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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六十年代留苏生活
发布时间: 2006年11月20日 閲读次数:3916 新闻作者:刘道玉 新闻来源:文汇报
留苏预备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武汉大学留校任教的我被苏方接收到一个保密的研究所去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北京留苏预备部是隶属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领导的,其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管理。20世纪50年代最兴盛时期,每年都有数千名留苏预备生来此接受培训,我们这一拨有120多人。
根据入学测试的成绩,共分6个班,我分在一班,被选为班长。
那时学习俄语是十分枯燥的,几乎没有任何电化教学设备,也很少有图文并茂的原版参考书,教材是北外俄语系教师编写的,印刷的纸质也很差。每天上午上4节课,有文法、听写、会话等,下午是自习和做作业,每周有四个晚上放苏联原版电影,这既是我们练习听力的好机会,也是我们仅有的娱乐活动。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有不少学员患了浮肿病,还有少数得了慢性肝炎,不得不被迫终止学习。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
1962年2月10日上午9时,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国际特别快车。
抵达莫斯科第二天,在老同学的带领下,我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国际合作部办理了注册手续,填写了有关的表格。接下来的两天时间,老同学带我熟悉周围环境,了解乘车、购物、买书、寄信等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识。既要防止违禁又要适当随俗。老同学们向我介绍了苏联老百姓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莫斯科社会治安情况,以及苏联人的风俗习惯等。他们特别强调说,在与苏联人交谈时,切忌询问他们的年龄、婚姻、工资等。苏联人喜欢年轻,尤其是女性,在商店买东西时,你即使遇到老太太,也只能称呼“姑娘”或“小姐”,而不能叫她老太太,否则你会遭白眼,甚至不卖东西给你。
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1962年1月20日上午10时,我如约来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一位秘书小姐带我到副所长B·B·科尔沙克院士的办公室,接受他的会见。同时,还参观了图书室、元素分析室、红外光谱室、玻璃制作室、药品库、财务室和食堂等部门,这些是我今后常要与它们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与财务室有关,是因为每月7号左右,我要到那里去领取代发的70卢布的助学金,所谓代发是代替我国政府发放的,最后由我国向苏方结算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苏联学习,不仅在名额上是对等的,而且经费也是我国政府负担的。
我的导师克努扬茨院士是国际上三位有机氟化学权威之一,与当时英国的赫斯泽尔定和美国的塔伦特齐名。他平素总是喜欢穿着佩戴中将标志的戎装,这表明他被授予了军衔,同时也显示他在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兼了职。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论文写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国,另外两人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的答辩,这不仅给克努扬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我后来发现,与我同批学习的留苏预备生被苏方拒绝,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扬茨院士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苏联科研部门也实行“一长制”,导师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师级的权威人物更是如此。
导师与我约定,每月5日(如遇休息日顺延)是与我会见的时间,用于布置任务,汇报工作和回答我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见他,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与他特约,否则是不可以随便找他的。至于实验中的具体问题,他完全不管,由二导师尤拉来负责解决。
2月5日,我与导师第二次会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向我说明了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与要求。他是亚美尼亚人,讲话带有很明显的地方语音,同时也考虑到我刚来,听说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讲得比较慢,有时遇到化学分子式和化学反应式,他还以笔写助谈。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完全听懂了,这也增强了我用俄语学习和工作的信心。
导师介绍说,苏联研究学位分两种,一是博士,二是副博士,前者是很难的,后者要高于欧美国家的硕士,略低于他们的博士学位。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对外国留学生是三年半,因为语言问题允许延长一点。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我需要学习与考试的三门是《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和《元素有机化学》。二是必须完成一篇与副博士水平相当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副博士水平是指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并且要经过一个七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方可授予副博士学位。
至于学习和考试方法,导师继续补充道:“研究生应当不同于大学生,三门必修的课程既不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考试时间也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在论文答辩前选择任何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只要你认为准备好了,提前告诉我们,随时可以为你组织考试。”听了导师的介绍,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种开明的教学与考试方法,正适合我的口味,使我真正地掌握了学生的主动权。从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态度和蔼的学者,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威严,一下子把我和他的距离接近了。
玛莉娅老太太
玛莉娅老太太是我们的俄语教师,解放以前她在中国的哈尔滨工作和生活多年,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她也知道中国“尊老敬贤”的风俗,尽管许多苏联老年妇女不喜欢被称做老太太,但玛莉娅却不介意,似乎特意要我们这样称呼她,因为她理解其中包含着对她的尊敬。

玛莉娅是苏联科学院为中国留学生聘请的俄语教师,工资由科学院代为支付,她多年来一直是为中国留学生补习俄语,重点是练习听说与写作能力。由于她在中国生活过,加之多年教授中国学生,所以她能够做到有的放矢纠正中国留学生语音和语法上的错误。她可根据中国留学生的发音,判断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发卷舌音困难,江浙人发后腭音吃力,湖南、湖北、四川人鼻音太重,往往“列”与“聂”不分。有这样一位有经验、对中国又很友好的老师,我们十分高兴,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俄语水平。
我们补习班只有三人,每周上一次课,约三个小时。一般在宿舍里的专用教室里上,有时也到外面参观,实施情景教学。她擅长讲故事,有历史故事,也介绍莫斯科的名胜古迹,甚至编造一些故事让大家取乐。她知道中国人对待爱情和婚姻是严肃而专一的,于是她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当面对着苏联姑娘进攻时怎么办呢?你就把你们的结婚照带在身上,一则可以随时看到你心上的人,二则可当做护身符,以保护你们免受苏联女性的骚扰。”她特别补充说:“苏联姑娘都是进攻型的,她们对待婚恋是自由式的,对待结婚与否并不在乎,你们当心不要做了她们的俘虏呀!”她的故事,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玛莉娅津津乐道,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在10个月的俄语补习中,我们与玛莉娅老太太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从她那里学到了纯正的语音,增加了许多风土人情的知识,提高了口语与写作能力,这对于我后来的学习与社交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
我的留学生活紧张而又有序。每天早晨7时起床,洗漱后,我要在寒冷的气候中,沿着列宁大街人行道来回跑步30分钟。回到宿舍后,听30分钟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以提高听力的水平。8点开始早餐,自备牛奶、面包、黄油,我已习惯了西餐。一般9点以前到达研究所,在实验室工作,或在图书室查文献、看书。对我有利的条件是,1962年8月,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由鲍曼大街搬迁到第一列宁大街,这离我的宿舍只有5站路程,交通十分便利,这使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中午一般是在所里食堂吃快餐,晚餐是我们的正餐,一般是在宿舍里的公用厨房里按照中餐烹饪,这是保证必需营养的一餐,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其实,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宿舍——实验室——图书室“三点一线”上度过的,周而复始,由于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也感到过得很充实。
莫斯科的夏天是一年之中的黄金季节,平均气温在摄氏25度左右,是旅游的最好时机。
大约1962年7月中旬,苏联科学院国际部通知我们,他们准备组织各国留学生到一个叫戈尔茨克的休养所度假,经费由苏方负担,邀请我们参加。
戈尔茨克位于莫斯科的远郊,是一派集体农庄的景象。我们被组织去参观农庄的畜牧场、学校,访问农户,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对他们的友好态度表示感谢,并表示要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努力。

8月初,我随即将毕业的老同学自费去列宁格勒参观,时间是一周,这也算是惟一的一次夏游吧。
在列宁格勒,我们首先是参观十月革命博物馆,第一届苏维埃会址,阿芙洛尔巡洋舰实物,以及列宁工作过的地方的旧址等。接着,我们参观了闻名遐迩的沙皇的夏宫,还参观了列宁格勒的油画展,这是我头一次接触西方的油画。最后,我们又参观了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带着轻松、惬意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很快我就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
由于我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合理地支配了时间,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将研究生的三门必修课认真地复习了几遍,写出六大本备考的笔记。在此基础上,我于1962年12月通过了《有机化学》的正式考试,获得了5分的好成绩。与此同时,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已完成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储备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原料和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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