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斯受洗

在988年罗斯受洗之前，基督教在罗斯境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基督教（东正教）的传入同罗斯与拜占庭帝国 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密切相关。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拜占庭皇帝曾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

945年，基辅大公伊戈尔进攻拜占庭失败，被迫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除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
奥尔加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基辅大公。975年，她曾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庭皇帝。据《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记载，拜占庭皇帝对其一见倾心，提议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尔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庭皇帝和牧首一起为奥尔加施了洗礼。此后，皇帝重提婚事，奥尔加却说：“你既然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大呼上当。由此也可见奥尔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对其已经相当了解。

奥尔加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深知宗教对加强思想统治的作用，他曾经改革多神教，从中选中雷神佩伦等七名主要神灵作为崇拜的对象，想借此加强人民思想的统一。他执政时曾派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教徒不准喝酒，但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 ；罗马天主教教徒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决定选择东正教。

987年拜占庭发生变乱，向基辅大公求援，双方缔结同盟。拜占庭皇帝将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基督教。98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及圣像和法器返回基辅，下令把多神教的神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强令全体基辅臣民跳入第聂伯河中，让神父用河水为他们施洗。弗拉基米尔在罗斯建立起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修道院，并捐赠了大片土地给教会。

传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属基督教的东派（其时基督教会尚未正式分裂）。这个教派做礼拜时不必使用拉丁语，允许用民族语言，因而更易于传播。在罗斯做礼拜用的是斯拉夫语。由西里尔和美多德（梅季福）兄弟用斯拉夫文字译成的圣经广泛流传起来。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多神教，多神教的观念在罗斯根深蒂固。罗斯集体受洗，缺乏宗教教育，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在宗教仪式、圣徒崇拜和圣物崇拜等各方面都融合有多神教传统的痕迹。

2、罗斯教会的发展
罗斯受洗后，成立了基督教教会，教会首脑由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委派的都主教管理，第一任都主教是希腊人菲奥姆普特。同时在罗斯建立起一批主教区，如基辅主教区、诺夫哥罗德主教区，罗斯托夫主教区、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主教区、契尔尼哥夫主教区、彼列雅斯拉夫主教区、别尔戈罗德主教区和其他主教区。教区中心设在基辅，都主教驻在这里。所有主教区的主教都是经由都主教征得各王公的同意任命的。同时，修建了许多的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基辅索菲亚大教堂和洞窟大修道院。

自从教会、修道出现后，很快就变成庞大的经济组织，其收入来源是多方面的：
（1）王公、贵族、领主所赏赐捐赠的土地、山川、河流、湖泊、森林、庄园、城邑和金银财宝；
（2）征收“什一税”，即征收农民收入十分之一的税；
（3）征收诉讼税，即向打官司的人征收上诉税；
（4）开放教堂，要收税；
（5）委任神职人民要收税；
（6）参加礼拜，要交圣礼；
（7）道理行为不正，如乱搞男女关系，要交罚金；
（8）搞犯罪活动的人（淫乱者），要交罚款；
（9）偷盗者，要罚款；
（10）打架者，如婆婆打媳妇，或者小叔子打嫂嫂，要罚款；
（11）教会、修道院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包括放高利贷等）的收入。

有了这些收入，教会渐渐成为庞大的经济组织，在政治上的要求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开始越来越多地干预世俗政权事务，直接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所以后来俄罗斯的统治者都在利用它的同时，削弱和限制教会的经济实力，把它约束在政权的管理之下。

11世纪末罗斯的分裂和封建割据没有影响到东正教的传播，其时东正教已传播到罗斯全境。教会与各地王公互相、贵族、领主、富商政治经济上都相互支持，同时教会在封建王公的内讧中还起了一定的缓和矛盾、调解纠纷的作用。在蒙古占领时期，蒙古统治都也注意利用教会为其服务，保护教会的财产，豁免教会的一切贡赋，并使其在政治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罗斯主教和都主教成为金帐汗国首都萨莱的常客，为大汗祝福，13世纪由于战乱，基辅遭到严重破坏，失去了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而东北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开始强大，1299年把基辅教区都主教的驻地迁到弗拉基米尔，政权与教权互相扶持，弗拉基米尔大公国成为当时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都主教辖区在此后150多年间仍然叫做基辅教区。莫斯科公国兴起后，1326年，都主教驻节又迁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都主教虽然支持大公政权，但对它仍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教权方面，都主教就不完全受大公的控制，而主要受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牧首公署的指挥。都主教的任命权仍然归牧首公署，而不属于大公，大公提出的人选只能作为教会领导的候补人选。莫斯科大公不堪忍受这种从属关系，极力为争取教会的完全独立。

1439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召开宗教会议，旨在解决东西方教会的分歧、两教合并、确立教皇首席地位等问题。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任命的莫斯科都主教希腊人伊西多尔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背在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莫斯科教会的其他主教，以莫斯科教会的名义签署了两教合并的协议。协议承认罗马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大公极为愤慨，严厉斥责他是“拉丁教的魔鬼”，声称同西方教会和好、恢复关系是背离正统教义的行为，必须保持正教的纯洁，决不能被拉丁教异端所玷污，下令把伊西多尔都主教撤职查办，监禁在修道院牢笼里。并于1448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地方各主教会议，谴责了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的协定，正式解除了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任命的都主教伊西多尔，提出俄罗斯人必须担任都主教，并给都主教冠以“莫斯科和全俄都主教”的称号，首次自选梁赞地区主教俄罗斯人约纳为都主教。从此结束了莫斯科教会对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牧首公署的依附地位。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正教所在各东方国家先后臣服奥斯曼帝国，莫斯科正教会趁机自封为东正教会首脑，并宣布俄罗斯政权承袭自罗马帝国。1589年，在没有任何宗教人士参与的情况下，沙皇费多尔和他的妻兄鲍里斯•戈杜诺夫决定设置自主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并指定了莫斯科都主教约夫为首任“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会”牧首。莫斯科牧首区从而成为东正教中继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之后的第五个牧首区。

在十七世纪初的俄国“大动乱年代”，俄国东正教的宗教领袖们在与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者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精神领导作用。正是在他们的号召下，才激发了俄罗斯人民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从而挽救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维护俄国国家统一的中坚力量。

3、尼康改革

十七世纪中，尼康牧首对俄罗斯东正教会进行了宗教改革，力图统一规范东正教的教会典籍、服饰和宗教仪式，以此来加强教会管理的集权化。尼康的改革引起教会的分裂，部分坚持旧礼仪的教徒被称为旧礼仪派，受到无情的迫害。其时，尼康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经常干预政务，甚至能对军队发号施令。他曾两次作为沙皇代表，在沙皇出征波兰期间指导和全权处理国家事务。尼康企图建立一个不受王权左右的教权，甚至认为神权应高于世俗政权，“正如月亮的光来自太阳一样，沙皇的权力来自教会”。他还要求在棕枝主日，牧首威风凛凛地骑着高头大马，由沙皇手挽缰绳，引出克里姆林宫，以此表明教权高于皇权。尼康行为和要求明显与正在日益巩固的君主专制制度互不相容，引起了沙皇阿历克谢的强烈不满。1658年尼康在宗教会议上当众宣布辞去牧首职务，脱下牧首神袍，离开莫斯科去一所修道院隐居，企图以此要挟沙皇。整个教区顿时群龙无首，然而沙皇不予理睬。而当尼康于1664年重回莫斯科牧首公署，企图重据宝座时，却被沙皇再次送回修道院。1666年在莫斯科召开了宗教会议，参加者包括东方各大教会牧首和大主教。会议依照沙皇的指令革除了尼康的牧首之职，并将其流放到北方的菲拉波托夫修道院。

4．彼得一世开始的政府管理教会时期

彼得一世吸取其父阿历克谢的教训，在政治上力图限制教会的权力，使之处于世俗皇权的控制之下，把由国家管理教会的思想逐步付诸实施。1700年，牧首阿德里安死后，彼得有意不指定新的牧首，只是任命年轻无主见的梁赞主教雅沃尔斯基为代理牧首，使有关一切宗教事务的决定都要送沙皇批准。1721年公布的《宗教事务管理章程》规定：废除牧首制，以沙皇为东正教“最高牧首”，撤消莫斯科牧首区，另立由政府严密控制的主教公会（后发展为神圣议会），在教会之上设由世俗官员担任首脑的宗教事务管理局。教会活动限于精神方面，不得干预政治、不得插手世俗事务或仪式。在地方上的教会机构也以类似的方式来组成，在全国各教区设立“教区宗教会议”，负责管理教区的宗教事务。这样，教会就完全成为国家的附庸和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均由沙皇任命，必须象世俗官员那样宣誓效忠沙皇、无条件执行沙皇的旨意、为保卫沙皇的一切所有权和特权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彼得一世对东正教会管辖下的修道院采取了限制和取缔的政策。他在1701年和1724年两次颁布命令，不准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剥夺其支配领地收入的权利，规定修道院有义务赡养退伍的老弱官兵和提供办学校的经费，要求神职人员遵从古制、“用自己劳动的手养活许多乞丐”，取消修道士的等级制度，所有人都只能分配到一份简单的口粮并都要学会一门手艺。他甚至想取消一切修道院，认为修士制度既无必要，也无用处，因为社会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而只是命令把一些修道院改成养老院。

彼得大帝不信教，不敬上帝，经常揶揄挖苦教会和神职人员。但深知宗教对于巩固专制政权的意义。有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显贵曾对圣书冷嘲热讽，结果彼得用权杖把他打了一顿，教训他说：“你竟胆敢破坏这根使整个音调保持和谐的琴弦！我要让你知道，应该如何崇敬圣书，不要把维系整个结构的链条扯断。”1718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教徒必须严格履行其宗教职责，凡不作忏悔者、凡在节日和礼拜日不去教堂者，都要受到罚款惩处；对那些不敬畏沙皇、胆敢叛逆的人，都要开除其教籍。彼得还要求教会神职人员用宗教活动来美化、颂扬沙皇，神学院所有成员都要宣誓效忠沙皇和他的妻子。1708年，彼得又发布命令，要求各教区神父从忏悔者的忏悔中了解是否有人图谋不轨，并及时报告。

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皇位后，在主教公会上发表演说，要求主教们放弃掌管财权的妄想，声称教会、修道院不如她的皇宫更需要土地、财产和农奴，主教们的职责是“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进行祷告和禁欲”，而不是占有财富。对此大部分主教出于对女皇的威慑力量的恐惧而加以赞扬，少数神职人员反对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结果被取消神职，褫夺教籍，流放边疆，甚至终身监禁。教会在高压下不得不用最美妙动听的言词来赞颂叶卡捷琳娜二世。

进入到19世纪，沙皇们仍把东正教作为国教，把教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使之为其统治服务，对东正教采取了扶植、保护、发展和利用的政策。19世纪初出版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指出：沙皇是宗教教义的最高捍卫者和保护人，也是笃信东正教、遵守教规的监护人。同时规定，沙皇必须归附于东正教，在举行加冕典礼时，沙皇要当众宣读东正教《信经》全文，以示忠于东正教教义。

沙皇政府为了扶持东正教采取大量具体措施。如国家拨巨款兴建和扩建大批教堂、修道院；提供庞大教育经费兴办各种类型的宗教学校，培养大批神职人员；在群众中加强宗教思想教育，扩大宗教影响；每年供给巨额补助金作为教会活动经费等。同时沙皇政府赋予教会种种权利：发展信徒，开展宗教教育，培养宗教人才；出版宗教书刊，进行对外宣传；委派传教士到军队中服务，使军官和士兵过好宗教生活，保证军人效忠沙皇政权。教会的全部活动必须按照沙皇的旨意进行。到19世纪末，俄罗斯已有教堂7万多座，修道院690多间，神职人员10万人左右，还占有耕地49.6万俄亩。

总的说来，沙皇统治时期是教会最有势力的时期，教会不仅拥有大片土地和大量财产，还掌握着大量农奴和农民的命运。高级神职人员多出身贵族，拥有特权。根据沙皇俄国的法律，信仰东正教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任何不接受东正教的人被认为是异教徒；对改信其他宗教的教徒处以3年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禁止东正教徒与异教徒结婚。沙皇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均需开设神学课，教会直接掌握了50%的各类学校，教会对无神论者、自然科学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人士大加迫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教徒约1亿人，其中大多数为俄罗斯人，教区76个，教堂7.8万多座，教堂类别极多，包括军队和监狱里都设有教堂；修道院1025座（其中男修道院478座，女修道院547座），神职人员约12万人，其中大主教31人，主教129人、大司祭3000多人；57所神学校，在校生约2.3万人；4所神学院，约1000名学生。

5、1917年宗教会议

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建立了临时政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宗教政策十分谨慎，它一方面惧怕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顺应时代要求，采取坚定的立场去反对教会的某些不合理主张和陋俗。临时政府决定将政府与教会分开，将学校与教会分来，设立一个宗教事务部以管理宗教事务。教会曾在政府的资助下于1917年设立起三万七千所教区初等教育学校和许多神学学校。但这些学校教学效果甚差，不受欢迎，克伦斯基政府决定把这些学校与教会分离，将学校教育置于政府教育部的管理之下，并规定公立学校的宗教教育为选修课，学生及其家长可自行决定是否选修。在社会动荡中临时政府无力保持教会的财产，修道院的土地、印刷厂和其他财物常常被农民、工人们夺取使用，不时还发生一些针对不受欢迎的教士的暴力事件。

为了在复杂的的社会形势下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研究和对付新的情况，教会在1917年8月匆匆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此次宗教会议有一定的代表性，564个席位中有341名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包括主教80席，修道士20席，教士129席，执事和副执事36席，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信徒209席。其余的是当然议席，来自主教团、修道院、军队、神学院、大学、杜马和政府。

参加宗教会议的代表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见：国家正受到外敌的威迫，更糟的是，受到内部倾轧与道德沦丧的威胁，人力不足以拯救它，因此教会必须惊醒以尽其职。宗教会议首项决议是把9月27日定为全国忏悔和祈祷日，以求把国家和教会从内乱和外敌入侵中解救出来。
宗教会议一方面力图把教会从国家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又想保持它在沙皇政权下享受的全部特权，甚至要求更多。它对临时政府的宗教政策十分不满，甚至曾企图依靠科尔尼洛夫的白卫军来推翻临时政府，复辟帝制。

宗教会议就是否重建牧首制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实行牧首制，建立高度集权的管理机制，另一派则主张实行集体领导。争论持续了了两周之久，未有结果。此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宗教会议被莫名的惊恐所压倒，于11月17日匆匆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以此作为教会基本法的基础。其全文如下：

1．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属于全国宗教会议，会议按时于特定的日期召开，由主教、神父和信徒组成。
2．牧首制重新构建，教会的行政管理由牧首主持。
3．牧首在与他平等的主教中居第一位。
4．牧首连同教会的行政机构对宗教会议负责。

会议遵循旧例，先选出了三位候选人，再以抽签的方式决定牧首人选。莫斯科都主教吉洪当选为新的“莫斯科暨全俄最高神圣牧首”。 牧首必须关心教会的利益，负责与政府以及其他东正教独立教会保持一切必要的联系，补充主教团的缺额；听取主教们的指控，调停他们间的争端，履行其他行政和司法职能。另外组成由牧首兼任主席的最高宗务会议和神圣议会，协助其工作。神圣议会管理教会的信仰、秩序、传教、人事等问题；宗务会议主要负责有关教会日常福利问题。如有特别重要的事，则由联席会议决定。基层教区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

6、苏维埃政权下的东正教会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针对宗教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开，学校与教会分开，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限制教会的活动，取消其享有的一切特权，把教会财产国有化。政府也宣布保障教会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专门作为礼拜仪式使用的建筑物和物品，仍由相应的宗教团体自由使用。

吉洪牧首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不肯放弃教会享有的财产和特权，公开与苏维埃政府对抗，并与国内各种反对新政权的势力相勾结，以图恢复其特权地位。1921—1922年，伏尔加地区发生大面积饥荒，苏维埃政府为摆脱困境，动员一切可用的财源，发布命令将本已宣布收归国有、现由教会托管的前教会财产移交中央救灾基金委员会。吉洪牧首强烈反对这一措施，号召神职人员进行抵制和破坏，使苏维埃处于被动局面。但反对动用教会财产来救灾这一行为，使教会的名声扫地，影响力也大为削弱。政府对教会的不合作和破坏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和镇压，将吉洪等人逮捕入狱。

1923年4月重新召开了宗教会议，改革派占据了多数席位，会上谴责了前教会反革命的立场，宣布免去吉洪的牧首职务，同时决定取消牧首制，选举了由18人组成的最高宗务会议，实行集体领导，在宗教会议闭会期间管理教会。

1923年6月16日，吉洪致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立场错误，表示悔过自新，请求政府赦免，并号召神职人员和教徒与政府合作，在政治上忠于苏维埃共和国。其后吉洪被释放，但他拒绝服从宗教会议的管理，部分信徒仍以其为首，形成一派，俄罗斯教会再度分裂。吉洪于1925年死去，牧首位置空缺。反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情绪在部分神职人员中间仍时有出现。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则实际上采取了极左的反宗教政策。俄罗斯东正教受到极大的破坏，到1941年前全国东正教教堂不超过500座、修道院40座、牧师5000余人、主教不足30人。

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正教神职界才对新生政权彻底转变态度。从卫国战争一开始，教会领导人便号召全体教徒同德国法西斯作斗争，积极捐钱捐物，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鉴于他们的爱国行动，1943年9月苏联政府发表公报，同意教会召集宗教会议，选举自1925年吉洪牧首死后空缺多年的牧首一职，同时准许教会开办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和发行宗教刊物。当月宗教大会召开，选举谢尔盖都主教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

教会同国家的关系渐趋于正常化。苏联政府成立了直属部长会议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负责有关教会问题。1944年，谢尔盖牧首因病去世。翌年苏联东正教会举行会议，选举了列宁格勒都主教阿列克赛为新牧首，并制定了新的“教会管理条例”。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本国各地区的主教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东正教会代表，包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亚的牧首。这表明俄罗斯东正教的国际影响正在恢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莫斯科牧首积极进行国际活动，尤其是参与苏联政府支持下的和平运动。1948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东正教首脑会议，庆祝俄罗斯正教会自主500周年。1961年莫斯科牧首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后，俄罗斯正教会同天主教会建立起友好关系。

由于1917年的革命，俄罗斯正教会在美洲、日本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主教区以及流亡欧洲的正教信徒，都同母会断绝了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莫斯科牧首曾试图重新控制这些教会，但未成功。1970年它承认美国俄罗斯正教会自治，放弃对美国和加拿大正教会的管辖权，同年成立于日本的自治教会也已得到承认。

总的说来，由于苏共和苏维埃政府一直坚持和倡导无神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俄罗斯正教会活动都处于低潮。神职人员受到排挤，尤其在政治上无法享受平等待遇；大批教堂被改作他用，甚至被炸。1914年俄罗斯全国共有各用规模的东正教堂7.8万座，1966年剩下7523座，1976年剩下7038座，而到1986年仅存6794座。

7、东正教的复兴

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府都对教会和宗教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1983年苏联政府将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归还教会，并在此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会行政中心。政府允许教会大量印刷和传播宗教典籍；修改海关条例，允许外国人携带圣经及其他宗教刊物入境；允许神职人员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就公众感兴趣的宗教问题进行交流。198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盛大的仪式庆祝罗斯受洗 1000年，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庆典。戈尔巴乔夫接见牧首皮缅时承认30年代及其以后几十年苏联政府对教会和教徒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1989年开始大批神职人士开始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上地位的提高促进了东正教复兴。

叶利钦在1991年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时，为笼络教会的民心，亲自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并与牧首建立密切的联系。教会因而公开支持叶利钦，号召教徒投他的票。相应地，叶利钦允诺当选后将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教堂——莫斯科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以及克里姆林宫内的其他七座教堂交还给教会管理。

而随着政治的多元化和苏联的解体，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骤然崩溃，出现了信仰危机，此时宗教以强大的力量填补人们的思想空白，俄罗斯出现了空前的“宗教热”。东正教徒人数从四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占其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宗教书刊充斥俄罗斯市场，宗教活动异常活跃，教堂内外盛况空前，连政府官员都热衷于宗教活动。政府法令规定所有教堂全部归还教会，并且大多修葺一新；宗教节日庆典重新恢复，复活节和主降生节（即圣诞节）成为公众节日。俄罗斯内禁止共产党组织在军队内活动，对宗教却网开一面，东正教获得合法的身份对军队进行精神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目前俄罗斯共有东正教徒7000多万，占总人口的50%左右，信奉东正教的民族主要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卡累利阿人、科米人、摩尔多瓦人、乌德穆尔特人以及部分楚瓦什人、马里人等。目前教会最高领袖是1990年当选的阿列克西二世大牧首(Алексий II)。他是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的第15位牧首，与俄罗斯东正教东正教神圣事务管理局（Священный Синод，1943年设立）共同管理东正教会。现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共管辖128个主教辖区，1.9万多个基层教区，约480座修道院，拥有1.75万多位神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