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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4月，吹响民主革命号角的《革命军》作者，留日归来的邹容(1885―1905，1902年留日)瘐死狱中。
1905年12月，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1875―1905)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绝，以死抗议日本政府，唤醒同胞，年仅30岁。
1906年10月，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1866―1906)为推动从德国人手上收回山西矿权运动而蹈海。
1907年7月，留日学者秋瑾女士(1875―1907)殉难于绍兴，终年31岁。留绝命笔曰：“秋风秋雨愁煞人”，“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1911年，林觉民(1887―1911)挚同学数人从日本赶回广州参加起义，葬身黄花岗。致妻诀别书云：“吾作此书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有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求福也。汝其勿悲。”年仅25岁。
1913年3月，辛亥革命先驱、留日学者宋教仁(1882―1913)在上海遇刺，二日后逝世，年32岁。
1925年8月，孙中山的忠实朋友和同志廖仲恺(1877―1925，生于美国，留学日本)被刺身亡。夫人何香凝说，“廖先生是为着中国争自由而死，为国民革命而死。”
辛亥革命以后大革命时代被杀害的著名留学生有：杨暗公(1898―1927，1917年留日)，汪寿华(1901―1927，1921年留苏)，孙炳文(1885―1927，1922年留德)，李大钊(1889―1927，1913年留日)，陈延年(1898―1927，1919年留法勤学)，陈乔年(1902―1928，1919年留法勤学)，赵世炎(1901―1927，1920年留法勤学，1923年留苏)，张太雷(1899―1927，1921年留苏)，王一飞(1898―1928，1921年留苏)，傅烈(1899―1928，1920年留法勤学，1924年留苏)，罗农(1902―1928，1920年留苏)，向警予(女，1895―1928，1919年留法勤学，1925年留苏)，彭湃(1896―1929，1921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郭隆真(女，1894―1931，1920年留法勤学，1924年留苏)，王步文(1898―1931，1925年留日)，蔡和森(1895―1931，1919年留法勤学)，刘伯坚(1895―1935，1920年留法勤学，1923年留苏)，瞿秋白(1899―1935，1920年去苏任记者多年)，等等。
共和国成立以后，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归心似箭，急切寻求回国之途，遭到了美国、日本、英国等政府的阻挠。他们奋起反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始得归回祖国。
中国现代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1904年留日，1917年留英)冲破重重险阻于1950年回到祖国，领导开创了新中国的地质事业。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受到的迫害是学者们苦难经历中悲切的代表。 40年代末，正当他在航空、航天、火箭理论和技术方面卓有成就，为美国航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时，受到麦卡锡主义政府的迫害。他留美12年后功成名就时，年36岁，于1947年回国探视，与青梅竹马的蒋英完婚。因与朋友聚会听音乐，美国指控他是共产党，回国秘通中共，吊销了他参与研究工作的证件。满腔愤怒的钱先生决定返回祖国，不准，反而遭拘捕，保释后又被扣留五年多。朝鲜战争后，经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的援救，才和一批被美扣留多年的留美学者返回祖国。1986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会议，听取钱先生关于系统工程的报告，得知他接到母校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返校参加学术活动，劝他宽容地回去看看。钱先生仍怒不可遏，说：“我的情况不同。美国政府如此迫害，他不道歉，不改正错误，我不能回去”。后来，他对我们讲：“只要美国不承认错误，我此生此世绝不踏上美国的土地”! 钱先生1954年在美国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开创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赞扬。他说，“那是为反抗美国特务的迫害而作”!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真正的工业化建设，数代中国人的梦寐夙愿开始成真。历代归国的学子们，意气风发，崇论宏议，荣辱皆忘，全身投入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与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新篇章。然而，历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世事如大海，无日不风波。五十年代运动不断，一直发展到文革十年大乱。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在内的知识界，那些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捧着一颗心在奉献着的归国学者们，在一个接一个运动的冲击下，惊疑、彷徨，不知所措。即使谦诚应对，也难避开旋涡。文革期间“四人帮”和造反派们的返祖野性达到了顶峰。批判、斗争、牛棚、放逐，留美的成了美国特务，留苏的从“4821”起，都是苏修特务。从第三国际儿童院回到祖国的先烈子弟们，自认为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放言无忌，在逆境中轻抛青春生命，辜负了一片忠心，此种悲怆并非一二。老一代科学家们，想用科学去克服愚昧的，变成反动权威。像马寅初先生那样大气凛然，明知寡不敌众，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绝不向那些以势压人的势力投降，这是极少数。部分学者于人格丧失后，不堪受辱，拂袖弃世而去。精英既去，万马齐喑。倘若鲁迅先生在世，也难以幸免。就这样断断续续20年，工程师不做工程，科学家不格物致知，文学艺术家斯文扫地，尚存的老、中、少学子们都白白荒废了20多年的光阴。浩劫过去，春风又吹开了夭桃秾李，新中国已向全世界开放。知识界兴高采烈，崇辱皆忘，又重新投入战斗。然而，岁月无情，前几代渐凋谢离去，第九代留学生和从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小弟小妹们也已两鬓如霜，垂垂老矣，被催促办理退、离休手续。
开放路漫漫，人生无坦途。盛世道路也崎岖。
保持开放性是永恒的主题
最近20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显示的巨大威力使世界震撼。尽管20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了三倍，今仓廪充溢，服装过剩，人民丰衣足食，自用不尽，还能为世界各国人民的衣食尽礼仪之劳。工业化突飞猛进，经济增长速度20年平均9.3%，创世界记录。人民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1岁，比20世纪上半叶增长了一倍。斯情此景，千年所未有。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毫无保留地证明了系统学中一个普适定律：只有在一个对外开放的系统中，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信息、人才，才能聚集和增大有效的发展动力，获取有用的信息，才能使系统迅速、稳健地发展成长。相反，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无序性只能不断增长。观近世各国之发展历程，无一例外.
过去20年，在民族工业、农业、服务业迅速进步的同时，中国吸用外资4500亿美元，建立外资企业40多万个，外贸规模2002年达到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2860亿美元。20年中在华工作过的外国各类专家愈100万人。是谓从外界吸收和集聚能量，交换物资和信息。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高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回顾20世纪，革命、改革和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主题。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革命性社会改造，中国仍会是封建社会；没有民族独立的开放，那是殖民地；没有开放的改革仍然是愚昧落后的闭门自守。20世纪历代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的革命、改革、工业、科学技术和其他事业的建立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当是有目共睹的史实。请验证下列历史记录。
清末人们急切地学日本。“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滕、山县、木夏木、陆奥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方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谐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数万人涌向日本留学，成为孙中山发起同盟会的骨干，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二。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3日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核心成员12人中有8人是归国学者，占三分之二。
1923年10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15人中留学归国者13人，占87%。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42人，占三分之二。
中国教育会于1902年成立于上海。由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1869―1936，1899、1906年长期留日)、马君武(1881―1940，1901年留学日本)等人发起。
20世纪初大批留学生归国，于1913年在北京成立“欧美同学会”，共同寻求救国拯民、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道路。该组织至今仍然显示出勃勃生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推进科学的传播和研究等多项事务为任务的“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6月由留美学生发起，在美国绮色佳(Ithaca)成立。社长任鸿隽(1886―1966，化学)，书记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会计胡明复(1891―1927，数学)，编辑部长杨杏佛(1893―1933，矿冶)；董事会成员由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1886―1965，生物学)、周仁(1892―1973，陶瓷)五人组成。1915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历史上第一期《科学》杂志。
中国农学会于1917年在上海成立，由丁颖(1888―1964，东京帝国大学毕业)、邹秉文(1893―1985，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蔡邦华(1902―1983，日本鹿尔岛农学校、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等发起。
中国地质学会于1922年成立，由丁文江(1887―1936，1906年留英)、章鸿钊(1887―1951，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翁文灏(1889―1971，留学比利时)和袁复礼(1893―1987，美哥伦比亚大学)等人发起。
中国数学会1935年成立于上海。董事会、理事会与评议会主要成员有：胡敦复(1886―1978，美哈佛)、冯祖荀(1880―1940，日本)、姜立夫(1890―1978，美哈佛)、熊庆来(1893―1969，法国)、陈建功(1893―1971，留日、美)、苏步青(1902―，日本帝国大学)、江泽涵(1902―，美哈佛)、钱宝琮(1892―1974，英国)等。
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建立于北京，第一任会长高鲁(1877―1947，布鲁塞尔大学)、副会长秦汾(1882―？，美、英、德留学)。
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1948年选举产生81位院士。数理组26人和生物组25人全为归国学者。人文组28人，除国学、中医、出版专业等5人外，都是归国学者。
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座越江大桥――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建成通车。总设计师茅以升(1896―1989，1921年留美)。他说：“崎岖多于平坦，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
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受奖者中21名是归国学者。
中国很多人对20世纪这段历史感到尴尬和不快：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何都来自西方？从康熙开始就不服气，有“西学中源”说。1704年他评《三角形推算法论》曰：“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群臣诺诺。乾隆时代的袁枚(1716―1798)也随言现代科学是中学西渐而成：“西洋有算术，名曰几何，乃冉子(前522―前489)所造。今在海外，西人得之，出其精思，以成此书”。这些说法早为历代中国科学界所否定，那不过是虚荣的牵强附会。正像杨振宁先生所断：儒家说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的理，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规律和定律。近代科学追求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理”是不一样的。传统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定律、规律和这些规则的观念。工业技术所依靠的技术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并不存在。至于中国为何未产生近代科学？今称为“李约瑟之谜”，科学界已讨论了一百年，仁智各见，至今仍是科学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最近一位英国朋友评论说：“其实，中国人不必为‘李约瑟之谜’太觉不安。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中国的未来未必有多大影响。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过强处和弱点，成功和失败。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即使现代科学未在这里产生，中华民族依然是伟大的。”“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等文化如何？他们消失了，他们的帝国早已灭亡!那里今人的文化与先人完全不同。只有中国的文化、文明生存了下来，并且以其数千年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启迪了人类。数千年前开始的中华文明，今日仍在繁荣兴旺，中国人未来会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把牛顿定律的出现(1687，清康熙26年)看成为现代科学的起点，到辛亥革命只不过200年。以瓦特发明蒸汽机(1765)算作产业革命的开始，到辛亥革命仅15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暂的间冰期。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知识界疾呼“德、赛救国”，仁人志士急切于办“洋务”(工业)，贤明的政治家们热情于派青年游学科学技术，是为救国家之既衰，拯人民于水火而战斗的紧急措施，其情可歌，其事当颂，是不待智者可决的。南非首任黑人总统曼德拉说：只有以立即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为斗争目标才能迅速拯救人民解脱被压迫之苦。完全弄明白各种理论的优劣，对处于战斗之中的战士来说那是承受不了的奢侈 。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中国这种以社稷为重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各代留学生的人生观。为发展工业，建立现代科技体系，传授先进知识，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国力而学习和奋斗，成为历代留学生心心相印的奋斗目标。国家和人民对他们总寄予殷切的期望。第九代、第十代留学生都是新中国派出的。1953年周恩来总理对留学生说：“三、五年后，你们一定能接替我们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你们今后的任务比我们这一辈更重”；“你们要好好学习，吸取外国的长处，化为我国的长处，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现在我们更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知识，这一光荣任务放在你们身上，需要你们学好为祖国服务。” 1957年邓小平访苏期间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学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要好好爱护，严格要求；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劳逸结合，智力体力双丰收，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这些语重心长的嘱托，曾激励着数万名留学生、实习生勤劳奋斗，刻苦努力，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习任务，回国后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的中国以其辉煌成就载入史册。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建立了完整的现代科学教育和研究体系，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尽管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事业比欧洲晚了200年，中国奋起直追，仅用了50年的时间，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革命事业的成功到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历代留学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过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之日，对外开放的政策会更加宽松，向世界各国派遣和交换留学生的工作仍然会以更大的规模继续下去，成为中华民族继续前进，实现现代化，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应有贡献的有力保障。
我极为相信毛主席展望中国未来时说过的一段话：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向留学生讲，“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是对第九代留学生的激励，实则是对后来者的呼唤，对无穷尽的青年时代的祝福，对未来祖国和人民的期望。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进入21世纪，这条永恒的铭言，又递适于第十代和无尽后代的学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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