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行为方式

　　俄罗斯人总是觉得，如果不完全摆脱旧世界，就不可能建立新世界。我们全都没有尺度，好多事情都做得过火。中国人认为我们的改革是复杂而麻烦的俄罗斯式自杀。“我们感到惊讶，你们是那样的匆忙，”中国的王记者说，“以冲锋式的速度在全俄实行私有化！为什么呢？谁能在一天内把整个国家全卖光呢？在中国，改革的进程是缓慢的，经过长期的辩论――开始在一个县，然后在一个省，最后才推广到全国。‘肉炖的时间越长才越香’，你们却想一下子从社会主义跳到资本主义。”

　　“中国的成功，对于俄罗斯来说构成了一种历史性责难，”作家兼记者亚历山大·普洛汉诺夫说，“我们本来也可以这样，但是没有去做。我们现在是什么呢？三个大洋之间的一大堆碎屑。”

　　著名政治学家维奇斯拉夫·尼康诺夫表示：“中国证明可以在没有政治多元化的情况下建设市场经济。而我们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第一个在世界上尝试建立没有市场经济的政治多元化。只是当人们走进空空如也的商店问到‘我们有什么吃的吗’时，国家轰然崩塌了。”

　　如果说像碰运气一样的俄式改革吓着了中国人，那么西方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中国的企图则被称为拙劣而愚笨的。早在10年前尼克松就说过：“如今的中国经济实力使得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而鲁莽，10年后这种说教将变得没道理，20年后就会变得可笑。”

　　中国人？养活我们的人啊

　　在滨海边疆区，来往其间的中国人进进出出。“中国人？养活我们的人啊！没有他们我们怎么办呢？”“‘黄色扩张’？你们莫斯科那边胡说八道些什么？”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代表尤里吃惊地说，“没他们我们会饿死的，我们靠他们生活，靠他们穿衣穿鞋。我们这里都说‘离莫斯科太远，离中国近’。莫斯科又有谁对我们感兴趣呢？那里的一位政治家对我说‘远东是沙皇主义犯下的错误。我们的土地很多，但人不够，1.4亿人口中工作的只有6000万’。”

　　远东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即使到了被认为是中国城的乌苏里斯克，也只是在著名的夜市才能见到中国人。他们在贩卖低档的生活日用品。当地居民对中国人没什么怨言：“他们的生活枯燥无味，睡在‘老鼠洞’里，每天吃盒饭，有了问题就在自己的圈子里悄悄解决。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干所有的脏活，等混出名堂来，就雇俄罗斯人做助手。”

　　俄中边境上有两座边城：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和中国的绥芬河。几年红火的边贸后，前者有了改观，但还是一座穷困的偏僻小城，绥芬河却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了富裕的城市，豪华商场鳞次栉比。“那还不是用我们的钱建起来的！”乌苏里斯克的居民叹息道。“中国人挣你们的钱，”中国商人徐怀林(音)说，“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要他们的钱。每当我认识的中国商人到这儿时，他们第一件事就是问，在这里投资有什么优惠政策？什么都没有，我回答。”但是在中国，投资商就是贵宾，官员们团团围在他们身边准备随时给予帮助。任何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面对的都是绿灯。

　　中国人对我们没兴趣了？

　　“总体来说，中国人对俄罗斯这个商业伙伴不太感兴趣了，”财政分析研究所所长格尔蒙·兹韦列夫说，“中国人现在在全世界投资，仅在巴西就投入了30亿美元。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但没听说任何有关大型项目的传闻。”

　　对此，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表达了不同意见。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是中国乐观向上与坚忍不拔精神的代表。他说：“我给你们的文章提供一个很好的题目，”精神饱满的总领事带着要熔化我们的光和热，就像红红的太阳一样，“比如说，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是不可逆的进程。怎么样，您觉得不错吧？”“不错。”我热情地回应。“还有，”总领事说，“俄罗斯与中国永远地翻过了往日黑色的一页！”“永远？”我带着怀疑问道。“永远！”他向我确认。

　　“在我们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中，人们认为最重要的财富是自由的时间；而对中国人来说，工作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哈巴罗夫斯克企业家协会的主席叶甫盖尼·舒列波夫说，“我们的酒鬼挨村子偷西红柿，就是不去工作。这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打破一贫如洗的破碗，而中国人已经亲身体会过什么是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