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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第一个担任海关副税务司的中国人-丁崇吉
发布时间: 2006年5月23日 閲读次数:8496 新闻作者:丁志华 新闻来源:华人协会
丁崇吉
这是一份难得的留学史料,作者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丁崇吉之子——这在留美幼童健在的后代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作者以特殊的身份,回忆了丁崇吉的一些往事以及与留美幼童有关的清末海军、海关的史料,富有历史价值。今征得作者同意予以发表,以飨读者和专家。
  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幼童》,又读了《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一书,作为背景音乐和各章引语的英国民歌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不时在我耳边响起,那是我儿时常见的一幕:
  三位早已进入老年的“留美幼童”——容尚谦和邝炳光伯伯,还有我父亲,在一起畅饮加有冷开水的白兰地(酒),不是猜拳自娱,就是用英语聊天叙旧:两个广东人对一个说宁波话的我的父亲,方言不通是一个原因,“留美幼童”中广东人占多数,来自宁波地区的只有两名,在广东人听来,宁波口音一定很怪,难怪父亲得了个“宁波丁(Ningbo Ting)”的绰号。高兴之余,三人就引吭高歌,唱的就是 Long Long Ago 和其他选自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歌曲一百零一首》)的名曲。容伯伯还不时地把我抱在膝上,教我逗我跟着他们一起唱。
  是 Long Long Ago 的歌声把我带入了既遥远又亲近的回忆之中……
  继生有7个儿女之后,过了好些年,父亲在娶第二位续弦郭毅英后,又于1926年生下我,时年66岁。5年后又生我弟弟丁吉生,时年71岁。人们称我为“老来子”,父亲也格外喜欢我,有机会总是把我带在身边。读弄堂小学时,我喜欢一跳一跳地走路,同学们就他同我的关系编了个童谣:“一只眼睛黑眼镜,一只眼睛白眼镜(他戴的太阳镜一枚镜片掉了,恰好这只眼睛弱视,他也就懒得再配上),生个伲(儿)子跟屁虫,跳卜精。”直到他去世,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同他睡在一张床上。
  有关父亲的生平,1917年北京清华学校(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由“留美幼童”唐国安任校长)编的《游美同学录》第一页开头有这样的记载:
  丁崇吉,字舟益仙。年57岁。生于浙江定海。永久通信处。上海赫德路34号。已婚。子五。女二。初学于上海出洋局。同治十二年。以官费留美。入麻省某高等学校。习文科。光绪六年。入哈佛大学。光绪七年回国。研究水雷战术于大沽口。凡四年。光绪十一年。充上海各报英文访员。任海关办事员。光绪三十四年。署理海关监督。兼任统计科副文案。现任办事科长。现时通信处。上海新闸路1088号。
  Ting, I-Hsien.——Born in Tinghai, Chekiang, 1860. Married, 1882. Studied at Educational Mission School, Shanghai, 1872—73. Arrived in America, July, 1873. Government support. Prepared for college at Holyoke High School, Mass, 1876-80. Studi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1880-1881. Returned to China, October, 1881. Studied Torpedo Warfare at Taku Fort, 1881-84. English Reporter, Shanghai Lacal Press, 1885. Clerk, Customs Office, 1885. 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 and Assistant Statistical Secretary, Customs Office, 1908. At present, Chief Assistant, Customs Office, Shanghai.
  上面这两段英汉表述互有差异,且很不完整,但相对来说,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完整的一份书面资料了。我很懊悔:在父亲生前没有多问他几个是什么和为什么;也由于无知和幼稚,对他的一些有价值的遗物,也没有能刻意保存下来。
  听父亲讲,他从小兄弟姐妹多至9个,他的父亲丁长绶以做豆腐为生。孩子们长年以稀饭裹腹,佐以盐巴,入夜就睡在做豆腐用的缸盖上。当时社会上不知外国为何物,没有多少人愿意出洋留学。即使有幸被选中,也要签字画押,“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丁长绶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当他得知要在宁波等地挑选“聪慧幼童”出洋学习的消息后,认为七子和六子丁崇吉符合条件,就决意送他们到上海出洋局学习。老七因不愿去,临行前溜走,没有成行。
  《留美幼童》一书中提到:因“幼童”们是代表大清帝国出洋,姓名粗鄙者,也要责令家长更换,所以,浏览“留美幼童”的名单,仿佛人人出自诗书之家。名字,包括“名”和“字”,个个温文尔雅。父亲字“舟益仙”,就是老师给取的。“舟益艏”系船首,“舟益仙”两个字拆开来是“益舟山人”,谐音“一”舟山人,加起来意为“一个有益于舟山人的丁姓人”。可能这个名字也代表了父亲的某种志向,在他日后的生涯中,他用得更多的是他的“字”而不是“名”。
有关他去美后的情况,在我们后辈脑海中印象较深的有:
  “留美幼童”共120人,分4批去美,每批30人。轮到他的是1873年的那一批,属第二批,父亲时年13岁。不意登上西海岸后,在横跨美国途中遇上了劫车大盗Jessy James,尽管是一场虚惊,却在“幼童”们心里打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详情在记录片和《留美幼童》一书中均已述及。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一部以Jessy James为主人公的美国影片,他指出当年正是此人抢劫了他们的火车。片名我忘了,好像是Tyrone Power主演的,内容少不了英雄美人、侠义柔肠这一套,最后主人公决意改邪归正,却在边哼小调边收拾房间,准备同爱人过平静幸福生活时,被人从背后开了一枪而命归西天。父亲的惊险经历加上影片的渲染,自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到目的地,他就被分配到一家host family(接待家庭)。他学英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纳入美国式的家庭生活中开始的。这也是他从小在生活和随意中教我讲英语的方式。据台湾旅美学者高宗鲁先生考证:父亲同另一位镇海籍的同学王良登同住在Massachusetts州Holyoke的N.L.Dickerman家。
  在美学习期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Sussie的美国姑娘。父亲晚年非常喜欢我二哥的女儿丁秀瑞,给她取的英文名字就是Jessie;同时“秀瑞”这个名字也是父亲给定的(孙女辈中多以“珠”字排行,而她却叫“秀瑞”),既是Jessie的中文音译,又包含了对女性外貌和品格的某种赞颂。可见他对在美国时那份感情的眷恋之深。
  父亲于1876年进入麻省Holyoke中学(《游美同学录》中错译成“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取了哈佛大学。《幼童》的作者们在哈佛大学查到了他的入学登记卡。由于清政府中反对洋务运动那一派的阻挠和反对,他们在哈佛大学才读了一年就被统一召回国内。至今我们几个后辈家中仍保存有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时寄给他的纪念物——印有纪念字样、标志性建筑以及校训的咖啡杯和杯托。
  回国后父亲先是在福州船政局,后被派往天津水师大沽口炮台鱼雷队学习操纵鱼雷(《游美同学录》中提到的 torpedo 应是“鱼雷”,而非中文简历中的“水雷”),历时4年。关于“幼童”们研习鱼雷战术等情况,李鸿章在他的奏折中是这样写的:
  ……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官医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才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为此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业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确有成效,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劝,可为培养人才渐收实用之一助……”
附清单一
  谨将拟保美国回华及天津招募学习水师、鱼雷、水雷、电报、医学各学生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
  ……军功……丁崇吉……等三十四名,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
  ……
  以上各生,现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及蚊船、练船、兵轮、雷艇各项差使。
  父亲讲他当过“百人官”,手下统领100个人,这是不是就是奏折中提到的“把总”,我就不懂了。记得他还谈到参加过中法战争,但他本人没有进入遭遇战。
  下一年,即1885年,父亲到了上海,充任当地各英文报纸的新闻记者,据查其中有一家名叫《上海信使晚报》。采访工作很辛苦,因当时人们多不欢迎记者采访,吃闭门羹是常事。当然,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锻炼。他谈起来最高兴的是他有一次在采访时,见到孙中山在向群众作宣传革命思想的讲演。一些人称孙中山为“孙大炮”,他却不以为然。
  也就在这一年,他进入上海江海关,从此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海关工作生涯。
  我从小就听说他是第一个担任海关副税务司的中国人,家族中人也都这样说。父亲生前保存着一只小箱子,听他说里面藏有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他担任副税务司的一封信。但据《游美同学录》中的表述,更确切的应是 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 ,亦即“代理副税务司”,也不是中文简历中所称的“海关监督”,后者系由清政府任命,在海关内没有实权。另外,父亲在其后担任的“Chief Assistnat”一职,中文名称相应的应是“超等帮办”或“头等帮办”。从晚清到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关的主权和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洋人手里。1906年,后来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留美幼童”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会办税务大臣,此举极大地震动了总揽海关大权的英国人赫德。他深知唐绍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极力反对外国人”,不禁哀叹“我的运气到了尽头”。为了挽救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危机,重新取得清政府的信任,赫德颁发了一个通札,要求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而且第一次任命华员张福廷(玉堂)为偏远的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人帮办10人。但赫德于1908年病假回国,随后于1911年病死,他的英籍继任者安格联,趁中国局势长期混乱,直到1927年,再也没有任命过一个华人担任税务司。这就是我父亲一度担任代理副税务司的背景。
  父亲自海关退休后,接任位于上海广东路的“锦章”号(为家族合开,主要批发德国礼和洋行的缝衣针)经理。“锦章”号还在家乡与人合股经营设在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和舟山轮船公司,曾拥有过三条轮船。此外还在上海市区拥有一部分房地产。当然,有些方面的经营并不怎么成功。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一部分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的过程。
  记录片《幼童》在父亲丁崇吉的名字后面注有“报人、海关官员”字样。其实,如果要更完整些,还可加上“经商”二字。如果说按他的名字“舟益仙”给家乡舟山人带来某种益处的话,这后一条是不是显得更直接些呢?
在我心目中,父亲永远是一位慈祥亲切的老人。
  众多后辈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是这样:他个子较矮,留着白胡子,喜欢吃鱼冻和溏黄的鸡蛋,稍不留神,鱼冻或蛋黄沾在胡子上,滑稽的样子引人发笑。与许多“留美幼童”的晚年穿着不一样,他常年穿西装;以白兰地代茶,同时爱好抽雪茄烟,在他的办公桌底下,总是放着一大箱白兰地酒。凡遇上家族里的小孩子,不认识或记不起名字的,他就会亲切地问:你是哪一房的啊?是什么人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等等。他与儿孙辈的亲近关系,在家族中是有名的。一次,他带幼小的丁秀瑞上舟山轮船公司的一艘船参观转悠,临时突发奇想,索性带着孙女一起坐船到家乡定海去了,害得家里人四处查找,亏得定海的亲戚主动打来电报,才使全家人放了心。还有一个晚上,父亲在二哥家喝酒过量,回家时躺在草坪上不肯起来,像个老顽童,最后是小孙女丁秀瑞拉着他的手,对他说“wo wo(即要他乖乖地去睡觉)!”他这才起身由人搀扶着回家上了床。
  父亲一贯平等待人,我从没听他对人吆喝过,也没听他说过一句粗话,即使在愤慨无比的时候,他也只是连呼“可恶!可恶!可恶!”更没有见他动过粗。例外的是有一次我放学后踢球回家迟了,进房间时发现碎玻璃屑和酒液撒满一地;父亲一副生气的样子,半句话也不说。我知道这是等我等得心烦,怕我在外面出什么问题,这才拿酒杯出了气。
  父亲以诚对待同事和下属的作风也是出了名的。他从海关退休时,同事们送他一只银盾,密密麻麻地刻着一大堆赠送者的名字,对此他十分珍爱,总是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一些同事和下属,包括炊事员,日后常来我家走动。炊事员谢世后,他的儿子还常来看望我父亲;甚至在我父亲去世后,仍常来我家坐坐。他的私人汽车司机,解放后还专程从家乡带着土产赶来看望我母亲。
  人们一提起父亲,第一句话总是说他为人老实。“老实”二字,可以是褒义的,如以诚信待人,办事认真,讲求实际等等;也可以是贬义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的为人可不是那种只顾保全自己,逆来顺受的那种“老实”。在海关任职期间,他多次为华员争取平等待遇,曾上书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称:
  今为最后而最要者,为等级之分别问题。此项问题,职屡次呈请,但未蒙嘉纳。如王锦屏,服务海关42年,始获得超等正前班同文供事之职位,有《职员录》可凭。然此项职位,他人尚未必可以达到,因有多人以年高之故,迫而告退,遂致《职员录》中,高级者尚多空白也。近年来洋内班中等级,业已重行分别,而于华人供事人等,则未之闻也。支给薪俸之标准,为前总税务司于1908年所订,今于供事中,仍然适用;不知现在生活,除受战事影响之外,已去昔时远甚!抑有更进者,海关升递之举,较之邮政、盐务等方面,最为迟缓。故职员等呈请供事中等级之分别,亟须研究,而升迁之举,须如此办法,以每两年升一级;供事中之等级,亟应缩小,而有功于职务,特别保荐者,更须正当奖励之亟也。
  为进一步说明华员和洋员生活待遇悬殊的不合理性,他还详尽地列举在医药之设备、房租之津贴、病假、长假、旅费之津贴、告退津贴等方面的不平等事实以资证明。可以看出,他是经过大量调查,运用了他负责统计工作时所能接触到的具体资料,才写就这样有说服力的“为民请命”书,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不达目的,誓不休止。
  父亲一生重视学习和教育,除了长期订阅China Press等英文报纸外,他身边常备的书有这样几本(套):一是1899年出版的一套八部头的百科全书式的Educator(自学教程);二是一大厚本原版的《韦氏大词典》,因体积太大,专门用木材打了一个类似谱架的架子,把词典长期放在上面,便于随时翻阅;三是英国汉学家H.A.Giles编的七大本1912年版《汉英词典》,也由于体积大,打了一只分成八格的木箱子,以便保存和查找,书中至今仍夹有他整段整段工整地抄录下来的内容。由于他天天必读英文报,我从小也随手拿来翻阅,尽管首先是看漫画、连环画和照片、图片的说明,我读英文也可以说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回到家乡,还喜欢到为族人小孩办的私塾去看看,除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外,还恭恭敬敬地坐在后排,同孩子们一起认真地听老师讲解。他常讲,自己从小就出国读洋文,中文底子太差,更要从头学起。虽然年龄越来越大,手有些抖,但练写中文字,仍是他的一门功课。《千字文》、《三字经》、《诗经》等古书,他不但教我读诵,还把字体较大的《千字文》、《三字经》粘在卡片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剪下来,随意挑了让我认。父亲虚心好学,“诲人不倦”,不啻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好榜样。
  父亲特别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我的哥哥丁金生是他送到由“留美幼童”梁诚和周寿臣热心筹款创办的香港大学学习,不幸早亡。另一位哥哥丁联生也是由他送去美国留学,可惜学成回国后事业刚开头,就英年早逝。侄儿丁汉保交大毕业后,又去美国Cornell大学深造,父亲不但支持,而且予以资助。关于女孩子受教育的问题,由于家庭一些成员多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丁秀瑞上到初中毕业,就不让再读下去了。父亲坚持要她继续读书,并为她付了学费。由于我是父亲步入晚年后生的儿子,在给子女分割遗产时,他还增列一万两银子作为我日后的教育费用,并委托我的寄父——“锦章”号会计程庆涛,在他死后关心照顾我们母子仨的生计。
  他热爱祖国,也爱从小在那儿受过教育的美国和她的人民;他对日本侵略十分仇恨,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极为不满。一次,他给我看一本画报里的几张照片,是“一二九”运动中一群学生在游行,作讲演,发传单,有的还爬到有轨电车尾部高处,向群众做宣传。他问我:“你要是在场去不去?”我回答:“我去!”他翘起大拇指说:“好!”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消息传来,丁秀瑞恰好在他身边,听他十分气愤地说了一句:“小日本!要打美国啊?!”说着头一偏斜,一下子得了中风。他素有清晨跑步锻炼的习惯。一次他慢跑去买油条途中跌了一跤,自此病情加重,以至卧床不起,于1942年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据记载,他故世的前两年,即1940年,在世的“幼童”还有十几位,居住在沿海各个城市。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父亲是一个朴素的无神论者,他早期受到西方的教育,却不信奉基督教;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也不信奉东方的佛教。他常把死比作“升天”。在我幼小的时候他曾问过我:“我升天的时候你哭不哭?”我回答说:“不哭。”他说:“好!”父亲临死前已不能说话,只是握住我的手,闭着眼睛渗出了些许泪水,手越握越紧,最后一下子松开了。他断气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哭,只是想:父亲希望我坚强;只要是我答应过父亲的,我就一定要做到。
  综观父亲的一生,他是“留美幼童”中极其普通的一员,由于处在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大背景下,他的经历、他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总免不了带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点。朝朝暮暮在父亲身边16年,我的身上自然也有他的影子……
  Long Long Ago 的动人歌声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从歌声中我听出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及其曲折和无奈,听出了众多“留美幼童”个人命运的沉浮以及他们对人生追求的执着……
  是的,Long Long Ago 的歌声啊,你是那么的遥远,又是那么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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