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新的科技术语层出不穷,产生数量之大、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同名异义、异名同义的混乱现象也是空前的，尤其是翻译所涉及的事物越来越多地成为标准化对象。就拿SARS来说，自2003年5月份在我国发现其病毒以来相关报刊就开始对其命名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究竟是“SARS”、“非典”、“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肺炎”，还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科技术语研究》也曾在2003年第二期组织了16位专家讨论SARS的命名，直到2004年3月份由政协委员钟南山院士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为政协报告中的非典更名”提案（在医卫界委员的热烈支持下）为止，仍未得到有关部门确定公布SARS的汉语规范名（《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一期第13页）。近些年来，类似的现象并不乏见，internet也是在“因特网”、“国际网”、“全球网”、“互联网”等名称中几经较量，最后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经过长期审议才发布了推荐名“因特网”。由此可见，我们科技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之艰难。

一、回顾外来词的历史

在汉语中出现明确的外来词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中古汉语外来词、近古汉语外来词概观上看都曾存在和使用过大量的借音词，如“阿弥陀佛”、“和尚”、“橄榄”、“菠菜”、“珐琅”、“戈壁”、“贝勒”、“福晋”等，初期科技用语的输入也采用了很多音译名，如“咱秃朔八台”（方位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络日伽”（逻辑学）、“斐西加”（物理学）等[6，36-62]。但两千年来这些外来词生生死死、来来去去，有的依然，有的讹变，有的则发生大变。尽管如此，它们在历史上仍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后、乃至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科技及其思想文化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外来词以不同途径进入汉语,其译借方式也及其多样.

二、分析音译术语增强的原因

对于译借方式的选择各方人士出发点不尽相同，提倡意译者大都考虑的是语言本身的特点及民族意识。笔者认为让术语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交际功能和命名功能）应该是选择科技术语译借方式的首要依据。评价术语应看它能否完善地表达当前社会的事物与概念，能否满足当前交际、科学和社会的需要，能否经得住实践的考验。

以往我们采用的意译术语之所以表现出优势，主要是民族间交往较多、国际间交往较少、人们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外语水平）较低、以及权威人士的大力倡导。而在全球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些概念还未等我们“意译为主”，恐怕就已经“约定俗成”了。这不仅仅因为音译术语方便交际、传递信息快，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外来事物或概念是很难用汉语固有的语素体系来意译的。比如，SOS（save our ship）是国际通用的呼救讯号,若将这一紧急呼救形式意译为汉语,就很有可能无法准确迅速地传达求救信息了。

三、展望音译术语的前途

世界经济、科技的国际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国际经济、科技的一体化导致了国际化词汇（主要是科技术语）的出现，这是国际社会日益频繁交际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高技术、高速度、高效率的标志。随着国际经济、科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语言词汇的国际性问题会越发显得重要，目前，国际上科技术语的国际化日趋明显。

四、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定名原则

就目前状况来看，借助于音对术语定名与意译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为了“见词明义”来坚持“意译为主”而导致同一概念多种名称对术语规范工作是有害无益的。因此，修正术语定名原则势在必行。

从1949年至今，由各个阶段的大陆机构研究制定的术语集已经出版了660种，数量相当庞大。这些虽然是自然科学术语方面的规范，但大多涉及外语的音译与意译[6， 222]，而我们在定名原则上仍在“一概地”坚持“意译为主”，由此可以看到我们语言政策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