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改革开放列为国策。为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它有益的文化，向世界开放，加速培养人才成为第一要务。邓小平于1978年6月提出：“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能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都值得。”

　　邓小平的指示开启了中国留学运动的一个全新的时代。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Dr. Frank 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今后几年“中国计划派出的学生人数、专业兴趣、学习课程的性质(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得学位和不得学位的学生和是否需要上语言课)以及选拔到美国学习的学生事先的准备工作。我(美)方准备讨论在美国大学里接受中国学生可能做出的安排，希望来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的大概人数和专业等安排及安置学生的机构，以便根据他们的专业、水平、经历和语言能力，确保其在最合适的大学里学习最适宜的课程。……鉴于双方对交换学术的高度兴趣，我们认为9月会晤是必要的，它将为这些交流建立一个及时和成功的开端。” 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大门一开，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迸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与西方世界隔绝了30多年之后，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学校。从1978到1989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前述各国的留学生达到96100人。其中公费派出的29990人。

　　中国大量派留学生的决定得到了海外科学界的热情支持。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发起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kication Program 简称CUSPEA)到1986年按此计划安排了700多名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康奈尔大学的吴瑞教授于1981年倡议把CUSPEA扩展到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简称CUSBMBEA)[29]。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多林教授于1981年发起了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CGP)。丁肇中先生于1982年提议设立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划。陈省身先生1982年倡议并组织实施选择赴美数学研究生项目，等等。

　　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定也得到了海外民间和官方各种基金会的热情赞助。首先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有美国李氏基金会(The Li Foundation，1982)，包玉刚先生(1918-1991)捐设的包兆龙留学生奖学金(1983)等。1985年包玉刚致信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议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包爵士及其家属认捐1400万英镑，中国政府出资1400万英镑，英国政府从外援基金中拨资700万英镑，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英国本土实施该计划。1986年6月三方在伦敦签署了备忘录，成立了“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委员会”，每年支持350-420名中国研究生和学者到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和学术研究。

　　从1979到2000年，仅由中国教育部门向西方各国派出的留学生就达45万7700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日本5.5万、加拿大3.8万、英国3.65万、德国2.6万、澳大利亚1.78万、法国1.63万、俄罗斯1.18万。还有大批青年通过亲友和其他渠道出国留学，未包括在教育部门统计之内。

　　八十年代中国政府根据中外的实际情况，完善了留学生政策，那就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核心依然是鼓励回国工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祖国服务。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二十年中约50万人出国留学，这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这第十代留学生，很多已经或陆续回国，成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高技术产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新一代骨干力量。仍在国外工作的学子们，也在寻找机会，珍惜机遇，用各种方式为祖国的振兴和人类科学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20世纪出现的一批世界著名华人科学家，事所必然，但一切必然莫不通过偶然而实现，凭机遇而发生。正如杨振宁所说：诺贝尔奖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改革开放路漫漫

　　从鸦片战争撞开中国紧闭的大门，到20世纪末的自主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充满了曲折、坎坷、流血和牺牲，多少仁人志士和学者献出了生命。正如戊戌变法后血溅菜市口的谭嗣同(1865―1898)所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虽经苦劝，但他不肯躲避，决心以血唤醒民众。

　　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从苦难深重的中国出国留学的，都是忍辱负重，发愤图强，为祖国强盛而拼搏，去投入一场战斗。欢送的亲友以为是去“西装革履、牛奶面包”，实则大谬不然。打工求学，常饥寒交迫。自费的一旦断了接济，求生存就成了首要任务。即使公费生，首往异国他乡，语言障碍，精神压力，无亲缺友，需要全力以赴去应对那越来越酷烈的教育制度。历代留学生和学者中遭迫害、扣压、驱逐、遣返的不计其数。他们的艰辛和苦难，历史记录汗牛充栋。

　　20世纪上半叶，从辛亥革命到建立共和国以前，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和被反动派杀害，在各种场合为国捐躯的归国留学生成千上万。下列是曾见诸报章而震动全国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