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出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作家父系先祖中包括彼得大帝的战友、俄罗斯最早一批获得伯爵封号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作家的父亲参加过１８１２年的卫国战争。作家的母亲来自博尔孔斯基公决家族，该家族与特鲁别茨科伊、戈利岑、奥多耶夫斯基、雷科夫公爵家族以及其他和世家有着姻亲关系。从母亲的家族血缘关系来看，托尔斯泰算得上是普希金的亲戚。

托尔斯泰９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带他前往莫斯科。它将自己对莫斯科的感受，非常逼真的写入了童年时代的作文《克里姆林宫》。在未来作家的笔下，莫斯科是“欧洲规模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它的城墙“见证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军队的耻辱和失败”。少年托尔斯泰的第一阶段莫斯科生活不到４年。他很早就成了孤儿，先是母亲离他而去，不久父亲又与世长辞。他与妹妹以及３个兄弟一道前往喀山，投奔住在那里的姑母。姑母成了他们的监护人。

在喀山托尔斯泰用了两年时间来备考喀山大学，１８４４年他进入大学东方系就读，后又转入法律系。他曾拜著名的突厥语教授卡齐姆别克为师，学习土耳其语和鞑靼语。成年的托尔斯泰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能够用意大利语、波兰语、捷克语和塞尔维亚语阅读，通晓希腊语、拉丁语、乌克兰语、鞑靼语、 教会斯拉夫语，学习过古欧洲语、土耳其语、荷兰语、保加利亚语以及其他语言。

刻板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令托尔斯泰感到厌倦，他喜欢独自钻研历史问题。于是，他中断大学学业，离开喀山，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父亲去世后，这个庄园被作为遗产留给他。后来，他又前往莫斯科。他的写作生涯在50年代末拉开帷幕：未完成的有关吉卜赛人生活的中篇小说(手稿已丢失)和对一天生活的描写(《昨日经历》)。当时，他已经开始创作中篇小说《童年》。后来，他决定前往高加索投奔长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在当地作战部队中服役，是位炮兵军官。托尔斯泰作为贵族士官进入军队，随后通过了初级军官的资格考试。高加索战争的经历在他的短篇小说《袭击》(1853年)、《伐木》(1855年)、《受降职处分的人》(1856 年)，中篇小说《哥萨克人》(1852—1863)中得到了再现。在高加索，他写完了《童年》，并于1852年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

克里木战争爆发后，他从高加索转人多瑙河军队，与土耳其作战。后来，他又来到被英法土３国包围的塞瓦斯托波尔，负责指挥阵第4碉堡的炮兵连，获得了安娜勋章、“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勋章和“1853—1856年战争纪念” 勋章。他多次被提名乔治十字战斗勋章，但却与乔治勋章失之交臂。在军营中，托尔斯泰写了一系列计划书，从炮兵连改革到成立马枪营，乃至整个俄罗斯军队的改革。他与克里木军队的一群军官一道，筹划出版《士兵信使》(《军事战报》)杂志，但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否决。

1856年秋，托尔斯泰退役，并很快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出国游历，到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 1859年，他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为农奴子弟开设了一所学校，后来又在附近的村子里相继开办了20多所学校。1862年，为使学校的教学工作按他所认为的正确路子进行，他创办了一本名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教育杂志。为了解国外办学的实际情况，他于1860年再度出国。

1861年废除农奴制诏书颁布后，托尔斯泰充任了农奴与农奴主之间土地争端的首批调停者。在他一次外出期间，宪兵们闯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期在那里找到秘密印刷工坊的蛛丝马迹。据传托尔斯泰在伦敦与赫尔岑相识后，便在家中开设了印刷厂。此后，作家不得不关闭学校，停止出版教育杂志。他一共撰写了11篇有关学校及教学法方面的文章，包括《人民教育》、《教育与修养》、《人民教育中的社会工作》等。其中，他详细地描写了自己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的经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11月和12月》、《常识教学法》、《谁向谁学习写字，是农奴孩子求教于我们还是我们向他们求教》)。作为教育家，托尔斯泰要求学校应当贴近生活，应当为百姓需求服务，为此必须加强教学，并重视对修养的培养，发展儿童的创造力。

其实，自步人文坛之初，他就一直受到监视。他最初的作品包括《童年》、《少年》、《青少年》和《青年》(此书并末写完)。按作者的构思，它们应当组成一部“反映人生4大时期”的长篇小说。

60年代初，托尔斯泰决定了他的终身大事。1862年，他迎娶了出生于莫斯科医生家庭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

1863一1869年期间，作家潜心创作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此后，他又对彼得大帝及其所处年代进行了数年的研究。然而，在有关彼得大帝的长篇小说若干章节完成之后，他却突然辍笔了。70年代初，托尔斯泰再度对办学产生了兴趣。他为编纂《识字课本》和后来的《新识字课本》花费了很多心力。当时，他还编写了《文学读物》，收录了自己的众多作品。

1873年春，托尔斯泰开始创作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巨著，并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该小说，这便是《安娜·卡列宁娜》。4年后，此书终于完成。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思想危机，世界观发生了剧变。在1879—1882年期间完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自己观念的转变，这便是与贵族思想决裂，转向“普通劳苦大众”一方。

80年代初，他举家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迁往莫斯科，以便使日益成年的孩子能够接受更为良好的教育。1882年，莫斯科市进行了人口普查，托尔斯泰也参与其中。他近距离接触了莫斯科贫民区的生活，并在关于人口普查的文章以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的论著中，详细描述了贫民们可怕的生活。作家在论著中得出了主要结论：“……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这样生活，不能!”在《忏悔录》与《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中，托尔斯泰既是作家、政论家，也是洞察心灵的心理医生和勇敢的社会分析学家。这些作品虽然属于政论文章，但却包含艺术情节，极富多样性，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年以及此后的数年间，托尔斯泰还创作了许多宗教哲学文章，如《教条神学研究》、《我的信仰是什么?》、《4部福音书的组合、翻译与研究》、《天国在您心中》。文中，作家不仅阐述了自己宗教道德观念的变化，还对正统教派的主要教义及学说原则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80年代中期，托尔斯泰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在莫斯科创办了《中间人》杂志，为百姓出版书籍和图片。托尔斯泰本人为“平民百姓”所写的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人靠什么活着》。与同系列的其他小说一样，托尔斯泰不仅运用了民间故事，还利用了口语中非常形象的表达手法。他为平民剧院创作的剧本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与民间小说紧密相连。尤其是1886年推出的《黑暗的势力》，它反映了改革后农村的悲剧，世代沿袭的古老秩序被“金钱万能论”所颠覆。

80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伊万·伊里奇之死》、《霍尔斯托密尔》(《一匹马的故事》)、《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在上述作品以及短篇小说《魔鬼》(1889—1890)、十篇小说《谢尔盖神父》(1890—1898)巾，出现了有关爱情与婚姻、家庭关系纯洁性的主题。

1895年的中篇小说《主人与雇工》，创作背景是社会及心理的巨大反差，其风格与托尔斯泰８０年代创作的平民系列小说相似。5年前，托尔斯泰曾为“家庭话剧”创作了喜剧《教育的果实》。其中也有“主人”和“雇工”形象：居住在城里的地主贵族和来自饥饿农村、失去土地的农奴。在塑造前者形象时，他运用了讽刺手法，后者在他的笔下，则是一群有智慧的正面人物，但在某些剧中也被“抛入”颇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中。

贯穿上述所有作品的主线，是对解决无从回避的、随处可见的社会矛盾的思索，是对更替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秩序”的思索。托尔斯泰在1892年写道：“解决方案究竟怎样，我不知道，但事情已经发展到必须解决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卜，生活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一思索在托尔斯泰后期最重要的作品《复活》(1889—1899)中得到了体现。

《安娜·卡列宁娜》与《战争与和平》之间相隔了不到10年，而《复活》与《安娜·卡列宁娜》之间相隔了20年。尽管第三部作品与前两部差异很大，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对生活史诗般的描绘、通过对个别人物命运的描写来展现人民的命运。托尔斯泰亲口道出了自己作品的相同之处。他说，《复活》是用“老手法”来写的，这主要是指他创作《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宁娜》时采用的史诗式“手法”。《复活》是作家的最后一部长篇。

20世纪初，教会革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

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作家一直在创作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896—1904)，力图对比“独裁统治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以尼古拉一世为代表的欧洲体制，另一个则是以沙米尔为代表的亚洲体制。在此期间，托尔斯泰创作出了自己的戏剧杰作《活尸》。 主人公费佳·普罗塔索夫仁慈、软弱、有良知，他离家出走，与熟悉的生活环境一刀两断，来到了“底层”甚至法庭中，他因无法忍受那些“正派”人士的谎言和惺惺作态，用自杀结束了生命。1908年创作的《我不能沉默!》一文相当尖锐，托尔斯泰在文中反对镇压1905—1907年事件的参与者。这一时期，他的作品还包括《舞会之后》和《为什么?》。

由于对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生活感到苦闷，托尔斯泰多次打算离开那里，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他感到无法再按照“居住在一起，但却分开”的原则生活下去，便在10月28日(11月10日)凌晨秘密离开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途中，他感染了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这个小车站(现更为列夫·托尔斯泰)停留，并在此溘然长逝。1910年11月10日(23日)，他被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林间的沟壑旁。童年时代，他曾在那里与兄弟一起寻找“绿树棍”，据说树棍中藏有如何令所有人幸福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