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
日前,文化学领域出现了“边缘文化”说。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对此如是解释:边缘文化是指处在稳固、强大的文明边缘的文化,边缘文化跨过自己的边界,与其他文化相匀_作用。俄罗斯文化恰恰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渡地带”。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种指出俄罗斯文化的特点。他认为,俄罗斯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周期性的“断裂”;它不善于自身发展,而总与从占至今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并经常“活用”占老的现象。它的性格粗放,不擅长动态的发展,对任何现代化的东西都有一种病态现象。
这样,边缘文化就在寻找自己那永远处于不确定和鸟托邦未来的同一中、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漫游”起来。现实总有不确定性和局部性。反传统和现代因素之间总是存在着分裂、在俄罗斯,意志和思维没有被“模式化”。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普希金的言语》中写道,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点是:它善于接受任何民族的特点。关于这一点,俄国诗人和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之《贝拉》一章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俄罗斯人善于适应他们所在地那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这种能力不由得使我惊奇。我不知道这种能力应受到谴责还是值得赞美,但这足以证明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灵活性和通情达理的想法,即一旦看到罪恶无可避免或无法消灭时就加以宽恕。”另外,我们再看看俄罗斯辉煌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芭蕾舞艺术。我们都知道,“近代形式的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舞”。俄罗斯在17世纪末把芭蕾舞引入本国。从此,芭蕾舞便在俄罗斯生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并创造出世界上最高水准的、也是无人可以超越的芭蕾舞蹈。从此,芭蕾舞成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象征,俄罗斯人由于自己的芭蕾舞而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强烈的自尊感和庄严感,同时,芭蕾舞也从一个方面满足了俄罗斯人对文化的极度追求。我们通过俄罗斯芭蕾舞艺术这一“视角”,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对精神生活的重视和追求,所有熟悉俄罗斯的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拥有堪称世界瑰宝的音乐作品、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等等。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俄罗斯人却不太看中较高水平的物质文化。曾几何时,他们甚至毁坏了己经存在的文化宝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17年十月革命初期,农民砍掉地卞庄园中的百年参天大树,烧毁古老的贵族庄园;拆毁教堂、杀死僧侣和神甫等事件。当然,这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再看看俄罗斯日前低下的轻工业、家电产业水平,我们就更能确信这一观点。
俄罗斯历史留给后人关于善与恶的教训是极大、极令人感叹的:一方面是最高意义上的神圣、善,在另一方面却是魔鬼般的恶。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反差,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那是因为俄罗斯人的天赋和才能高过了头,以至于无法找到其行动的准确形式。确实如此,只有从多种可能中选出一种,并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一点上时,才可能有一个固定和专门的形式。俄罗斯人必须约束其意志和思维;如若不然,俄罗斯人有可能变成无助的幻想家、无政府卞义者、冒险家和生活腐化的人,哪怕他心中还藏有着善。
别尔嘉耶夫r经说过,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他们要么全要,要么什么都不要。关于这一点,如前所述,利哈乔夫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细细研读两位大师的话语,我们才明白,俄罗斯物质文明和文化水平要么超高、要么超低,缺少中层物质文化的症结所在;我们才明白,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善变”。这种极端性同样影射到俄罗斯文化上,换言之,俄罗斯文化同样具有极端性,它同样没有中间环节,没有任何过渡阶段,要么是“北极”,要么是“南极”。那么,造成俄罗斯人极端性的原因又何在呢,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有没有内因呢?我们大胆地推出一个想法,那就是:与俄罗斯人最初的信仰一多神教有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多神教的神话中得到证明。俄罗斯人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欧洲的,西方的,就像利哈乔夫所言:“俄罗斯从来不是东方”,而客观上,欧洲人,西方人又不完全认可这种观点,“西方习惯将俄罗斯及其文化划归到东方。”而目在不经意间他们总会流露出这种态度,这时,敏感的俄罗斯人会有一种极端的反应,之后,又会把由此而产生不快的“罪责”推到东方人身上,并在东方人身上挖掘俄罗斯社会中存在弊端的根源,然后向东方人施展他们的暴力。关于这一点,看看
俄罗斯当今的“光头党”和流氓警察,再看看在俄罗斯被打的人多是东方人就够了。
探究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文化背景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内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刘文飞先生在北大作讲座时,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共性特征:情绪化;走极端;摇摆性;指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粗与细、大度和狭隘并存的这种矛盾、分裂的现象。他也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性格,卞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地理上的东西方之间的矛盾;一是社会结构上的上下层之间的矛盾。
日前,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习惯拿俄罗斯民族性格、思维定式当挡箭牌。例如,一旦发现俄罗斯出现某种难以解释、或者难堪的事情时,他们就会习惯地把“罪责”推到这上面来。我们在占德金科的著作《俄罗斯思维定式》一书中就读出了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