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1月23日和25日连载达里娅·阿斯拉莫娃撰写的文章:为什么“小弟弟”变成“老大哥”？文章探寻中国发展之谜，摘要如下：

　　新的世界中心？

　　北京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处处生机勃勃。正是在这种紧张而忙碌中诞生出一座座城市。每年有一两千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几乎每周会出现一座城市。

　　中国有世界上最便宜的商品，最大的批发市场，是购物天堂。一开始看到60美元一套的西服，款式如你刚刚在巴黎花800欧元购买的，你会昏厥过去。当你看到一件女上衣才5美元，很像你在意大利米兰花100欧元“淘”来的，你肯定会嚎啕大哭的。你会大把地捧起珍珠和绿松石（一串珍珠10美元），会去感受轻柔暖和的美国貂皮，会去触摸细腻的真丝内衣和柔软的开司米披肩。不要相信法国和意大利的商店！所有的欧洲名牌鞋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黄色的”物质扩张已经不令任何人害怕。俄罗斯商务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我说：莫斯科一家专门出售意大利瓷砖的很正规的供应商给他写了封信，请求帮助寻找中国厂家，“我不由自主地回信问，你们是想在这里贴意大利标签，还是打算自己在莫斯科贴？”

　　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正在实现从贫穷世界向机遇无限的世界的跨越。人们不喜欢谈政治，不关心国际形势。该扎扎实实地做事，管什么国际问题？！正像一次聊天时所说的：“俄罗斯————卖得多，什么都不产，特能侃；美国————买得多，产得少，也特能侃；中国———买得多，卖得多，产得多，说的却很少。猜猜，将来谁会得第一？”

　　永葆青春的儒家

　　传统将中国社会凝聚起来。儒家思想构成要素之一是礼教，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正是这种“礼”使中国避免了苏联的厄运。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家这只航船开始掉转船头，但中国的执政者异乎寻常地坚持过去的口号，它明白人们失去理想比失去金钱或改变命运更痛苦。国家就如同一棵大树，只能细心呵护，不能连根拔掉只为究其树根长得如何。如果你去问中国人，他生活在什么制度下，他会毫不犹豫地说，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位资深的中国记者王先生说：“只有你们外国人会去关心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们把自己的制度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早就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成功的秘方

　　华侨中有句俗话：“照照镜子就知道自己是谁了。”21世纪初中国像一块磁铁，不仅吸引着全世界的华人，也吸引着整个亚洲。早在1994年香港的一位领袖就说过：“我们中国人有了从未有过的爱国情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而自豪。”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发展着，使亚洲振奋，也越来越需要与西方发展关系。

　　俄罗斯人一向认为，要建立新世界，就必须打破旧世界。俄罗斯作家兼记者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说：“中国的成功，对于俄罗斯是一种历史性的指责。本来我们也可以像中国那样，但是没能做到。”

　　政治学家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中国证明：没有政治多元化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而我们的戈尔巴乔夫在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政治多元化。人们走进空空如也的商店问道‘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吗？’于是国家也就崩溃了。”

　　西方企图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是荒谬的。十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就说过，中国如今的经济实力使美国有关人权的说教显得不明智，10年后这种说教将变得毫无道理，20年后会觉得很可笑。

　　滨海边疆区离不开中国人

　　在滨海边疆区，人们会回答说：“中国人？是衣食父母！没有他们怎么行？”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代表尤里·谢列布里亚科夫吃惊地说：“你们在莫斯科都胡说些什么？‘黄色’扩张？没有他们，我们得饿死。我们靠他们活着，靠他们穿衣穿鞋。我们这儿的人说，离莫斯科太远了，离中国近。莫斯科谁关心我们。莫斯科的一位政治家对我说，‘我们不需要远东，这是沙皇制度的一个错误’。我们有的是土地，只是人不够。俄罗斯有1.4亿人，干活的只有6000万。中国人守法和勤劳。”

　　远东并没有出现大批的黄皮肤居民，甚至在被认为是“中国城”的乌苏里斯克市也主要是在夜市上可以看到中国人。当地居民对中国人没有什么不满，“他们生活相当单调，睡在自己的‘老鼠洞’里，每天就吃碗米饭，主要在家庭圈子默默地解决着自己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工作着，干着最脏的活儿，他们有时会雇我们的人当‘帮手’（即雇用俄罗斯人从中国带过来不超过50公斤重的免税商品）”。

　　中俄边境上有两座城市，一个是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另一个是中国的绥芬河。在数年红红火火的边贸中，乌苏里斯克的市容有了改观，但依然是一座很穷的小城市。绥芬河却从一个肮脏的小村子，变成了富裕的城市，高档宾馆和娱乐中心鳞次栉比，熠熠生辉。乌苏里斯克人感叹地说，“都是靠我们的钱建起来的”。

　　在中国投资者是贵宾，官员们围着他们团团转，尽全力帮助他们，为任何一家能够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大开绿灯，整个边境地区享有特殊待遇，新建企业头三年免税，五年享受税收优惠，然后由专门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年轻的公司是否已经站住了脚，它可以向国家交纳多少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