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近期在全球同步发布了《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报告，并以专门章节评估了性别歧视在亚太地区导致的经济代价。针对中国的性别歧视代价问题，《环球》杂志采访了出席该报告发布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

　　“要让只顾经济问题的人重视性别歧视”

　　《环球》：今年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为何选择性别歧视带来的经济代价这个主题？

　　王慧炯： 亚太经社理事会选择这个主题与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共同承诺：在2015年要实现八大目标，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女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改善妇女健康等问题。因此，近年来亚太经社理事会年度报告的具体专题也都围绕这些目标展开。例如去年就选择了亚太地区的失业问题，今年则选择了性别歧视带来的经济代价这一主题，关注男女平等的问题。

　　《环球》：性别歧视一般都被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看待。您觉得把它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提出来，并把它换算为具体的经济代价，这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王慧炯：这份报告把性别歧视带来的经济代价用数据表示出来。按照他们的推算，亚太区域每年因限制妇女获得就业机会而损失420-470亿美元，以及因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每年另损失160-300亿美元。

　　现在大家都讲经济，他们搞这个专题，把性别歧视的代价用经济数字表现出来就是提醒人们注意，你搞性别歧视，在经济上是会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样可以使那些只顾经济、不管社会发展的人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严格来讲，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而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过去我们非常强调经济发展，忘了社会发展目标，这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贫困当然就不能和谐，性别歧视存在的话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和谐社会。

　　性别歧视——东亚文化传统后遗症

　　《环球》：在这份报告中，有一个2006年亚太地区国家性别平等状况的排行榜，中国的排名不佳，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慧炯：我最开始看见这个排行榜里中国的指标低也很纳闷。我的感觉是，和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其他国家比起来，中国男女平等的现状应该还可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妇女权益的保障一直很重视。如果现在外国人还说我们中国男女不平等，我会笑话他们说，在中国的城市中“女人比男人还平等”。

　　不过农村情况就不一样，农村人口毕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所以整个排名一下子就降下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排行榜是依据妇女参政、就业、教育和医疗四项因素为指标的，中国有两个指标居中：妇女参政和就业；另两个指标居下：妇女医疗和教育。所以中国的排名也就不会很靠前。但是妇女医疗和教育不好，也很难说与性别歧视有关。特别是在农村里，男性所接受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和女性一样，都算不上好。中国对妇女参政还是很注意的，比如说人大、政协、干部选拔都要考虑妇女名额，这比新加坡、日本要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排行榜所发出的信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男尊女卑的观念，这些都应该抛弃。当今中国城市里男女平等的思想应该好好扩展到农村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性别歧视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进去。

　　《环球》：为什么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排行榜中的排名也不高呢？

　　王慧炯：这是因为东方传统，也可以说是孔夫子传统，孔夫子传统既有好的，也有该抛弃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这样，他们和中国一样，传统文化中有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在这个排行榜中的排名为什么也并不靠前。

　　性别歧视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是不足以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起来。

　　《环球》：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新西兰这些国家的排名都很靠前，这是不是因为他们都出了女政府首脑？

　　王慧炯：有一点点关系吧。因为产生了女性国家领导人，说明妇女参政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这个排名依据的指标还有妇女参政、就业、接受医疗和教育的水平。而性别歧视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更注重男女平等。

　　新西兰本来就属于西方国家；斯里兰卡以前隶属于印度，曾为英国的殖民地，她是南亚搞得比较好的国家，在各方面都发展得不错。而印度在独立之后，因为宗教和种族的原因，男女平等问题解决得不够好。

　　菲律宾的教育极其普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过菲律宾很多次，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菲律宾的女性差不多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由于很多女性都找不到工作，就出来当保姆，这就是常说的“菲佣”。除了教育以外，在妇女就业、参政和医疗方面菲律宾做得也都不错。

　　性别歧视不是先进文化

　　《环球》：虽然您开玩笑说，在中国城市里面是“女性比男性更平等”。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城市里，就没有性别歧视的问题了呢？

　　王慧炯：肯定不是这样的。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也产生很多新问题。比如说现在有的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性别歧视成了潜规则。如果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同时竞争一个岗位，可能倾向于要男的。这与中国现在搞市场经济有关，市场讲究利润嘛！妇女由于天然的生理问题吧，比如说生小孩，就会耽误一些工时，单位就会觉得亏了。这样在就业中就会容易遭到歧视。在西方国家其实也有这个问题。鉴于目前这种歧视只是一种倾向，还不严重，不是主流，国家也没出台具体的政策应对，但是这种不好的苗头值得我们警惕。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灰色行业中的妇女所遭受的歧视。在城市里面，民工一般是男的做建筑工人，女的当保姆。还有一些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部门，也就是所谓的“灰色部门”，比如自己摆个小摊，开个夫妻老婆店。这一群体中的妇女受教育和接受医疗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国家也正在考虑解决的这一问题。

　　《环球》：如果漠视性别歧视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王慧炯：报告算了两笔经济账！当然这种经济账也只能算算而已。比如说一个妇女接受了很高程度的教育，但后来也可能只做了家庭主妇，在家带孩子，这又怎么能说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多大的贡献呢？但对中国来说呢，情况就比较复杂。比如说就业，不要说女性，现在男性的就业也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根据中国国情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促进就业。这个过程中，既要保证男的，也要保证女的，不要搞性别歧视。

　　《环球》：性别歧视带来了经济代价，但反过来说，经济发展是否有可能会逐步改善性别歧视呢？

　　王慧炯：这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光追求经济发展，把经济当作功利问题来看待，社会当中的旧有观念不加改变，也会有性别歧视的问题。我们常说执政党要“代表社会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性别歧视就不能算是先进文化嘛！对性别歧视具有传统文化理念的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了，社会观念不加以变化，性别歧视也不会消失，除非政府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起来。

　　《环球》：您觉得解决性别歧视问题，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吗？

　　王慧炯：当然会。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目前中国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其他国家不仅希望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积极影响，在社会领域也应发挥同样积极的作用。近几年来，中国在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解决性别歧视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另外，男女平等还是重视人权的表现。不能说发达国家讲人权，我们就不讲人权。我们对人权也非常重视，只不过理念上有差异。我们所讲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妇女和男人有同样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具有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保障权、均等的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就业的权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