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同一工棚里还有一些有外快可捞的‘泽克’，我和隋老爹就属于这类人。可是吃特灶、住特等房屋的那些‘泽克’，最怕传染病，最怕用公共的衬衣、公共的被褥。他们从自己家里送来的那些内衣、外衣、被单、褥单、毛巾、手帕等等，都经常洗换。他们与我们这些在洗衣房工作的人拉上关系，我们每个洗衣工包上三、四个人的衣物洗涤，这样每人每月可以收入三、五十卢布。因此我们‘基代岳茨’的工棚便成了“施卡拉”、小偷小摸的主要对象了。他们给我们的绰号叫做“基代岳茨肥猪。”他们暗语中“吃顿肥猪肉去，”就是来偷我们。这些小偷的帮头越干越胆大，后来竟派人来谈判，叫我们工棚里所有人按月纳人头税：每人每月二十卢布。大家商量不知怎么办好。隋老爹说：

　　“这些小偷流氓贪得无厌，这个月每人给他二十卢布，下个月要你四十卢布！整个俄罗斯吃下去都填不饱他们的胃口，我们能满足他们吗？唯一办法是狠狠揍他们一顿！为此，先通过咱们那些给首长干事的人，给首长们打个招呼，然后再整治他们！”

　　当我们得到劳动营首长“只要不打死人，你们干吧。”的回答以后，隋老爹对来催办的一位“施卡拉”的首领说：“每人每月拿出二十卢布、三十卢布都可以，但是你们几位‘阿大曼’要先光临敝舍跟大家谈谈，定个永不变更的数目才行！”

　　当我们把战斗武装准备好了的时候，五位著名的‘阿大曼’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欢迎！欢迎！请坐！你们要什么，谈吧！”

　　“我们要每个住在这里的人，每月给我们二十卢布保护费！”

　　“可以给，但以后你们再跟我们多要怎么办？”

　　“咱们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以后你们‘基代岳茨’收入多了，再多给添点嘛！”

　　“这么办吧，请你们签名立个字据。我已经写好了，同意就签名吧！”隋老爹说着，拿出字据和一叠卢布来。他把要签字的纸举在手里念道：“我们以下签名的五位阿大曼，要求基代岳茨每人每月交纳三十卢布的保护费。我们保证今后绝对不再偷、摸、抢他们的东西，或殴打他们！钱在这里，签了保证书，我们按保证书每月给钱。”五个“阿大曼”互相瞅着，最后下了决心说：

　　“咱们签字，咱们讲的是哥们义气，既然你隋老头这样说了，咱们签字！”

　　签完了字，隋老爹把字据和钱往兜里一揣说：

　　“现在你们五个人签了名的字据握在我手里！现在只有两个出路：一是你们答应以后永远不再来欺负我们，二是我现在找格伯乌总监去，把你们送进禁闭室！明白吗？”

　　“什么？你这该死的老‘基代岳茨’——伙计！你敢耍弄我们！”一个高大粗壮的汉子向隋老爹胸上击过一拳，当然这一拳命中是能把老人打死的。但他没有料到，隋老爹有高强的武术功夫，只见他身子一躲，顺手将那汉子抡过来的胳膊一拉，他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其余四个人刚要动手，被事先埋伏的伏兵擒拿起来。一阵拳脚之后，他们的胳臂和腿一个个都被我们打断了，不能动了。隋老爹把他们签了名的字据交给了劳动营的领导。从此‘基代岳茨’的工棚每个‘施卡拉’都绕着走，生怕挨揍。中国人一下子扬眉吐气了，那些从莫斯科等大城市递解来的‘泽克’知识分子们也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一些俄国人说：

　　“一个‘基代岳茨’像只小耗子，成帮的‘伙计’是专门吃‘施卡拉’的狮子！”

　　中国老乡聚集在一起，生活稍微富裕了，就想到消遣了。他们想打麻将，但是没有麻将牌。有一位周木匠，他用木材作了一副麻将牌，用笔写上字，画上图，但没用两天就出了问题，牌上的子图模糊了，为此，互相争吵不休。特别是在有输赢时，更易发生争执。隋老爹为了调解纠纷，对我说：

　　“我看你的字写得好，也会绘画，叫周木匠再作两副麻将，再打磨出两把刻刀，你给他们刻两副麻将吧！免的每天总吵架！”

　　我答应了，先用铅笔在平整圆滑的小木块上画上麻将的图案，然后精雕细刻起来。洗衣房的老爹帮助我干活，我挤出时间制作大家的娱乐工具麻将、牌九、骰子、筹码等等。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我的杰作就完成了。大家看后都称赞我聪明能干。为此那些“小贵族”们也给我一点好处，时常地给我点咸鱼、香肠、糖果等。

　　起先是大家娱乐，全屋的老乡分成几伙：两桌麻将、一桌押牌九、一桌掷骰子。每天下班后和星期日都非常热闹。人们有了娱乐也就减少了思念亲人和家乡的痛苦。大家对隋老爹和我说：“你们真给大家伙办了件大好事！”

　　“好事倒是好事，可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那时你们可不要骂老疙瘩呀！是我求他干的呀！”

　　没出一个星期隋老爹的话就应验了。最初是大家把目光盯在房子玉厨师身上，尽管老房牌九打得很油，但牌桌上的，围在四周看热闹的，都合起伙来整他。把他每天偷带回来的咸鱼、香肠、米面都输光了，甚至欠下赌债。赌风一开，鬼点子越来越多，很团结的‘基代岳茨’又分成帮、分成派。有的甚至到管理员那里告黑状，有的雇小流氓当打手，对自己人进行报复！隋老爹非常生气，自己责备自己说：

　　“刻麻将的主意是我出的，字是老疙瘩刻的，小木块是周木匠做的，咱们三个人是罪魁祸首。今天我带头抓赌。”

　　隋老爹这个人是说到做到的，当两桌麻将打得热热闹闹，忽然又闹起内讧时，隋老爹把一把尖刀往牌桌中间一掷，高声说：

　　“你们吵闹不和都是我们三个人作的孽，我是首犯！现在我只好把麻将和牌九收回来，烧了。从今后哥儿们过个和气日子，没事干，抱着头想老婆孩子，也比成天赌钱吵架好吧？”

　　他说完真的把所有赌具都收了，向火炉跟前走去，这时大家把他围住了，央求道：

　　“从今后不赌输赢了！不吵了、不闹了！麻将和牌九刻出来不易呀！给大家留下吧！”

　　“一言为定！我不烧了！下次谁要赌，再吵闹怎么办？”

　　“扒他的皮，剥光了扔到外面冻死狗日的！”

　　这场闹剧结束了。明目张胆的赌博刹住了，小来小去的，赌一盒烟、几块糖、几块咸肉、咸鱼的事还在悄悄进行着。隋老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作哑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季，我在劳动营里已经整整五年了，尽管我写了好几封请求报告要求释放，但一点结果也没有。

　　从这年秋天以后，每天都从俄罗斯本土，特别是从莫斯科、列宁格勒解来几百人，有时上千人。他们有些留在附近的劳动营劳动，有些人则沿着伯绍尔河两岸去开矿、采石油、伐木、修路。每批都有几个或几十个‘基代岳茨’老乡。但更多的是些改名换姓的俄罗斯——‘基代岳茨’。‘基代岳茨’老乡一到就互相打招呼：“老乡！老乡！从哪儿发来的呀！”“老乡，老乡！你们是哪里人？来几年了？”

　　而那些俄罗斯——基代岳茨，多半是俄国的姓，中国话说得是南腔北调，俄国话说得连俄国人也难懂。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警惕性特别高，一见到黄皮肤的人总是躲着。明明他是中国南方人，却说自己是蒙古人、韩国人、日本人等等。由于他们既不能和中国‘泽克’为伍，又掺不进俄国人的行列，成了劳动营中的孤儿。他们受尽了“自己阶级弟兄”、流氓无赖们的欺凌、侮辱！他们的罪名多半是“五十八条”反革命罪，细分类有的是帝国主义间谍，进行过反苏、反革命宣传；更多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法西斯特务等等。还有一些以俄文字母为代表的罪名，如Лш(间谍嫌疑)，Лсш(与间谍有联系者)，Лфг(越境者)，等等。

　　我偶尔认识一位姓巴的人，俄国名叫巴布施根。人很老实，平时很少说话。一伙‘施卡拉’欺负他，在上工的路上逼他把外衣扒下来，他毫无反抗地脱下来了；第二个‘施卡拉’看上了他的衬衣，第三个看中了他的皮鞋和裤子，于是他最后只剩一条衬裤，赤身露体地打哆嗦。我和一个老乡要上去打抱不平，可另一个老乡却说：

　　“他们大概是东方大学的，个个牛气，连中国人的姓都不要了，叫他们的俄国同胞扒他的皮好了，不管他！”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咱们帮他一把，把他的衣服要回来吧！”

　　我们四、五个老‘泽克’凑到‘施卡拉’跟前，拧住一个小子的胳臂，并对另两个说：“快把衣服还给他，不然我叫你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另外两个想要逃跑，也被我们拽住了，把衣服还给了那个姓巴的‘泽克’。

　　从此我们相识了。从他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确实把马列主义古典著作背得很熟。我请求他当我的老师，有计划地教我。他起先对我的请求表示惊奇，然后说他懂得不多，不能当我的老师，又过几天，我看见他在垃圾堆里揀土豆皮吃，因为他完不成劳动定额，饿得不行，我很同情他，给了他一大块面包，告诉他捡垃圾吃会得病的，一泻肚就交代了，他很感激我，但对我的要求还是摇头，最后他对我说：“你呀！还是孩子气！学那些古典老教条，想当考茨基分子，还是想当普列汉诺夫分子，再不是要当托陈分子或布哈林分子？”

　　“你为什么这样说啊？”我感到不解。

　　“因为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很难避免历史性的、派性的争论。有时你说过的话别人断章取义，加以重新组合，一上纲，一扣帽子你的反革命宣传罪名就跑不了啦。暗地给格伯乌当差的大有人在！在压力下胡说乱咬的大有人在！还有一些人，他们嫉妒比他们知识多的，得到上级信任的人。他们从你的牙缝里、嘴角边搜集一星半点废水废料，积少成多，日积月累，最后是你自作自受，像一只野兔一样一头扎进法网。‘五十八’条的哪一款都可以给你扣上啊！你就由革命者滚进反革命者的阵营里了。你再也找不到你自己，连你的衬衣、裤子和最后一块面包都不属于你，而是属于“自己的阶级弟兄”施卡拉们的了。”

　　“我们说的话到此为止吧！就算你没听见我说什么，我也没听见你说些什么吧！我饿得很！真饿得要发疯了，你小老弟能给我一块面包吗？”

　　“可以给你！你什么时候饿，来我们‘基代岳茨’的工棚，谁都会给你一块面包的！”

　　“我，我不敢去！我怕他们一双双厌恶我的眼睛，怕他们骂我假洋鬼子，臭知识分子！”

　　我忽然感到他陷进了多么悲哀绝望的困境中。他为了追求真理来到他理想中的圣地——莫斯科，却被他的“同志”扣上反革命罪送进了地狱——劳动营，他认为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敌人！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