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预备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武汉大学留校任教的我被苏方接收到一个保密的研究所去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北京留苏预备部是隶属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领导的，其日常教学工作和生活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管理。20世纪50年代最兴盛时期，每年都有数千名留苏预备生来此接受培训，我们这一拨有120多人。

根据入学测试的成绩，共分6个班，我分在一班，被选为班长。

那时学习俄语是十分枯燥的，几乎没有任何电化教学设备，也很少有图文并茂的原版参考书，教材是北外俄语系教师编写的，印刷的纸质也很差。每天上午上4节课，有文法、听写、会话等，下午是自习和做作业，每周有四个晚上放苏联原版电影，这既是我们练习听力的好机会，也是我们仅有的娱乐活动。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是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有不少学员患了浮肿病，还有少数得了慢性肝炎，不得不被迫终止学习。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对于我来说，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将就罢了。

1962年2月10日上午9时，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国际特别快车。

抵达莫斯科第二天，在老同学的带领下，我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国际合作部办理了注册手续，填写了有关的表格。接下来的两天时间，老同学带我熟悉周围环境，了解乘车、购物、买书、寄信等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识。既要防止违禁又要适当随俗。老同学们向我介绍了苏联老百姓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莫斯科社会治安情况，以及苏联人的风俗习惯等。他们特别强调说，在与苏联人交谈时，切忌询问他们的年龄、婚姻、工资等。苏联人喜欢年轻，尤其是女性，在商店买东西时，你即使遇到老太太，也只能称呼“姑娘”或“小姐”，而不能叫她老太太，否则你会遭白眼，甚至不卖东西给你。

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1962年1月20日上午10时，我如约来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一位秘书小姐带我到副所长B·B·科尔沙克院士的办公室，接受他的会见。同时，还参观了图书室、元素分析室、红外光谱室、玻璃制作室、药品库、财务室和食堂等部门，这些是我今后常要与它们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与财务室有关，是因为每月7号左右，我要到那里去领取代发的70卢布的助学金，所谓代发是代替我国政府发放的，最后由我国向苏方结算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苏联学习，不仅在名额上是对等的，而且经费也是我国政府负担的。

我的导师克努扬茨院士是国际上三位有机氟化学权威之一，与当时英国的赫斯泽尔定和美国的塔伦特齐名。他平素总是喜欢穿着佩戴中将标志的戎装，这表明他被授予了军衔，同时也显示他在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兼了职。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论文写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国，另外两人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的答辩，这不仅给克努扬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我后来发现，与我同批学习的留苏预备生被苏方拒绝，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扬茨院士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苏联科研部门也实行“一长制”，导师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师级的权威人物更是如此。

导师与我约定，每月5日(如遇休息日顺延)是与我会见的时间，用于布置任务，汇报工作和回答我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见他，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与他特约，否则是不可以随便找他的。至于实验中的具体问题，他完全不管，由二导师尤拉来负责解决。

2月5日，我与导师第二次会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向我说明了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与要求。他是亚美尼亚人，讲话带有很明显的地方语音，同时也考虑到我刚来，听说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讲得比较慢，有时遇到化学分子式和化学反应式，他还以笔写助谈。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完全听懂了，这也增强了我用俄语学习和工作的信心。

导师介绍说，苏联研究学位分两种，一是博士，二是副博士，前者是很难的，后者要高于欧美国家的硕士，略低于他们的博士学位。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对外国留学生是三年半，因为语言问题允许延长一点。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我需要学习与考试的三门是《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和《元素有机化学》。二是必须完成一篇与副博士水平相当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副博士水平是指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并且要经过一个七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方可授予副博士学位。

至于学习和考试方法，导师继续补充道：“研究生应当不同于大学生，三门必修的课程既不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考试时间也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在论文答辩前选择任何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只要你认为准备好了，提前告诉我们，随时可以为你组织考试。”听了导师的介绍，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种开明的教学与考试方法，正适合我的口味，使我真正地掌握了学生的主动权。从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态度和蔼的学者，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威严，一下子把我和他的距离接近了。

玛莉娅老太太

玛莉娅老太太是我们的俄语教师，解放以前她在中国的哈尔滨工作和生活多年，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她也知道中国“尊老敬贤”的风俗，尽管许多苏联老年妇女不喜欢被称做老太太，但玛莉娅却不介意，似乎特意要我们这样称呼她，因为她理解其中包含着对她的尊敬。

玛莉娅是苏联科学院为中国留学生聘请的俄语教师，工资由科学院代为支付，她多年来一直是为中国留学生补习俄语，重点是练习听说与写作能力。由于她在中国生活过，加之多年教授中国学生，所以她能够做到有的放矢纠正中国留学生语音和语法上的错误。她可根据中国留学生的发音，判断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发卷舌音困难，江浙人发后腭音吃力，湖南、湖北、四川人鼻音太重，往往“列”与“聂”不分。有这样一位有经验、对中国又很友好的老师，我们十分高兴，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俄语水平。

我们补习班只有三人，每周上一次课，约三个小时。一般在宿舍里的专用教室里上，有时也到外面参观，实施情景教学。她擅长讲故事，有历史故事，也介绍莫斯科的名胜古迹，甚至编造一些故事让大家取乐。她知道中国人对待爱情和婚姻是严肃而专一的，于是她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当面对着苏联姑娘进攻时怎么办呢？你就把你们的结婚照带在身上，一则可以随时看到你心上的人，二则可当做护身符，以保护你们免受苏联女性的骚扰。”她特别补充说：“苏联姑娘都是进攻型的，她们对待婚恋是自由式的，对待结婚与否并不在乎，你们当心不要做了她们的俘虏呀！”她的故事，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玛莉娅津津乐道，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在10个月的俄语补习中，我们与玛莉娅老太太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从她那里学到了纯正的语音，增加了许多风土人情的知识，提高了口语与写作能力，这对于我后来的学习与社交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

我的留学生活紧张而又有序。每天早晨7时起床，洗漱后，我要在寒冷的气候中，沿着列宁大街人行道来回跑步30分钟。回到宿舍后，听30分钟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以提高听力的水平。8点开始早餐，自备牛奶、面包、黄油，我已习惯了西餐。一般9点以前到达研究所，在实验室工作，或在图书室查文献、看书。对我有利的条件是，1962年8月，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由鲍曼大街搬迁到第一列宁大街，这离我的宿舍只有5站路程，交通十分便利，这使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中午一般是在所里食堂吃快餐，晚餐是我们的正餐，一般是在宿舍里的公用厨房里按照中餐烹饪，这是保证必需营养的一餐，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其实，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宿舍——实验室——图书室“三点一线”上度过的，周而复始，由于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也感到过得很充实。

莫斯科的夏天是一年之中的黄金季节，平均气温在摄氏25度左右，是旅游的最好时机。

大约1962年7月中旬，苏联科学院国际部通知我们，他们准备组织各国留学生到一个叫戈尔茨克的休养所度假，经费由苏方负担，邀请我们参加。

戈尔茨克位于莫斯科的远郊，是一派集体农庄的景象。我们被组织去参观农庄的畜牧场、学校，访问农户，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对他们的友好态度表示感谢，并表示要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努力。

8月初，我随即将毕业的老同学自费去列宁格勒参观，时间是一周，这也算是惟一的一次夏游吧。

在列宁格勒，我们首先是参观十月革命博物馆，第一届苏维埃会址，阿芙洛尔巡洋舰实物，以及列宁工作过的地方的旧址等。接着，我们参观了闻名遐迩的沙皇的夏宫，还参观了列宁格勒的油画展，这是我头一次接触西方的油画。最后，我们又参观了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带着轻松、惬意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很快我就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

由于我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合理地支配了时间，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将研究生的三门必修课认真地复习了几遍，写出六大本备考的笔记。在此基础上，我于1962年12月通过了《有机化学》的正式考试，获得了5分的好成绩。与此同时，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已完成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储备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原料和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