，谢绝其妻子丧礼中的赙赠等。1905年7月31日，李叔同为其母所开的追悼会采用了简单的西式追悼会寄托哀思，以打破我国丧仪的繁文缛节，一时传为佳话，促进了丧礼的改革。　

　　总之，接受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留学生积极投身于移风易俗，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和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思想、封建礼教和男权主义等社会陋俗，以达到唤起民众、改造国民性、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而清末，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后出现的移风易俗运动，由于有了留学生的积极参与，成效更为显著。

三、留学生参与清末民初移风易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