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初

1937年4月初，蒋经国带着苏联籍妻子芬娜乘苏联轮船“马特洛索夫号”到香港，登上了中国的土地。在香港码头下船时，他的弟弟蒋纬国及一大批中国官员恭候迎接。

蒋经国到苏联时，弟弟蒋纬国才9岁，还是个小毛孩子，可如今，已长大成人，且长得一表人才；而自己已经27岁，拖家带口，今非昔比了。弟兄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芬娜在苏联人迹荒凉的西伯利亚，从没有见过如此华丽的都市，更没有见过这般隆重的欢迎仪式。此刻她便认识到，她的丈夫蒋经国回到中国后的境遇将会比在苏联发生很大的变化，可以后如何，她暂时还难以预料。

蒋经国和芬娜在香港逗留数日后，便由蒋纬国等人陪着来到上海。到上海后，蒋纬国先到南京通禀蒋介石。两日后，蒋经国与芬娜按蒋纬国的安排，乘火车到了当时蒋介石坐镇一方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金陵古都南京。

此时的蒋经国和芬娜心里都忐忑不安，不知父亲蒋介石肯不肯召见他们这对万里迢迢从苏联赶回来的夫妇。他们在暂时落脚的宅邸里，度日如年地等候蒋纬国传来的好消息。

过了好几天，蒋纬国才回来，告诉蒋经国此时的蒋介石已不在南京，回了老家溪口。他亲自又回了一趟溪口，安排兄嫂与父亲蒋介石见面事宜，可当时的蒋介石不哼不哈，不冷不热，就是不说什么时候与蒋经国夫妇见面。

听了蒋经国的话，蒋经国有些沉不住气了，问蒋纬国是不是蒋介石讨厌苏联女人，不同他见面是因为他带了个苏联媳妇回来。

蒋纬国对蒋经国说:“当初父亲同意你从苏联回来，可是你和嫂嫂真的回来，他老人家又不肯见，主要不是因为嫂嫂是个苏联女人，从口气听出他老人家还是对你当年在苏联报纸上公开骂他之事，心存很大芥蒂!大哥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连父子君臣都不顾，而轻信俄国人的中伤和煽动，做出那伤了老人家心的蠢事。”

蒋经国叹息说:“纬弟，事情已过多年，还说那些有什么用呢？全怪我当年过分偏激，否则又怎么能做下终生痛恨的事呢？如今父亲不肯召见我，而我又不能去溪口见他，难道就让我与妻小困死在南京吗？”

蒋纬国立即劝道:“不不!大哥你千万莫急，太急反而坏事。再忍耐几日，会有机会的。”蒋纬国还告诉哥哥这次蒋介石去溪口不是为了躲避他们夫妇，而是为了躲避那些因张学良遭软禁而替张学良求情的说客。他还告诉蒋经国他做蒋介石的工作没做通，便向随蒋介石去溪口的几位国民党大员请求帮忙，如戴季陶、陈布雷、冯玉祥等，经他们出面后，一定会“柳暗花明”的。

蒋纬国说得果然没错，两天后的一个傍晚，一辆黑色豪华的小轿车驶进了蒋经国与芬娜临时下榻的那座宅院。车门开处，走下来一位穿黑呢料中山装官员，看见蒋经国与芬娜后急忙作揖赔笑，身后紧跟的是蒋纬国。经弟弟引见，蒋经国与芬娜才知来人是蒋介石手下亲信、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

蒋纬国告诉蒋经国与芬娜，蒋介石已决定要接见他们，特派毛庆祥将军来接他们。接着毛庆祥又对蒋经国夫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说让他们先到杭州拜见过现夫人宋美龄，再回溪口与他相见。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蒋经国夫妇先到杭州“澄庐”别墅拜见了宋美龄，然后赶回溪口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此次到溪口，一是为了避开那些替张学良说情的人，二是为他的胞兄蒋介卿——因其弟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而惊吓中风不治而死。前来溪口的国民党中央要人有: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戴季陶、陈布雷、朱家骅、阎锡山等。

就在蒋介石刚在溪口办完了蒋介卿的丧事，毛庆祥便赶回溪口，告诉蒋介石，蒋经国和芬娜已在杭州拜见过宋美龄，就等着回溪口与蒋介石见面。

“不见，不见!”此时的蒋介石，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有意当着自己手下的这些要员们闹一闹，因为当初蒋经国在苏联骂他，对他是个不能容忍的丑闻，如果当着众人的面轻易就答应同蒋经国夫妇见面，便会显得很丢面子。

“我现在烦得很!娘希匹!我根本就不想让他从苏联回来，当然就更不想见他!当年，他在莫斯科把我骂个狗血喷头，哪儿还有我这个父亲？告诉他，我就是不见!”蒋介石边说边骂边将坐榻拍得山响。他这一震怒，把毛庆祥给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也疑惑不解。毛庆祥对几天前蒋介石在丰镐房向他的秘密授意记忆犹新，蒋介石亲口对他交待让他去南京接蒋经国，先带他们夫妇去杭州拜会宋美龄，然后将他们夫妇带回溪口与他见面。可今天何意当众又出尔反尔呢？

这时，对蒋介石的品性了如指掌的冯玉祥，看透了蒋介石的真正用心，便朗声大笑说:“不行不行!委员长!你不让经国和太太回家来，是根本没有道理的!当初经国去俄国求学，那可是经你同意送去的，又不是他私自出走，此时他学成归来，回故乡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何不许他带着太太来见你呢？你刚才说他在苏联骂你，那件小事早已过去，你为何还要记恨他呢？其实，在政治斗争中吵吵骂骂这类事，何必计较呢？委员长，当年我们在中原大战时，蒋、冯、阎三家也是大骂不休的，现在大家还不是聚首一处，为国事而称兄道弟吗？”

“冯将军所言极是!”阎锡山此时也看出蒋介石是当众演戏，以便挽回面子，便附和冯玉祥道:“经国先生在苏联登报骂人，我们都要多多谅解才是。中国古话说:‘人在屋檐下，怎可不低头？’当时经国年纪轻轻，只身在苏联，共产党公开咒骂你背叛革命，屠杀革命党人，如果经国不站在苏联一方，对你有个政治交待，苏方能够容忍下他吗？至于他是否真骂，只有天知道。父子天性，经国与你委员长哪来的仇恨？如果经国真与你势不两立，他为什么还要回国？他为什么还要来溪口见你呢？”

“对的，委座!”朱家骅也决不甘失去在蒋介石面前取宠的机会，便侃侃进言道，“经国先生此次从苏联归来，恰好正是革命最紧要的关口!他在此时回来，自然会成为委座在政治上与共党斗智，在军事上与共军对垒的重要力量!又为何对旧恨耿耿于怀，将亲生骨肉拒之于门外呢？况且经国先生又是带着太太，抱着孙子回来的，委座就是不见儿子，也应该见见孙子呀!”

接着，林森、居正、何应钦等也都随声附和地劝了蒋介石一阵。蒋介石见目的已达到，便故作无可奈何之状，拍拍额头叹道:“唉!造孽造孽!既然大家如此说，我也只能违心见他们一面了，谁让我有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呢？”然后，便又向毛庆祥吩咐去接蒋经国来见他。

就在毛庆祥奉命刚要去办的时候，却又被蒋介石叫住，说:“我特别讨厌的，还是经国从苏联带回来的俄国娘们!告诉她，来时要穿上中国的服装，否则穿着那俄国人的洋装，我可是不见她的!”

听了蒋介石的话，众官员都哄笑起来。冯玉祥道:“你这公公未免有些过分，其实媳妇穿什么衣服来见你，又何必操心呢？”

“不行!我看不惯!”蒋介石愠怒地拍拍床榻，怒道，“如果不是夫人劝我，当初我就下令蒋廷黻不准经国带那个俄国女人回来!可是夫人偏说经国与那个叫芬娜的俄国女人有特别的感情，我才不得不让步!”

“看来夫人还是通达女人之间的心情。”冯玉祥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经国在苏联一呆就是12年，如果没有这位俄罗斯女人，他又如何熬过那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依我之见，你不但要见这位芬娜，还应该好好地奖励这位苏联姑娘才是!因为是她与经国的患难之情，才使得他们能有回国的一日!芬娜是有贡献的!”听了冯玉祥的话，蒋介石心头微微一动，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蒋介石赐名“蒋方良”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终于在溪口召见了蒋经国和芬娜。

那天，芬娜按照尚未见面的公公的要求，改换上毛庆祥为她准备好的一件深缎面的中国旗袍。这件旗袍穿在她窈窕的身上，显得十分得体，同时又将往日蓬松披散的金黄色长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显得更加妩媚可爱。如果不是那双蓝眼睛，简直就像一个中国女子!她跟在蒋经国的后面走进丰镐房的“素房”。到了正厅的东楼，大厅里铺着高级的英国地毯，一色的西洋家具，陈设格外奢华。在一大排沙发前，正中端坐着一位手拄藤杖，身着长袍，神色冷峻的秃顶而清瘦的老人。

那位正襟危坐的秃顶老人，正威严地注视着蒋经国和芬娜。蒋经国在一刹那间怔住了，在他的印象中的广州戎装佩剑的父亲蒋介石与跟前的父亲反差太大，但他还是极迅速地认定了他就是自己的父亲，便拉了芬娜一把，冲动地走上前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毯上，依照蒋家的老规矩，向端坐在上的蒋介石“咚咚”地叩起头来，口中叫道:“爸爸!您的不肖子经国回来啦!”

“哦哦，回来好!回来就好!”蒋介石虽然预先已知道分别12年的儿子马上就要来见他，但蒋经国真的跪在他面前时他还是吃了一惊。因为当年送他赴苏时，还仅仅是个15岁的小孩子，且长的又瘦又小，而如今12年过去，他已是27岁的成熟青年，身材比过去长高了，而且敦厚而笃实，身穿一套银灰色的西装，显得潇洒和干练。就在蒋经国刚才没进门之前，蒋介石还为他当年在苏联骂他的往事有些恼火，可是现在看到儿子风尘仆仆地跪倒在自己面前磕头喊“爸爸”时，他的怨恨全消。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亲自弯腰将蒋经国搀扶起来，紧紧抓住他的手，含着泪光的眼睛在蒋经国身上扫来扫去，半晌说道:“你……你真的长高了!”

沉默瞬间，蒋介石的目光又冷漠起来，投向了呆立在门厅前的芬娜。这位从俄罗斯来的洋媳妇，依然木立在那里。他不明白，也没想到丈夫会突然而迅速地丢开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毯上，蒋经国刚才拉了她一把她也没反应过来。她对瞬间发生的一切既感到突兀又感到新奇。

“芬娜!你怎么还愣在那里？还不快来见爸爸？这就是我多次跟你说过的爸爸呀!”蒋经国从蒋介石忽然又阴沉的脸色上，意识到了什么。急忙回身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忙对芬娜喊道。

芬娜急匆匆走上前来。她紧张而又惶惑。听到丈夫的喊声，她才知道那位秃顶老人就是她的公公，即赫赫有名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芬娜亲切地来到蒋介石面前，用刚学会的中国话，笨拙地喊了声:“父亲!”

但是蒋介石对芬娜不理不睬，冷冰冰的眼睛在芬娜的旗袍、金黄色的头发和那两只蓝幽幽的眼睛上一掠而过。此时，他心里对这位俄罗斯女人充满了厌恶，他不仅厌恶她的国籍和出身，更厌恶她的大逆不道，一位初次拜见公公的儿媳，居然胆敢不跪!娘希匹，岂有此理!

芬娜怔在那里，感到尴尬万状，手足无措。这位从小生长在俄国西伯利亚乡村的孤儿，仅仅是在来中国前，在国民党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墙上见过未来公公的照片，她印象中的公公应该是位对晚辈豁达大度的英武军人，可是如今活生生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蒋介石，却是位冷漠寡言，心胸狭窄的秃顶老人。冷峻无情的蒋介石与在杭州见过的宋美龄形成鲜明的对照，公公与婆婆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待人接物上完全是两种人。

蒋经国见芬娜被蒋介石冷落在那里，有些神不守舍，便急忙对蒋介石说:“爸爸!我在苏联这些年很艰苦，前几年在莫科斯上学还过得去。后来，因为苏联接二连三地发生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我被迫到了苏联最寒冷的西伯利亚。在那里，如果没有芬娜给予我的患难之情，我恐怕早已活不下去，今天也不可能回到您的身边来!芬娜初来中国，有些礼节不懂，语言不通。如果芬娜有什么失礼不周之处，还望爸爸您看在她与我多年患难之情，给予谅解!”

蒋介石听了蒋经国的话，又联想起冯玉祥前面对他所言，不能不从心里对芬娜产生一种感激之情。他微微地侧转身来，重新以欣赏的眼光打量着芬娜。由于心境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这次看芬娜感到她生得很美丽，很娴雅，宛如一朵淡淡的紫丁香花那样，浑身散发着温馨的香味儿。正是她，在自己的儿子最艰难的岁月给了他无私的帮助并与儿子并肩走到今天。刚才因她不跪拜自己的不快，渐渐被一种莫名的爱怜所代替。

蒋介石重新投向芬娜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说:“言语不通可以慢慢地学嘛!这不难的，我马上可以命令他们去选一位合适的教师来!”蒋介石见芬娜呆呆地在向他温情地笑着，便略一沉吟，转身对蒋经国说:“只是，你该让她入乡随俗才是!经国你可知道吗？我们现在的蒋家不再是过去的蒋家!你的媳妇不仅要穿咱们蒋家的衣服，说咱们家族的语言，她那个苏联名字也不该再叫了……”

蒋经国听蒋介石的话，立即明白是什么意思，马上对蒋介石说:“爸爸!既然如此，您就为芬娜赐个名字，她一定会很高兴。”

蒋介石托腮冥想一阵，说:“经国!我看你的媳妇就叫方良吧!也就是方正贤良之意!如何？”

蒋经国马上表示这个名字很好，他没有意见，然后他用俄文翻译给芬娜，告诉她公公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蒋方良”，让她向蒋介石致谢。

于是，芬娜恭恭敬敬地向蒋介石施了个鞠躬礼，以谢赐名之恩。

溪口的隆重婚礼

蒋经国和芬娜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先拜宋美龄，再拜蒋介石，最后才拜见自己的生身母亲毛福梅。

开始，毛庆祥通知蒋经国和芬娜首先去杭州拜见宋美龄，而不是去拜见自己的生身母亲，蒋经国心里就有反感。但她也知道这也就等于是见蒋介石的条件，如不见宋美龄，蒋介石可能就不会接受他和芬娜，那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所以心里纵是一百个不愿意，此时此刻也得奉旨行事。不过见了宋美龄认其做母亲也只是逢场作戏，毕竟他与宋美龄没有任何感情，更谈不上养育之恩。他心中念念不忘、巴不得立刻就见到的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生身母亲毛福梅。

至于芬娜，在苏联时，就听蒋经国经常对她谈起毛福梅这位未谋面的中国婆母的苦难经历。蒋经国也曾当她的面夸过他的母亲聪慧娴静、心地善良。关于在杭州见过的婆婆，刚开始她不甚了解内幕，后来蒋经国给她解释了，她才知道彼此是怎么个关系。现在，宋美龄她已见过，而真正的婆母毛夫人还未见到，她也想早点见到这个真正的婆母。

在丰镐房主楼“素居”的西侧，有一栋6间青砖平房。蒋经国带着蒋方良在那里见到了独居于此的两鬓苍白、容颜憔悴的老母亲。

见到老母亲，蒋经国和芬娜双双跪下给老母亲叩头请安。毛老夫人俯望着跪倒在自己膝下的儿子和儿媳，喜泪如雨而下。她用手抚摩着蒋经国的头脸，仔细地从这张既熟又生的脸孔上，寻觅着对他儿时的印象。

蒋经国把跪在身边的蒋方良介绍给母亲。毛福梅万没想到儿子从俄国为她带回如此俏丽的儿媳妇，满心喜欢，紧紧地将蒋方良揽在怀里，胡乱地用手抚摸着蒋方良的发鬓和脸腮，表示着心中无限的爱昵。

在蒋方良的眼里，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善良而平易近人，与先前见过的宋美龄不是一类人。宋美龄待她热情，她总感到有些做作，而毛夫人的言谈举止使她感到充满真诚。她心里真正喜欢的倒是后见到的这位婆婆。

按照当地的风俗，凡是在远方成婚的儿子，回到家里时，还要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再补上一次婚礼。毛老夫人便提出为儿子和方良重新补办婚礼。由于事先蒋介石没提及此事，蒋经国考虑到母亲的处境，怕给母亲带来不便，就和方良谢绝母亲的好意。

这时，毛福梅亲昵地抚摸着儿媳蒋方良金黄而柔松的头发，毅然决然地撑直腰杆说:“不!这个规矩是不能免了!只要娘还有一口气，就非要你们热热闹闹地补办一场婚礼不可!”

实际上，在给蒋经国和蒋方良补办婚礼这件事上，蒋介石并没有为难毛福梅。这是因为蒋介石已承认了蒋经国与蒋方良在俄国成婚多年的既成事实。特别是他考虑到儿子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蒋方良的爱，那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情谊。并且，蒋介石还从儿子蒋经国对蒋方良的关切程度，觉察出这桩婚姻的基础是相当牢固的。更为主要的是，蒋方良在苏联为蒋家生下了一双儿女，深得蒋介石的喜欢。所以他也压根儿没有破坏家乡这门规矩的道理。最后，还是蒋介石亲自下令为蒋经国和蒋方良补办婚礼。

补办婚礼那天，丰镐房热闹非凡。正厅内锦缎包梁，地毯匝地，红烛炫目，灯盏耀人。各路国民党大员专程送来的贺礼，堆满了丰镐房左右两厢大厅，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喜庆的红匾从丰镐房正厅一直排到楼外廊庑。先鸣礼炮，然后是几班乐班依次吹奏《喜盈门》《百凤朝阳》和《富贵花开》等曲。接着仪仗入门，旗、伞、扇……五彩缤纷，雄壮整齐。十余名伴娘、伴郎先行进门铺展一卷红毡。最后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披红绸的蒋经国乘4人所抬的“肩舆”和新娘蒋方良所乘的绣有吉祥如意的8人抬大红呢官轿临门。随着一串喜庆的鞭炮炸响，官轿落地，伴娘撩起轿帘。新郎官蒋经国急忙迎上前去，从官轿内搀出凤冠霞帔的新娘蒋方良。新娘一出轿，人们齐声喝彩，都被蒋方良的美貌和她身穿的蒋介石下令特制古老雅致的婚礼服而惊叹!

蒋方良面如桃花，牵住蒋经国递过来的一条红绸的一端，步履轻盈地沿着那红毡路走向丰镐房。她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诧不已，如此盛大隆重的婚礼场面，她平生是第一次见过，不仅使她回想起几年前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俱乐部的婚礼，大有今非昔比之感。公公、婆婆让她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新做了一次新娘，又如此风光，她心里充满了幸福感激之情。

婚礼过后，蒋介石又下令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下，建小洋房别墅一幢，供蒋经国和蒋方良一家四口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