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刻骨铭心”来表达他们对苏联的印象

　　许多中国人都感言：真正对中国产生过最大影响的，是俄罗斯。

　　没有十月革命，恐怕中国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就连曾经兵戎相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情结。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苏联去留学。

　　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排名第一的电视剧《亮剑》，仍然不时提及当年中苏军队和人民友好交往的情形。虽然，如今，美国文化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但不少中国人一说起苏联红军，依旧津津乐道。

　　一个多世纪来，从列宁的思想观念到基本的社会制度，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到北方城市的建筑风格，从托尔斯泰的小说到普希金的诗歌，俄罗斯的影子不仅渗透到一些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还深入了不少中国人的灵魂。

　　“苏联老大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著名翻译家草婴是迄今荣获高尔基文学奖的惟一中国人，而《苏联见闻录》这本介绍苏联的小册子指引了他一生的事业追求。

　　1937年，15岁的草婴跟父母从宁波逃难到上海。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尤其是读到《苏联见闻录》等书，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产生了极大兴趣。

　　于是，草婴专门找了一位俄罗斯大妈学习俄语，虽然大妈的知识有限，但正宗的俄语发音给草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语言基础。此后，他便开始在地下党与苏联塔斯社合作出版的《时代》周刊翻译电讯稿。当时，草婴先后师从五六位俄罗斯老师，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时代》杂志的编辑斯维特洛夫。

　　斯维特洛夫不仅教草婴俄罗斯文学，还经常与他谈论时政，对于希特勒惨无人道残害犹太人尤其痛恨。“当时，我逐渐感受到，俄罗斯文学中的佳作都是极力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俄罗斯人也正是受到这种人道主义传统思想的熏染，才会如此英勇、坚决地与法西斯作斗争。”草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此，他“辜负”了父亲希望他当工程师的期望，把介绍优秀的俄罗斯文学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感受到人道主义精神的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使命。

　　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也是在俄罗斯音乐大师的熏陶下成为1938年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上的“中国夜莺”。

　　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罗斯音乐家逃到中国。少年时代的周小燕就在武汉老家的一个乐器店里，跟白俄店主学唱新歌。

　　1936年，周小燕开始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当时，学校里聘请了一批水平较高的外籍音乐家任教，其中有俄国钢琴家查哈罗夫、大提琴家佘甫磋夫、声乐家苏石林等。

　　周小燕有幸跟苏石林学习声乐。“那时，我只会唱电影歌曲，张嘴就唱。但苏石林教我用横膈膜呼吸的方法唱歌。”周小燕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年之后，抗日战争打响了，周小燕被迫结束学业回到武汉。周小燕感慨道：“虽然我没有学会用横膈膜唱歌，但从这些俄罗斯老师那里，我懂得了唱歌不是张嘴就唱的，而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这对我后来的声乐生涯影响很大。”

　　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周小燕，还经常有机会与来自苏联音乐界同行进行交流。学到了许多有效的教学经验。

　　周小燕说：“苏联专家对我们非常友好，我感觉他们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以‘苏联老大哥’的身份来帮助我们。”

　　回头再看“苏联模式”

　　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集中国内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大力发展经济，尤其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抗风险能力，让西方人刮目相看，以至于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苏联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

　　解放后的新中国，把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全国掀起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风潮。沈志通就是其中一个虔诚的学生，他的人生也从此与俄罗斯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生命中的俄罗斯情结已经是刻骨铭心的了。”沈志通老人一谈起俄罗斯，还会像半个世纪前赴苏留学时那样兴奋。

　　沈志通早已从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退休，但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还经常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1959年，我去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留学时，著名核工业专家钱三强特意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他的那句‘希望你们能健康地为祖国服务50年’的临别赠言，让我为中国的核工业奉献了一辈子。”沈志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不可否认，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照搬苏联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到了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从苏联的模式中脱离出来。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有一些体制在中国遗留着。

　　上海社科院俄罗斯研究室副主任丁佩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改革，有许多需要改的地方都是由苏联体制滋生的。”

　　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中国人普遍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但还是有一些老人觉得计划经济好。他们欣赏惯了苏联的“集体农庄”。

　　“集体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有利有弊。”丁佩华说，“当初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允许搞承包，发奖金也不行，因为这些被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但从经济上考虑，这并不利于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集体主义不能被滥用在所有方面。”

　　丁佩华认为，集体主义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基本价值观，但关键问题是，要协调好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通过做生意重新认识对方

　　在最近十几年里，中俄两国人民对于彼此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俄罗斯留学、做生意；而俄罗斯人在赞赏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大批进入中国发展商贸。

　　1991年9月，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了18年的强晓云，并不愿意做一个父母身边的“乖乖女”。她放弃了以陕西省高考第12名的优异成绩可以任意选择国内大学的机会，离开父母独自踏上了去莫斯科求学的火车。

　　“当时，中国也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外来事物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所以特别想去俄罗斯开开眼界。当时苏联正处在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父母非常担心，但最终还是没有动摇我的决心。”强晓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莫斯科国立商业大学里，与强晓云同一届的中国留学生有40名。但是，到了大二就只有11名了。等到她毕业的时候，只剩两名中国人。

　　强晓云说，辍学的中国同学中，有些是为了到俄罗斯做生意的“倒爷”，办了一个留学身份；有些确实是来求学的，但由于抵挡不住做贸易的肥利，所以自动放弃读书。他们虽然大多都发了财，但俄语只会几句生活和生意用语。

　　俄罗斯人给强晓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很高，她在生活中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社会文明：如果有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超速了，对面开来的车会主动打三次大灯，提醒对方减速；如果路途中遇到出事故的车，俄罗斯人会主动停下来，拿出自己的医药箱，帮助救人；在公交车和地铁里，如果有孕妇，就会有几个人同时站起来让座。

　　不过，普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却是复杂的。

　　一个在强晓云学生时代帮助过她的俄罗斯清洁工非常喜欢中国，他说：“俄罗斯虽然有载人飞船上天，但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些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埃塞俄比亚人；而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都生活得很好。”

　　64岁的俄罗斯人亚历山大·米洛舍维奇，一直从事服装生产和贸易。在苏联解体时，曾一度对前途失去信心。但之后，他经朋友介绍来到中国，惊喜地发现，中国地大物博，原材料价格低，劳动力丰富，对俄罗斯商人还有许多优惠政策。

　　中国人的友好让米洛舍维奇感动，他因此还意外地结识了中国小伙子吴磊，并和吴磊一家人合作经营在莫斯科唐人街的一家商铺。

　　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米洛舍维奇看到了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前景，于是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与中国朋友一起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服装品牌。

　　不过，强晓云说，俄罗斯老百姓中也有一些对中国人有意见的。强晓云去俄罗斯留学的那些年，是大量中国“倒爷”去俄罗斯做生意的黄金时间。他们是俄罗斯人接触最多的中国人，其中一些人的言行举止也让俄罗斯人对中国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中国在俄罗斯的贸易始终处于低端水平，确实让俄罗斯人有些看不起。”强晓云说，“俄罗斯人一般买便宜的东西都会去中国人的市场；而高档商品，他们就会选择日本和韩国货。很少有中国企业以打品牌、占领市场为主要目标进入俄罗斯，不少中国商人都想利用廉价商品获得暴利去赚一票，确实是目光短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