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看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此趟中国行的行程表就会发现，实在是排得太满了。虽然作家本人很早就说昨日下午在北大进行的公开活动是她最为期待的一场，但真实的效果可能却不那么尽如人意。
 　　由于语言的障碍，这场活动倾听和交流并不顺畅，现场翻译开始勉强翻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大意，后来尴尬地完全愣在那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随行翻译接过了话筒，但翻译了两句之后也有些无能为力。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时显得十分疲惫，从气温十几度左右的白俄罗斯来到三十几度的中国，她很难承受这种气候变化，身体一直不适。她的演讲不得不中途停下，直接进入李敬泽发言环节，到了下半场，现场临时找到一位翻译，对话才得以继续进行。
　　我们谈了很久民主和自由，但是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从《战争中没有女性》，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尝试用非虚构的形式写作，“我觉得真正的生活和真正要了解的事实是在街上，不是在家里，要走出门倾听，要跟每个人采访，问他们心里真实的想法，很多的作品都可以产生于我们的谈话。”这本书写出来后她受到了很多的控告和谴责，被认为有和平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因素，所以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出版。这本书的发行量达到百万册，“所以我觉得我的路才真正的开始”。

　　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了5本书，把它们称为“红色系列”，因为它们讲述的故事是在红色帝国中产生的，《二手时间》是这个系列中的最后一本。“这本《二手时间》已经囊括了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整个苏联的过程。二战时代是它最宏大的时代，因为它要跟德国法西斯主义作战。到了阿富汗战争，帝国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到了90年代，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自由了，我们已经摆脱了共产主义，走上了别的道路。共产主义远去了，我们的生活却更加糟糕了。”
　　《二手时间》讲述了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痛苦和迷茫，她采访了许多普通人，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就像一个艺术家所说，当我们在共产主义时代的时候，我们在和一个怪物作斗争，当我们把这个怪物战胜了，却发现要和身边的老鼠做斗争。”自由之后迎来了一个非常严酷的时代，一个伟大帝国就这样结束了，她好奇的是，现在人们怎样看待这个帝国？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在写这部书时，面对苏联从共产主义的目标转向资本主义，她自己也感到非常遗憾，“很遗憾共产主义再也回不到俄罗斯人的生活中来，其实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是一个倒转，那个时代正在面临一些很难的选择，人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走向何方。但是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够走下去，只能往资本主义变化了。每个人在捍卫自己的权利，都在寻找自由的出路。每个人都在呼唤想要寻找自由，但是却没有人知道梳理。”
　　“我们谈了很久民主和自由问题，但是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她说，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只不过在想象如何能够更好地生活，书刊上经常放着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但是已经无人问津了，“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消费和享受，包括如何买最新的吸尘器、咖啡机、洗衣机等等。”《二手时间》写了很长时间，她想要把整个类似于社会大合唱所有的声音都容纳进去。
　　中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的经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其实那个时候苏联很想向中国学习，觉得中国的路还是走的挺好的。1989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来到中国访问，这次来到上海，坐船夜游浦江的时候，她心里还残留当年对上海的印象，但上海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甚至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了。“我觉得上海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好跟美国的技术文明特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怎么看待上海的开放，怎样看待中国的变化，这也是她这次中国之行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在采访对象身上发现一种永恒的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村妇们回到小柴房里面讲述白天发生的故事，给留她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她去了杂志社工作，很长时间在旅行，途中非常喜欢与人交谈，她发现人们谈到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后来读到阿达莫维奇的纪实作品之后，她知道这就是她未来的文学之路。
　　纪实文学如何体现文学性？这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她提到，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被称为纪实文学，不能说这是一本根据搜集整理的文学，这里面渗透了他的哲学，他对于文学的一种独创，还有种种他的世界观。“我的创作不是搜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我的创作是获取人们的一种心灵和精神。我不是搜集一种信息，或者传递一种消息，实际上我是在从人们那里得到对这种生活的认知和理解。”她要在所有的采访对象身上发现一种“永恒的人”，这些人走过了历史，走过了时间，走过了战争，他应该是经历了所有的磨难，他应该是永恒的人。

　　当问及她作品中的白俄罗斯文化传统时，她说，“白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当时我们是出身在一个巨大的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就像一个实验室，所有人都在被俄语所左右和控制。 ”她身上更多的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她的导师是纪实文学作家阿达莫维奇。
　　一位教授问到了她如何看现在的俄罗斯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位置，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直接地说，“我认为俄罗斯现在是一个非常虚弱而绝望的国家，它是一个失去了未来的国家。”在上个世纪40年代发生了一场战争以后，又出现了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群岛，在这场灾难当中有这么多人蒙受了灾难，特别是苏联的精英在斯大林时期都受到了重创。今天的俄罗斯从作家来说大多数的精英都沉默了，像以前哥鲍里斯·阿库宁这样的作家，能够大声发声的作家已经不存在了。
　　“对未来，关键是我们没有任何对它的新意和新的解释。在俄罗斯做旅行的时候，我看到俄罗斯无所不在的绝望，非常地震惊。文学艺术应该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的又如何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经常会有人在那里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知道这些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李敬泽谈《二手时间》：俄罗斯民族无法在世俗生活中安放自己
　　在前半场翻译遇到问题之后，李敬泽不得不提前发言，谈起了自己对《二手时间》的看法，他做了一个简单的阐释，在这本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想说的是，发生了苏联解体这样大的一件事，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但是事后所有人都发现，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结果也不是当初要的结果，整本书中充满了一种“迷惘”。
　　他从中读到了一种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心理危机，“我们曾经是如此光荣而强大的、伟大的帝国的战士和国民，结果我们的帝国就这样被出卖了，我们现在天天在搞倒卖牛仔裤，为了一点口红，为了一个什么牌子的香肠，我们把帝国出卖了。我发现这样巨大的心理创伤，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深刻地烙印在每个人身上。”
　　他看到俄罗斯民族有一种巨大的、现在抑制不了的世俗生活的危机，这个民族的精神构造，无法在世俗生活中安放自己。“如果说靠小买卖养活自己，有什么丢人吗？按说不丢人，但是在这里，这个危机很大。90年代初巨大的断裂和振荡，持久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渐渐不是意识形态的危机了，而对这个民族来说是世俗的危机，这个危机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民族永远有一种悲观、悲伤的东西，永远是在这样的体验当中面对自己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个有这样气质的民族确实是不太适宜在喧闹的、琐碎的，有的时候是平庸的、世俗的生活当中安放自己的。”
　　同时，他认为《二手时间》的写作还是有遗憾的，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倾诉者在倾诉，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在场的，她绝对是一个对话者。采访者与被访者之间一定进行了艰难的对话，“当我们把交谈过程排除掉，变成了一个人在这里面对世界倾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忽略了一个人打开的时候，他的极端的困难，也忽略了在打开过程当中交谈者起的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采访者、交谈者如何打开对方，可能对对方如何展现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个人甚至认为在《二手时间》完全切掉了这个交谈过程可能也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