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崇吉

这是一份难得的留学史料，作者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丁崇吉之子——这在留美幼童健在的后代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作者以特殊的身份，回忆了丁崇吉的一些往事以及与留美幼童有关的清末海军、海关的史料，富有历史价值。今征得作者同意予以发表，以飨读者和专家。

　　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幼童》，又读了《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一书，作为背景音乐和各章引语的英国民歌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不时在我耳边响起，那是我儿时常见的一幕：

　　三位早已进入老年的“留美幼童”——容尚谦和邝炳光伯伯，还有我父亲，在一起畅饮加有冷开水的白兰地（酒），不是猜拳自娱，就是用英语聊天叙旧：两个广东人对一个说宁波话的我的父亲，方言不通是一个原因，“留美幼童”中广东人占多数，来自宁波地区的只有两名，在广东人听来，宁波口音一定很怪，难怪父亲得了个“宁波丁（Ningbo　Ting）”的绰号。高兴之余，三人就引吭高歌，唱的就是　Long　Long　Ago　和其他选自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歌曲一百零一首》）的名曲。容伯伯还不时地把我抱在膝上，教我逗我跟着他们一起唱。

　　是　Long　Long　Ago　的歌声把我带入了既遥远又亲近的回忆之中……

　　继生有7个儿女之后，过了好些年，父亲在娶第二位续弦郭毅英后，又于1926年生下我，时年66岁。5年后又生我弟弟丁吉生，时年71岁。人们称我为“老来子”，父亲也格外喜欢我，有机会总是把我带在身边。读弄堂小学时，我喜欢一跳一跳地走路，同学们就他同我的关系编了个童谣：“一只眼睛黑眼镜，一只眼睛白眼镜（他戴的太阳镜一枚镜片掉了，恰好这只眼睛弱视，他也就懒得再配上），生个伲（儿）子跟屁虫，跳卜精。”直到他去世，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同他睡在一张床上。

　　有关父亲的生平，1917年北京清华学校（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由“留美幼童”唐国安任校长）编的《游美同学录》第一页开头有这样的记载：

　　丁崇吉，字舟益仙。年57岁。生于浙江定海。永久通信处。上海赫德路34号。已婚。子五。女二。初学于上海出洋局。同治十二年。以官费留美。入麻省某高等学校。习文科。光绪六年。入哈佛大学。光绪七年回国。研究水雷战术于大沽口。凡四年。光绪十一年。充上海各报英文访员。任海关办事员。光绪三十四年。署理海关监督。兼任统计科副文案。现任办事科长。现时通信处。上海新闸路1088号。

　　Ting，　I-Hsien.——Born　in　Tinghai，　Chekiang，　1860.　Married，　1882.　Studied　at　Educational　Mission　School，　Shanghai，　1872—73.　Arrived　in　America，　July，　1873.　Government　support.　Prepared　for　college　at　Holyoke　High　School，　Mass，　1876-80.　Studi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1880-1881.　Returned　to　China，　October，　1881.　Studied　Torpedo　Warfare　at　Taku　Fort，　1881-84.　English　Reporter，　Shanghai　Lacal　Press，　1885.　Clerk，　Customs　Office，　1885.　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　and　Assistant　Statistical　Secretary，　Customs　Office，　1908.　At　present，　Chief　Assistant，　Customs　Office，　Shanghai.

　　上面这两段英汉表述互有差异，且很不完整，但相对来说，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完整的一份书面资料了。我很懊悔：在父亲生前没有多问他几个是什么和为什么；也由于无知和幼稚，对他的一些有价值的遗物，也没有能刻意保存下来。

　　听父亲讲，他从小兄弟姐妹多至9个，他的父亲丁长绶以做豆腐为生。孩子们长年以稀饭裹腹，佐以盐巴，入夜就睡在做豆腐用的缸盖上。当时社会上不知外国为何物，没有多少人愿意出洋留学。即使有幸被选中，也要签字画押，“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丁长绶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当他得知要在宁波等地挑选“聪慧幼童”出洋学习的消息后，认为七子和六子丁崇吉符合条件，就决意送他们到上海出洋局学习。老七因不愿去，临行前溜走，没有成行。

　　《留美幼童》一书中提到：因“幼童”们是代表大清帝国出洋，姓名粗鄙者，也要责令家长更换，所以，浏览“留美幼童”的名单，仿佛人人出自诗书之家。名字，包括“名”和“字”，个个温文尔雅。父亲字“舟益仙”，就是老师给取的。“舟益艏”系船首，“舟益仙”两个字拆开来是“益舟山人”，谐音“一”舟山人，加起来意为“一个有益于舟山人的丁姓人”。可能这个名字也代表了父亲的某种志向，在他日后的生涯中，他用得更多的是他的“字”而不是“名”。

有关他去美后的情况，在我们后辈脑海中印象较深的有：

　　“留美幼童”共120人，分4批去美，每批30人。轮到他的是1873年的那一批，属第二批，父亲时年13岁。不意登上西海岸后，在横跨美国途中遇上了劫车大盗Jessy　James，尽管是一场虚惊，却在“幼童”们心里打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详情在记录片和《留美幼童》一书中均已述及。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一部以Jessy　James为主人公的美国影片，他指出当年正是此人抢劫了他们的火车。片名我忘了，好像是Tyrone　Power主演的，内容少不了英雄美人、侠义柔肠这一套，最后主人公决意改邪归正，却在边哼小调边收拾房间，准备同爱人过平静幸福生活时，被人从背后开了一枪而命归西天。父亲的惊险经历加上影片的渲染，自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到目的地，他就被分配到一家host　family（接待家庭）。他学英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纳入美国式的家庭生活中开始的。这也是他从小在生活和随意中教我讲英语的方式。据台湾旅美学者高宗鲁先生考证：父亲同另一位镇海籍的同学王良登同住在Massachusetts州Holyoke的N.L.Dickerman家。

　　在美学习期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Sussie的美国姑娘。父亲晚年非常喜欢我二哥的女儿丁秀瑞，给她取的英文名字就是Jessie；同时“秀瑞”这个名字也是父亲给定的（孙女辈中多以“珠”字排行，而她却叫“秀瑞”），既是Jessie的中文音译，又包含了对女性外貌和品格的某种赞颂。可见他对在美国时那份感情的眷恋之深。

　　父亲于1876年进入麻省Holyoke中学（《游美同学录》中错译成“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取了哈佛大学。《幼童》的作者们在哈佛大学查到了他的入学登记卡。由于清政府中反对洋务运动那一派的阻挠和反对，他们在哈佛大学才读了一年就被统一召回国内。至今我们几个后辈家中仍保存有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时寄给他的纪念物——印有纪念字样、标志性建筑以及校训的咖啡杯和杯托。

　　回国后父亲先是在福州船政局，后被派往天津水师大沽口炮台鱼雷队学习操纵鱼雷（《游美同学录》中提到的　torpedo　应是“鱼雷”，而非中文简历中的“水雷”），历时4年。关于“幼童”们研习鱼雷战术等情况，李鸿章在他的奏折中是这样写的：

　　……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官医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才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为此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业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确有成效，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劝，可为培养人才渐收实用之一助……”

附清单一

　　谨将拟保美国回华及天津招募学习水师、鱼雷、水雷、电报、医学各学生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
　　……军功……丁崇吉……等三十四名，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
　　……

　　以上各生，现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及蚊船、练船、兵轮、雷艇各项差使。

　　父亲讲他当过“百人官”，手下统领100个人，这是不是就是奏折中提到的“把总”，我就不懂了。记得他还谈到参加过中法战争，但他本人没有进入遭遇战。

　　下一年，即1885年，父亲到了上海，充任当地各英文报纸的新闻记者，据查其中有一家名叫《上海信使晚报》。采访工作很辛苦，因当时人们多不欢迎记者采访，吃闭门羹是常事。当然，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锻炼。他谈起来最高兴的是他有一次在采访时，见到孙中山在向群众作宣传革命思想的讲演。一些人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他却不以为然。

　　也就在这一年，他进入上海江海关，从此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海关工作生涯。

　　我从小就听说他是第一个担任海关副税务司的中国人，家族中人也都这样说。父亲生前保存着一只小箱子，听他说里面藏有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他担任副税务司的一封信。但据《游美同学录》中的表述，更确切的应是　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　，亦即“代理副税务司”，也不是中文简历中所称的“海关监督”，后者系由清政府任命，在海关内没有实权。另外，父亲在其后担任的“Chief　Assistnat”一职，中文名称相应的应是“超等帮办”或“头等帮办”。从晚清到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关的主权和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洋人手里。1906年，后来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留美幼童”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会办税务大臣，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总揽海关大权的英国人赫德。他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不禁哀叹“我的运气到了尽头”。为了挽救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危机，重新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赫德颁发了一个通札，要求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而且第一次任命华员张福廷（玉堂）为偏远的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人帮办10人。但赫德于1908年病假回国，随后于1911年病死，他的英籍继任者安格联，趁中国局势长期混乱，直到1927年，再也没有任命过一个华人担任税务司。这就是我父亲一度担任代理副税务司的背景。

　　父亲自海关退休后，接任位于上海广东路的“锦章”号（为家族合开，主要批发德国礼和洋行的缝衣针）经理。“锦章”号还在家乡与人合股经营设在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和舟山轮船公司，曾拥有过三条轮船。此外还在上海市区拥有一部分房地产。当然，有些方面的经营并不怎么成功。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一部分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的过程。

　　记录片《幼童》在父亲丁崇吉的名字后面注有“报人、海关官员”字样。其实，如果要更完整些，还可加上“经商”二字。如果说按他的名字“舟益仙”给家乡舟山人带来某种益处的话，这后一条是不是显得更直接些呢？

在我心目中，父亲永远是一位慈祥亲切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