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撞击”成功后的几分钟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首席研究员周旭，收到10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这些提供大量观测数据的邮件，来自世界各地“深度撞击”的观测点。国家天文台是全球观测网络中大陆惟一的观测点。“每一次看见国外尖端的空间项目，我们都有很大触动。很多我们还在计划的事情，别人已经成为现实。每一个世界性的大项目

　　，都只能参与其中一小部分。”周旭说，虽然在技术方面与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国科学家在积极参与国际重大项目时，注意搜集数据，“为将来的科学研究做准备”。

　　撞击之一：给科学家更多科学想像的时间和空间

　　周旭说，美国科学家对于科学探索丰富的想像，源于全社会对科学探索的热情。“美国科学家从事某个研究项目，需要对民众负责，对纳税人负责。”他们要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开展这个项目，并能给民众带来哪些好处，如果得不到民众支持，也将得不到项目资金。

　　周旭把这种确定项目的方式称为“自下而上”。这种方式，让每个科学家都必须重视科学普及工作，长期坚持，在民众中形成了一种乐于想像、乐于探索的科学氛围，“特别对培养青少年的科学想像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科研项目的申请，需要对申请部门负责，只有审批部门同意了，才能得到项目资金支持。周旭把这种方式称为“自上而下”的方式。

　　他说，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容易造成急功近利的做法。考核一个科学家有没有成绩，往往是看他每年能写出多少论文。“如果一个科学家花了5年时间，研究一个项目失败了，那么这个科学家肯定会被认为无用，甚至可能下岗。不允许科学家有更多思考和想像的时间、空间。”

　　在美国，周旭说，科学家可以花相对长的时间，可能5年到10年时间做一个大项目，这种大项目一旦成功，就可能是顶尖的。

　　撞击之二：拉近科学探索和民众的距离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庞之浩说，近年来，对于大的科研项目，美国提出了“更快、更好、更省”的思路。此次完成“深度撞击”计划仅花了3亿多美元，不像以前诸多项目花费巨额资金。

　　庞之浩说，美国希望通过这样的思路，降低风险，同时，拉近科学研究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目前看来，这种思路已显示出了良好效果。“深度撞击”过程中，为了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科学研究，美国科学家更多地顾及到民众利益。比如，宣传撞击试验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撞击探测器上携带了具有民众信息的光盘；鼓励私有企业积极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等等。“民众能够了解到，科学家在干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所以从情感和资金上，都会给予支持，也就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厚任介绍，在美国，每一个大的科学研究项目，都划拨了一笔专门用来向民众宣传科学研究的经费。通过这种宣传，民众可以很好地了解最新的科学信息，了解国家最新的科学进展。“对青少年科学热情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从小培养他们探索科学前沿的精神。”

　　潘厚任说，美国的很多重大科学试验都要进行电视直播，既展示了国家的科技实力，又增强了民众对科技的热爱和信心。“在我国，民众往往不知道科学家在干什么，科普的经费非常有限，冲淡了社会民众对科学研究的热情，特别是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潘厚任说，由于很多科研项目不能和宣传、科普很好地结合，长此以往，对我国科学发展存在很大影响。

　　撞击之三：各科研系统间的紧密结合值得借鉴

　　周旭说，美国进行的每一项科学研究，都不会孤立进行，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比如“深度撞击”，除了纯粹的空间技术研究价值外，还具有国防意义，以及对美国科技实力的展示。

　　从国防意义上来讲，“深度撞击”再次验证了美国精确的导航系统，不仅仅能准确打击地球目标，还能打击太空目标，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太空战积累了经验。

　　潘厚任说，“深度撞击”非常好地将空间技术和空间科学探索结合起来。美国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定位技术、导航技术和控制技术等。

　　潘厚任认为这种结合也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各个科学研究系统之间往往出现脱节现象，比如空间技术和空间科学探索之间结合就不紧，我国火箭技术已经领先于卫星技术，卫星技术又领先于应用技术，不能做到同步发展。

　　“换言之，我们往往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却没有在实际中很好应用，对科学发展造成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