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朝鲜劳动党内部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史称“八月事件”。这是朝鲜党内对金日成(Kim Il-sung)最高统治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战，其结果以反对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探寻其起因、经过和结果，可以从这一典型案例看出中国、朝鲜和苏联三者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解读冷战时期乃至后冷战时期东亚的政治结构和趋向，以及探讨朝鲜半岛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途径，都具有深远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这一事件对于局外人都是一个谜。尽管韩国出版了大量讨论朝鲜党内斗争的著作，但谈到这次事件，主要依靠的是北朝鲜公开发表的文件和报导，以及大量的口述史料，档案文献依据显得不足。俄国档案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事件的描述比较深入细致了。本文主要依据大量的俄国档案，以及可以找到的中国档案和文献，描述并分析这一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以期为解读1950年代中朝苏三角关系提供一个案例。

　　一 起因：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波

　　自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为了帮助朝鲜，苏联和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根据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调查报告：苏联政府根据同年9月19日的苏朝协议，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10亿卢布；对战前和战争期间提供的贷款(2.98亿卢布)延长了还贷期(1957-1966)，降低了利率(从2%降为1%)；把战争期间的非贸易支付债务(7,288.8万卢布)减少了一半。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力度更大，在四年内(1954-1957)提供无偿援助80,000亿元(折合16亿卢布)；从战争开始至1953年底提供的援助全部免于偿付，总计72,900亿元(折合14.5亿卢布)；在三年内负责收养22,735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孤儿，并承担对这些儿童进行教育的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31,338人)的全部费用。除以上经济和文化协议外，根据11月23日签订的其他协议，朝鲜在中国专家的待遇和费用以及朝鲜实习人员和留学生的费用等方面，中国的条件也比苏联更具优惠性，以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建议应效仿中国的做法，减少向朝鲜收取的专家费用。尽管如此，朝鲜对苏联和中国的疑虑依然存在，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

　　从1954至1956年，中共和苏共从外交(主张和平共处)到内政(调整经济结构)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立场，并且希望各国共产党都能执行这一总方针。然而，这一方针在朝鲜却受到明显的抵制。苏联驻朝使馆注意到，在1955年1月31日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南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金日成对莫斯科新方针的不满更主要地表现在他的内部谈话中：“我们要改变一味模仿苏联的做法”，“苏联人没有直接与美国人交战，他们可能希望与美国人和平共处，但是美国人占据着我们的南部，这是令所有朝鲜人民心痛不已的事”。1956年初的朝鲜劳动党党章草案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致苏联使馆不得不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朝鲜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

　　在经济建设方面，朝鲜的核心政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依靠中苏的帮助，到1955年初，朝鲜三年计划所确定的工业总产量目标已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尤其是在农业方面，在战前粮食生产完全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现在超过30%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为弥补粮食不足，朝鲜不得不在1953年从中国购进20万吨粮食，1954年13万吨，1955年预计17万吨。被战争破坏的居民住宅到1954年底只修复了约70%，大部分城市居民和30%的农民还生活在简陋的临时建筑里。其原因除了是由于国家在投资比例上过于偏向重工业外，也因为在所有制改造方面一味追求国有化和合作化。

　　允许私人贸易和家庭手工业在国家监控下的合理存在，本来是促进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必要手段，但朝鲜领导人却在执行彻底消除私有资本的路线上走进了死胡同。私营企业1949年占工业企业的15%，到1954年就缩减到2.5%以下，1955年的计划是降到1.3%。私营资本在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49年的46.8%降到了1954年的22.8%以下。还有近90%的私人餐馆关门，致使大部分城市居民失去了谋生手段。农业合作化也破坏了农民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原则。1954年1月确定在农村试行合作化，当年便成立了10,000个合作社，迫使32%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造成1954年粮食总产量比计划少收30万吨。政府反而提高了农业实物税的上缴比例，从27%(大米)和23%(其他农作物)，统一增加到50%。为完成收购计划，各级干部逼迫农民交粮，采取了包括逮捕在内的镇压手段，以致在粮食采购期间出现了农民自杀事件和暴动的危险。

　　在国家关系方面，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朝鲜同志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没有充分肯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特别谈到，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十二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呆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库尔久科夫(I. F. Kurdiukov)注意到，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

　　最令人关注的是朝鲜党内的斗争情况。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四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枓奉(Kim Tu-bong)、武亭(Mu Chong)、崔昌益(Choe Chang-ik)等，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朴一禹(Pak Il-u)、方虎山(Bang Ho-san)等；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如许哥而(Ho Ka-yi)和朴宪永(Pak Hon-yong)。

　　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代表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虽在苏联的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被置于受审的地步，被迫于1953年初自杀。1953年8月，以李承烨(Lee Sung-yob)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两年后，最高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朝鲜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Kim Il)，还有延安派的金枓奉、金昌满(Kim Chang-man)，莫斯科派的朴昌玉(Pak Chang-ok)、朴永彬(Pak En-bin)，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Pak Chong-ae)。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有学者指出，1955年12月金日成首次提出的“主体思想”(Juche)是“源于对抗苏联和亲近中国的思考”，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苏联的影响”，随后开展的对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批判，证明了这一点。相反，为了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金日成曾指出应“学习中国的整风运动”。鉴于当时提出新方针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莫斯科，因此，关于“主体思想”是源于对抗苏联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这里有“亲近中国”的考量，恐怕不够准确。实际上从金日成的一贯做法来看，时而倒向莫斯科，时而亲近北京，这只是他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利益的手段，但无论哪一边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他都不会忍受。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批判“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党内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在1956年3月20日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崔庸健(Choi Yong-ken)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相南日(Nam Il)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Li Il'-gen)三人发言。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派党员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存在严重的对他个人的崇拜却只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后在报纸宣传中不要再突出个人作用了。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文本，但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任何决议。会后，劳动党中央向各机关下发的秘密文件的基调是朝鲜劳动党在各方面都“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多次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劳动党中央从未放弃这一原则”。至于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以前曾经有过，且只与朴宪永有关。

　　4月23至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既没有讨论人们议论纷纷的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甚至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很多人要求在大会发言，都被拒绝。大会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他们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会议期间在报纸和发言中对金日成的颂扬反而愈演愈烈，以致令苏联外交部都感到“很不正常”。在贯彻代表大会精神的平壤市委积极份子会议上，积极追随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金昌满在高度评价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后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在北方对许哥而的个人崇拜”；同时“我要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金日成知道，在排挤莫斯科派的问题上，与苏联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二十大前，苏联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表现，并建议苏共中央提请金日成注意改正。而现在，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还特别注意到，不久前对莫斯科派领导干部的严厉处罚，与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个人崇拜问题有关。因此，委员会建议苏共中央对朝鲜党进行帮助。

　　外交部远东司则认为，对朴昌玉等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所有苏联朝鲜族人的运动”。1955年底，在朝鲜共有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136人，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1955年12月31日的法令，他们必须确认一个国籍。在回答征询问卷时，当时多数人表示愿意加入朝鲜国籍，只有24人提出在加入朝鲜国籍后，还想保留苏联国籍。在朴昌玉、朴永彬等人被解职后，面对朝鲜党对莫斯科派干部的排挤和歧视，很多人感到后悔，有人(如建设相、人民军卫生部部长等)甚至偷偷到苏联使馆要求保留或恢复苏联国籍。

　　1956年驻苏大使延安派的李相朝(Lee Sang-jo)回到莫斯科，立即于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N. T. Fedorenko)。在通报了金日成将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以求经济援助的情况后，李相朝详细报告了朝鲜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以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朝鲜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那些危险的错误。

　　同年6月8日，朝鲜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单独约见苏联大使。崔昌益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昌益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

　　关于金日成6月访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谈话的情况，目前没有详细资料。只知道金日成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对他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因有些情况不明，委托中央联络部弄清楚。金日成则表示接受批评，以后注意改正错误。事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谈话结果，毛泽东认为苏共这样做很好。

　　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评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苏共二十大前后朝鲜党打击莫斯科派干部和继续大搞个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朝鲜党内的反对派寄希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到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