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宣扬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为主旨的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所以受到九十年代俄罗斯人的青睐，在于它在揭示基督教信条的内涵中，渗透着强烈的个体精神自由、精神神圣感、人道主义气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反映着当代俄罗斯人反叛信仰专制，追求人生价值和道德价值，渴望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秩序，以及寻求恰当发挥道德功能的方式途径的心理。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而这种转型，不仅体现为政治格局、经济制度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化， 更引发了人们思想意识、文化心理的强烈震撼和深刻的矛盾、困惑、冲突和危机。于是，急于走出精神困境的俄罗斯人，不得不求助于古代的、今日的、本土的、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理论。其中，求助于俄国传统思想和回归对宗教的信仰，成为俄罗斯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转型的突出现象。一时间，宗教热潮席卷了俄罗斯大地：盛况空前的教典仪式，万众膜拜的教会领袖，热闹非凡的宗教节日，屈出不穷的宗教政党，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其中，东正教独占鳌头，七千多万的教徒，占去俄罗斯总人口的近半数，从国家政要到一般文员，无不对牧首的祝福分外看重……。与社会上涌动的宗教潮相应，俄罗斯学界对俄国传统的宗教哲学亦倾注出极大的热情。一时间，大量文章论著发表出版，随之展开的研讨、讲学、争辩、评论如火如荼。

康德曾经把世界、灵魂（人的问题）、上帝三者，归结为人类理性不能到达的“彼岸”。而对上述问题的探索，的确又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或宗教研究的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发展和科学革命的新结论，使传统的宗教和哲学在面临新的挑战时，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又不时陷入深深的理论困惑。于是，如同此时的一些理论家在期待科学、理性终将回答这些问题而又不得其果时，又不得不把科学归属于上帝一样，一些理论家则在坚信人性、非理性终将解决上述问题而又不得其果时，又不得不把人性斥诸于上帝，从而为20世纪的哲学，抹上了唯科学主义的或信仰的人本主义的重彩。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则是这一时期将哲学与宗教合流，以宣扬宗教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为宗旨，以非理性为方法的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

严格说来，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指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俄国宗教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包括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斯拉夫派，从19世纪下半叶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到20世纪初以“复兴”宗教哲学为己任的哲学家们如别尔加耶夫等人的哲学思想。其中，尤以后者对20世纪的西方社会和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影响为大。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虽然它是通过揭示基督教基本信条的内涵，引导人们按照基督教精神去建立东正教——基督教世界观，在改造精神世界的苦旅中最终走向上帝之国的神学哲学，但它对人的个性自由、精神神圣感等的强调，又使它在浓厚的信仰主义氛围中渗透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适应和迎合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这些原因具体表现在：

一、强调个性自由批判普通统一性，适应了人们反叛信仰专制的心理。

90年代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走俏”的原因，无疑与俄罗斯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和苏联时期强制性的无神论灌输造成的逆反心理有关。

俄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宗教历史传统的国家，宗教生活曾经是俄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时代，不仅居民中信教者超过90%，而且政教关系密切。东正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不仅与俄罗斯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虽然自近代以来，俄国人的精神、文化也不时受到西方思潮如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或冲击，但这种影响和冲击，却总是在俄国官方与民众合流的宗教意识的强烈反抗中败北，使其影响的范围、程度极其有限。例如，17—18世纪之交的彼得大帝改革，虽然也曾使俄国哲学具有世俗性端倪并开始具有独立形式，但宗教神学仍如巨盔罩着哲学之颅；19世纪上半叶的“斯拉夫主义”对“西方主义”的持久论争，依据的核心就是“惟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20世纪初“路标派”与列宁的激烈辩论，搬出的也是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论据。十月革命后，为使苏联尽快强大，苏联共产党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无神论宣传和教育。这场运动虽然收效巨大，如信神信教者大减，但由于目的上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斗争、反对政敌、稳定政局），内容上强烈的倾向性（宗教世界观与世俗世界观的对立等于黑暗与光明、谬误与真理的对立），形式上明显的简单化、庸俗化（以行政命令、群众运动甚至对敌斗争的方式代替深入、细致的思教教育和说服），使众多信徒迫于政治高压在表面脱离宗教的同时，却在内心积聚着怨恨和反叛的渴望。尽管随着89年苏联的解体，人们重新获得了信教的自由，但人们内心深处，仍然需要有一种能从理论上为其信仰自由权提供论证和辩护的工具。而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中关于“个性自由”的内容则多少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

“自由”是俄罗斯宗教哲学“新精神”的核心论题。它认为，自由的根虽然在上帝，但它又是精神的、理念的东西，是人的独立性，内决力的表证。“自由”是自我决定的精神和创造力，是精神的内在本性，是道德更是通过道德达到真理的必经之路，是不可交换不可转让的无价之物⑹。

“自由”的特征，既不是非理性的（因为非理性的自由包含着或无限的善或无限的恶的潜力，常常成为反上帝的工具，或使个人甚至民族沦为奴隶），又不是理性的（因为它将在现实生活中导致专制制度或神权政治，例如教皇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而是超理性的。达到“自由”的途径，既不靠理性的保障，也不靠尘世伦理学、无神论的道德规范去把握，而靠基督教的恩典。因此，精神自由的至上性就是在上帝中生活，因为只有在宗教定向信仰下，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理解和保障。但是，由于自由又是个体的精神自由，因此，上帝之国不是存在于未来某个时刻的、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在于人们现实的创造性行动，“自由”必须通过人的积极追求和创造行为，在摆脱个体的内外、身心因素的束缚中通过直觉和信仰而达到。

基于“自由”的神人同一的精神本质，俄罗斯宗教哲学批判了具有浓厚传统根基的“民粹主义”，认为它承袭了“东方共同体”精神，打着“人民”的旗号片面强调普遍统一性的优先性而贬低个体精神自由原则，它以集体的名义或将来的幸福为诱饵，要求个体的牺牲和放弃眼前的利益，这就把个体贬为集体的工具，视过去和现在仅仅只是为将来做准备。“民粹主义”所谓“到民间去”的口号，则将俄国知识分子的实践性、社会性、道德性这些可贵的精神品质，片面地极端化为对外在的人民物质福利和社会革命的狂热追求，并把这种追求当作唯一的道德目标，要求个人严格的自我牺牲、绝对服从社会、集体事业，从而在“普遍平等”和“共同团结”的掩盖下，把个人的最高理性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因此，俄罗斯宗教哲学指责民粹主义颠倒了价值的根基，否定了人与上帝相遇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必然导致“偶像崇拜”、专制意识和极权主义，使所有的人成为文化、精神贫儿。

不难看出，俄罗斯宗教哲学上述观点的浓厚神秘主义色彩和唯心主义的糟粕，以及它在极力推崇个体精神自由时走向空想性、个人至上性的片面性。但它视个人精神自由为宗教价值根基，认为只有在人神统一中才能保障“自由”的观点，则给希望从理论上维护其信仰自由权的当代俄罗斯人以这样的启示：既然“自由”是个体人的精神本质，那么，人们就有权在现世追求获取而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既然“自由”只能在人神统一中才有保障，而信仰上帝又只是个体与上帝之间的自由交流，那么就只应当承认和维护上帝的权威而否认现世的权威，不管后者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既然破除上帝的权威只能导致个体价值服从尘世的秩序从而给专制、奴役以可乘之机，那么人们信仰上帝就是正当合理的。这就是在遭到近70年的禁止和批判而几乎与俄国人现实生活脱节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为何在90年代俄罗斯自由竞争的私有制经济下，重新成为理论界“新宠”和民众精神“救主”的原因。

二、强调精神神圣感反对世俗化，适应了们追求人生精神价值的心理。

应当承认，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富于理想、崇尚精神追求的民族，这在它丰富而精美的文学艺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伴随急剧的经济转型而来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使社会生活日益世俗化了。“物”的权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空前地提高，受物质利益驱动的人们，在将满足物欲视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将“物”作为恒量人的地位、价值、意义的唯一标准，精神领域中的拜金、媚俗、实用倾向，以及逃避崇高，放弃理想、淡化终极关怀、消除精神追求等精神疾病，开始在俄罗斯社会蔓延。尽管如此，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由于民族性格的秉性决定，由于苏联时期长期的理想灌输形成的思维定式，更由于人之为人是个体与社会、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而必然产生对人类社会、对完善人性的关注和渴望，从而使90年代的俄罗斯人，在共产主义的理想破灭和无神论“枷锁”被解除后，似乎并未从中获得轻松感，反而有着重新跌入“精神真空”的失落感。于是，寻求一种能体人生，精神价值的理论自然为人们所关注。而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中对精神神圣感的重视和对世俗物质化的看轻，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人生精神价值的追求这种心理需要。

俄罗斯宗教哲学认为，真正的宗教是基督教，它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存在、命运的，具有想象和象征主义特点的理论。它特别强调对人的关注，应当集中于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认为精神不是简单的肉体对应物，而是神性的超越物；人的精神生命不是现象世界的特殊领域，而是既别于中世纪上帝，又别于先验形而上构想的独特的真实世界。这种世界所以真实，是因为人性中内在地包含着神性，是因为人既是有限的存在物，又是无限的存在物，是有限形式中的无限，是有限与无限的综合。而人对有限性的不满足和对无限性的渴望，就是神性在人身上的表露，是人性至高无上的证明。因此，人间世界虽然罪恶遍布，但人性不是束手无策或无能为力，关键在于人是否积极地参与到拯救罪恶的事业中。而拯救，不在人的精神领域之外而是人拯救自己的灵魂的过程，是摆脱物欲、罪恶、对真、对善、美、精神的最高生命的沉思。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人神同一。

这样，俄罗斯宗教哲学通过从人性自身向上帝求救的说教，向人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人应当从消解平面的、浅薄的人生、看淡世俗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把自己从单纯的肉体享受、物质欲望、感性存在的现实关怀中解放出来，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人的命运、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类精神生活的深层，使人的精神追求，从物欲的表层走进信仰的深处。正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内含的这种终极关怀和超越意义，使90年代在竞争和世俗化漩涡中挣扎的人们，似乎看到了走出精神迷宫的希望之光，从而受到 了世人和学者的关注。

三、强调基督教人道性反对非人道，反映了人们渴望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环境的心理。

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转型后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竞争的加剧。由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时间短、速度快，因而其竞争具有市场经济初期明显的冷酷性，风险性，血腥性，它在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功能化、人际关系紧张，情感交流链断裂，社会冷漠加剧的同时，也使人的孤独感、恐惧感、疏远感、无助感骤增。而竞争的博奕性、随机性、无序性，以及分配中的不公正性，在使人处于起落多变、浮沉不定的处境的同时，也使人的颓废感、消沉感、悲观感、迷茫感加剧。对个人前途命运变幻不定的忧惧，对人际关系疏远淡漠的不适应，对社会秩序、生活混乱无序的恐惧，……，这一切都使俄罗斯人渴望着有一种既消除心灵阴影，又提供精神慰籍，既使人们具备慈爱情怀，又能营造和谐温馨社会氛围的理论。而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中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则正好符合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

俄罗斯宗教哲学强调它是以新的宗教精神对抗旧的宗教精神。这种新的宗教精神，是既反对激进主义又反对虚无主义，既反对极权主义又反对专制意识，既反对理性主义又反对功利主义的，体现个体精神自由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它强调基督教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统一。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是既不同于中世纪的传统宗教精神又不同于西方传统人道主义，而是在反对神的专制与人的专制的夹缝中，寻求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因此，人的人道就是人的神人性，通向上帝之路，是通过上帝与人之间爱的联系而建立的，通向人的自由的解放之路，人神之间在充满“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是一种全新、公道、健康的关系。但是，人在通向上帝之路的过程中，在发挥个体的精神自由和创造力量，又必然要与他人、与世界发生生存的际遇，因此，虽然人人都有个体的精神自由，但又必须反对“形式”的自由，因为它将导致利己主义和独裁主义。人在与他人、世界交遇中，不能只寻求自己的利益并为此选择和采用恶的手段或形式，不顾他人或以他人为代价。若如此，人会在其本质上堕落为罪与恶的奴隶。同此，避免自由和精神的堕落，需要人抵制客体化的自然和社会的压力。为此，人必须走出自我的小圈子，不断拓展其精神存在，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并把这种对他人、社会的爱视作对上帝之爱。只有在这里，才有人与上帝、与他人、与世界的内在生存的交遇⑾。只有以这种方式的个人的价值才能真正充分地被认识，个体的人格才能实现彻底的圆满。

这样，俄罗斯宗教哲学通过上帝之口和信仰之手，为倍受经济动荡和社会无序之苦的人们指点着迷津：在追求个体自由时既利已又利他，获得的将是真正的精神自由和个人幸福；在处理人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的关系时以上帝之爱爱人，获得的将是和睦的社会氛围和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观点尽管具有极大的空想性和虚假性，但对苦于寻求摆脱竞争的冷酷和压力的90年代俄罗斯人，却多少给予了几分安慰从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四、将宗教信仰与个人道德感相联，适应了人们追求道德价值和寻求恰当发挥道德功能的方式的心理。

如前所述，90年代的俄罗斯，伴随经济、社会转型而来的，必然是传统价值规范的动摇和传统价值目标的丧失。个人道德感、荣誉感、责任感、义务感，这些曾经被社会捧为至宝的东西，在“金钱”“物质”的权威面前似乎越来越暗淡无光、苍白无力、理亏心虚。社会的正常运作又不能没有价值目标和伦理道德规范。于是，人们企盼和呼唤确立新的价值目标，以引导整个社会朝着稳定、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这种价值目的，既能展示希望指出方向，又能使全社会认同，既具有能对事物作出客观、公正、合理评价的标准，又能从更高层次上引导人们选择一种更符合社会要求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而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将宗教信仰与个人道德感 结合，以及重直觉轻理性的道德追求方式，则多少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

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在将宗教信仰与个人道德感结合时，十分强调这样一点：只要人们在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同时 心中想到上帝，便会在免去作恶的同时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才会心有所安、魂有所系，神有所宁，情有所归。而“如果失去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妥思陀夫斯基语）。因而，信仰宗教，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决心，更意味着一种承诺，一种责任，一种既对上帝也对自己的德行修养的承诺和责任。因为，当我们皈依上帝的同时，就表明我们已经做出了一种抉择，采取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这同时就意味着我们承担了一种责任，一种义务，表明了我们的信仰生活将不再局限于隐秘的范围和私人圈子，而且公开的承诺和担负。这一点，无疑与90年代俄罗斯人渴求非强制性的价值目标和道德规范的心态相吻合。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重直 觉拒理性。它认为，理性的普遍规律具有客观性，它只知冷静地观察是与非、善与恶、有罪与无罪，却既不知怜悯也不懂愤恨，它只解决“是”与“不是”，而根本不考虑这是“人的”还是“非人的”⑿。因此，理性无视人的尊严和自由，是压抑人而不是解放人的思想工具。而宗教哲学提倡信仰上帝，不是为了达到与现世脱离的彼岸或求得彼岸世界绝对力量的拯救，而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这种超越不能通过理性，因为上帝是不可能通过冷冰冰的理性思考或争辩而只能通过人自身的内在体验去寻找和发现。这种内在体验就是非理性的直觉，它可以使人达到一种“理想的存在”，实现对完满性或道德理想、最高目的的追求，从而使人获得自身的全面发展。而直觉与信仰，并不强求在理性的普遍范围中运作，而是这种追求属于本己的言说方式，一种个体行为⒀。通过这种方式，宗教道德就会自觉地内化为人的思想追求和行动指导。

这样，俄罗斯宗教哲学从人的非理性的生存体验出发，通过对社会心理、大众意识的经验、情感层面与普世关系的解释，揭示了宗教发挥道德功能的中介，在于它必须转化为或通过人的心理、情感等经验层次。这无疑使处于道德失范困境的90年代俄罗斯人看到了希望，通过提倡宗教道德，使其规范通过民众个体的内心体验和生存意识，转化为社会的普遍规范，并进而在将道德规范朝信仰的方向与宗教的要求的推进中，使其转化为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目标。

总之，正是由于90年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个性自由、精神价值、人道主义以及人的生存价值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处于社会危机中的俄罗斯民众心理，才使它成为人们精神的“神水”和“活水”。然而，当走入21世纪的俄罗斯人开始以冷静理智、客观务实的心态面对现实思考未来时，一个属于历史的，充斥着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精神的理论，是否能继续承担精神救主的使命，充当普渡众生的角色？人们将试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