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俄语文学逐渐显现出其完整的面目。多元的构成,常有人称俄苏文学过于单调和一统，可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20世纪的俄语文学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多么的精彩纷呈。

　　历时地看，20世纪俄语文学可划为三大段，即世纪之初的白银时代文学、具有74年历史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世纪初的20年，是俄语文学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俄罗斯文学家与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的同胞并肩携手，共同创造出俄罗斯文化史上又一个“天才成群诞生”的奇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历经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诗歌高潮、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统领、卫国战争时期战争文学的兴起、战后的文学“无冲突论”、50年代的“ 解冻文学”、东西方冷战时期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直至解体之前所谓的“改革文学”，风雨74年，其进程起伏跌宕，充满诸多戏剧性的突转，构成一部时明时暗、亦喜亦悲的文学发展史。苏联解体后，文学一方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自由感，另一方面，却也开始承受某种失落、孤寂之“轻”，但作家们或易帜或坚守，或求雅或媚俗，新俄罗斯文学更显个性化，更加多元化。

　　若共时地看，20世纪俄语文学更是多彩。世纪之初的文学中，不仅有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等诗歌流派的共生，更有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并存。苏联时期，70多个语种文学合成的苏联文学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而所谓的主流文学和潜流文学、境内文学和境外文学的比映，更构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中一个独特的景观。新近的俄语文学，同时表现出的后现代倾向和后苏维埃情绪，既像是一个起点的两个朝向，又像是在自两个方向归为同一个终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谈论20世纪俄语文学时，才会引入如此之多的概念：白银时代文学，苏联文学，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官方文学，自由文学，持不同政见文学，地下文学，集中营文学，本土文学，境外文学，侨民文学，解冻文学，回归文学，别样文学，后苏维埃文学……这些概念拥挤着，纠缠着，竞相向我们显示20世纪俄语文学的丰富和多元。

　　大师与经典

　　在俄罗斯，20世纪与19世纪一样，也是一个大师和经典辈出的世纪。白银时代的诗歌运动，造就了勃洛克、阿赫马托娃和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歌大师。勃洛克的抒情诗歌既是柔情和细腻的“和谐之子”，又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心理戏剧，极大地丰富了俄语诗歌的表现力。革命期间，勃洛克敏锐而又巧妙地运用象征主义的诗歌手法再现剧变时的社会氛围，创作出了长诗《十二个》（1918）这新诗歌的奠基之作。马雅可夫斯基在未来主义诗歌学校里铸就的诗歌定式，与新现实浪漫、豪迈的时代氛围十分吻合，诗人如鱼得水，其行云般的长诗一部接一部地发表，他在《好！》（1927）等长诗中所体现出的夸张的形象、激情的语气和独特的移行等特征，对20世纪的俄语诗歌、乃至世界诗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赫马托娃作为阿克梅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在古米廖夫、曼德里施塔姆等该派主将相继逝去之后，坚守高雅的诗歌趣味和高贵的文化精神，并在其晚年的《安魂曲》（1935—1940；1987年首次发表）一诗中将其形式严谨、注重细节描写、充满悲剧感的诗歌风格发挥到了极致。高尔基于十月革命之前在意大利写作的小说《母亲》（1906），后来却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这部小说表明，无产阶级主人公及其斗争生活和思想意识，在世界文学中第一次占据了主要位置，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文学开始出现，呼应了当时革命中的现实，列宁因而称之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与《母亲》不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926—1940）虽然写于革命后，但作者并未在作品中直接表达自己的“倾向性 ”。作者以如诗如画的笔触，气势磅礴地展示了革命和内战时期顿河流域哥萨克人民的生活，向人们叙述了他们的爱与恨，他们的欢乐和悲剧。也许，正是作者话语的这种“边缘化”特征，保证了作者在观察生活时的客观，从而使他的描述获得了更多、更深的真实，使这部不朽的“顿河史诗”无论在何时何处都能受到最高的赞誉。

　　在20世纪俄语文学中，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大师们关注较多的一个主题。革命后不久，大贵族出身的阿·托尔斯泰就在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0—1941）中对旧知识分子与新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思索，三部曲写了20余年，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才完成。托尔斯泰表现的是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动荡中追求真理、追寻良心的“苦难的历程”，作家坦陈，小说主人公们的精神探索，也是他个人“苦恼、希望、喜悦、失败、沮丧、振奋之历程”的写照。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中的主人公，却经历了另一种心路历程，无论革命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西伯利亚，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爱情上，心地善良、理想。

　　纯洁的日瓦戈医生一直难以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和精神归宿，最后倒毙在莫斯科街头。如果说，《日瓦戈医生》着重展示的是俄国知识分子与现实相碰撞时的软弱、彷徨、无奈，乃至毁灭，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73—1 976）所讲述的，却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抗争以及他们对个性尊严、精神价值的捍卫，尽管这样的抗争和捍卫，往往也是以悲剧告终的。

　　在20世纪的俄语小说中，还有两部独特的佳作，这就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马格丽特》（1929—1940）和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1972—1975）。布尔加科夫成功地将果戈理式的怪诞现实主义引入20世纪，通过魔王沃兰德对莫斯科的“访问”，展示了20年代的现实；“大师”对判耶稣死刑的本拉多的研究，他在疯人院里的经历，他借魔力与情人马格丽特在莫斯科上空的飞翔，又构成了一幅超现实的画面。《大师与马格丽特》以结构和形象获得了某种现代意义，而《鱼王》对人与自然之关系中所蕴涵的道德问题的思考，在世界文学中也是具有“超前”意义的。

　　侨民文学的三个浪潮

　　在谈论20世纪俄语文学时，人们常常会使用“本土文学”和“侨民文学”这两个相对的概念，有人甚至说，20世纪俄语文学实际上有“两部”平行发展的历史，一部在国内，一部在境外。20世纪的俄罗斯流亡文学不仅分布的范围广，流亡作家的人数多，其创作成就和世界影响也的确很大。如今，在谈论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文学时，谁也无法忽视这独特的 “另一半”。

　　20世纪的俄国侨民文学有过“三个浪潮”，也就是说，在三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众多的俄罗斯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流亡国外。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俄罗斯，他们的人数竟如此之多，据说仅哲学家就装了整整一船，人称“哲学之舟”。当时流亡的著名作家就有布宁、阿尔志跋绥夫、阿·托尔斯泰、扎米亚金、库普林、茨维塔耶娃、梅列日科夫斯基等等，他们落脚的城市有巴黎、布拉格、柏林、贝尔格莱德以及我国的哈尔滨、上海等地。第二个浪潮出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当时在沦陷区的许多俄罗斯人逃到非交战国，战后又有一些人从德国的战俘营直接去了西方，这些人中，后来有不少人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60—70年代，解冻之后复又出现的政治控制政策，加上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使许多作家感到压抑，因而流亡，官方也主动驱逐了一些持不同政见作家，他们构成了俄国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

　　法国和美国是俄国侨民文学的两个中心。巴黎浓郁而又自由的文化空气，的确是俄国侨民文学最合适的土壤。世纪之初，以布宁等为代表的俄国流亡作家曾在此构建出一个完备的俄罗斯文学圈，被茨维塔耶娃称为“喀尔巴阡的罗斯”；到了世纪中叶，西尼亚夫斯基、阿克肖洛夫、加里奇等人先后来到巴黎创作，在这里继续高举着俄国流亡文学的旗帜。但与此同时，美国也逐渐成了俄国流亡文学一个新的中心，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20世纪最杰出的俄语文学家同时生活在这里，他们不仅是俄国流亡文学的中坚，甚至也被视为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俄国侨民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在5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中，就有3位是流亡作家（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此外，俄国侨民文学还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经验带到全球各地，极大地扩大了俄语文学的世界影响。

　　在流亡的状态中坚持对文学的忠诚，在艰难的生活中保持创造的激情，20世纪的俄国流亡作家们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精神生活范式。那艘“哲学之舟”的驶离，注定只是一段暂时的漂泊，因为这船上的精神缆绳，始终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海岸。如今，这只满载着新遗产的航船已扬帆归来，人们正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热情地阅读着那些“归国的精神”（赫尔岑语）。

　　 两个总的特征

　　纵观20世纪俄语文学，我们发现，现实主义文学仍是主流。一方面，俄国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实在太强大了，使得紧随其后的文学始终难以摆脱其影响。请看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对几位俄国获奖者的评价：布宁“以其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以继承”；帕斯捷尔纳克“在现代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传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索尔仁尼琴获奖，是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布罗茨基则“属于俄国古典主义的传统”。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几乎成了20世纪俄语作家的必由之路和成功标志。另一方面，在苏联时期，文学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倾向，也要求文学较少个性的张扬和对规则的叛离，而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其次，20世纪的俄语文学是充满道德精神的，在俄国作家这里，文学似乎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之物，要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的“拯救世界的美”，要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的“生活教科书”，要么是高尔基所言的“人学”。俄语文学的“道德精神”，又大约有这样几层含义：作家面对社会的使命感；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象上所体现出的劝喻、教育功能；读者对于文学的虔诚态度。这一切交织于一体，共同构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有别于同时代其他语种文学的主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