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骄傲的是,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我们两国人民、两国法学家之间一座小小的、但可靠的友谊之桥。”今天下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道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当黄道秀回忆起几天前那庄重神圣的授勋仪式时,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1月4日下午,在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城市下诺夫哥罗德举行的“友谊勋章”授予仪式正式开始。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亲手授予黄道秀“友谊勋章”后,再向她献花,黄道秀站到演讲台上致辞……这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未及两分钟的发言几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黄道秀把“友谊勋章”授予仪式上的部分照片发表在自己博客上,又以《感谢祖国》为题写下了当时的场面和心绪,“我的博客名字是‘草茉莉的博客’,你上搜索引擎很容易找到。”黄道秀对记者说。
　　“50年里我只做了一件事:研究、教授和翻译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法律。”黄道秀说。
　　今年春天,黄道秀度过了自己70岁的生日,她将半个多世纪以来孜孜以求的学术生涯浓缩在这句话里。多少辛酸苦辣、艰难困苦唯有她自己最清楚。
　　1962年,21岁的黄道秀以全优成绩从四川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后远赴首都北京,在走进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大门后就再没更换过单位。
　　她在这所学校里教授多年俄语后,对法律产生了兴趣,“我翻译的《苏维埃行政法》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法学专著。”黄道秀说。
　　1983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苏维埃行政法》,这是黄道秀的第一部译著,整部著作的全部译文都经她工工整整地写在一页页稿纸上。黄道秀对记者说:“我有300万字译著是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哪有后来用电脑这么方便。”
　　黄道秀清楚地记得她购置第一台电脑的日子――“1992年3月27日”,她笑着告诉记者,为买下那台286组装机,家里破费了1万多元,尽管那电脑有过“憋死人”的时候,但对于翻译俄罗斯法律书籍来说,无疑是个好帮手。
　　记者在黄道秀家的一张书桌上看到一台簇新的23寸液晶宽屏新式电脑,开机后屏幕背景图片呈现的是俄罗斯新圣女修道院――蔚蓝天空下,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波光粼粼的湖水,映衬着修道院高大墙体的不凡气派。
　　黄道秀最新一部译著,是由她主持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俄罗斯民法》,全书160余万字,她亲自翻译了第一卷。在黄道秀的学术译著清单上,出版日期由近及远地排列着《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全译本)、《俄罗斯刑事诉讼教程》、《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典》等等书目。
　　谈到几十年来为什么执著不懈地翻译前苏联和俄罗斯法律著作,这位教授向记者披露的心迹是:“我经历过文革时期不讲法律的那些日子,也知道新中国成立时借鉴并沿袭了前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前苏联解体后,他们的法律理念和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不了解这些变化。”
　　黄道秀凭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她在国际间的积极奔走,促成了中俄两国法学界密切的学术交流。迄今为止,她访问俄罗斯已达数十次之多。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喀山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和法学院在内的俄罗斯法律院校,与我国法律院校建立起校际交流关系,而她本人也与众多的俄罗斯法学教授以及俄罗斯联邦各法律部门建立起广泛的交流合作联系。
　　作为著名学者,黄道秀数十次出席全俄国际刑法大会、亚太地区比较法大会、亚欧法律大学以及俄罗斯多所国立高等学院举办的国际性法律学术会议,并在历次大会上做报告以及发表论文,多次出席国内举行的国际法律大会并作报告和发表论文。
　　然而,黄道秀并非一心钻进象牙塔、不知人间俗事的学者。她对记者说:“我有家,我也要吃饭、女人该做的事我一件没少,比如做饭、洗衣等。”问黄道秀今后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培养好能接我班的人。”黄道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