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 　　随着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和苏联军队攻入德国境内，欧洲战场上德国的败亡指日可待，而消灭远东战场上日本军国主义也被盟国摆上了日程。为了进一步协调盟国的军事行动，处理战争中遗留的问题，并讨论战后的国际秩序，1945年2月初，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镇雅尔塔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美苏三强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文件：《克里米亚会议公报》和《雅尔塔协定》。前者是三国就战后欧洲等问题达成的谅解，后者则是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所达成的秘密协议。这两个文件是战后美苏在欧洲和亚洲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依据，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世界局势是与这两个文件的规定是一致的。 　　但是雅尔塔体系并不是通过雅尔塔的一次会议直接形成的，而是1943 年至1945 年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次国际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间为构建世界战后蓝图，公开或秘密地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总和。此外，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开罗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旧金山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和谅解，也是雅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中以雅尔塔会议尤为关键和重要。 　　在雅尔塔体系下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就是由美苏大国安排和主导，从而形成了两极格局。雅尔塔体系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制定了彻底打败德日法西斯和处置战败国及其仆从国，以防止法西斯东山再起的战略。 　　2.重新划定了欧亚的政治版图，根据当时三大国的军事实力，重新确定了边界和势力范围，尤其是重新划定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 　　3.成立联合国，并在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表决程序上实行“大国一致”原则，作为协调国际纷争，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 　　4.对德、日、意三国的殖民地以及国联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自治权利。 　　具体来说，雅尔塔体系对于世界的布局主要围绕欧洲和亚洲两个地区展开。雅尔塔欧洲格局的主要内容是盟国对欧洲疆界和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例如在二战欧洲的策源地德国，为防止纳粹势力东山再起，盟国在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和管制的政策，苏联占领德国东部，英国占领西北部，美国占领西南部，而法占区则处于英占区和美占区之间。虽后在英、美、法占区和苏占区的基础上分别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会上几经争论，把波兰西部边界划在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一线，东部边界基本上以寇松线为界，这样苏联和波兰西部边境依次西扩，德国边境线西缩，普鲁士从此在地图上消失。此外，盟国还对意大利、奥地利以及芬、保、罗、匈等分别作了处置。以德国分立为标志，西欧和东欧分别成为美苏的势力范围，美苏对峙局面在欧洲形成，这就是雅尔塔的欧洲格局。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格局也在亚洲逐渐形成。雅尔塔亚洲格局的形成是基于以下三个事实的基础上：中国在长达15年抗日战争中所作出巨大牺牲和发挥的巨大作用，苏联对日参战并击败日本关东军，以及美国与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尽管雅尔塔体系的亚洲格局受苏、美、中三国的利益和要求影响，但主导者却是美苏两国。 　　雅尔塔体系重构了远东的区域格局，并把这一新格局通过国际法确认下来。如中国收回了先后被日本殖民多年的东北和台湾，朝鲜也摆脱被日本殖民的地位获得了独立，而日本则被限制在本土范围之内。1943年中英美三国发布的《开罗公报》上规定：“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在美、英、苏三国于德国投降后在波茨坦举行首脑会议期间，发布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然而为了换取苏联的对日参战，美国、英国两国除答应把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外，还出卖了中国的主权。例如雅尔塔协议中规定要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旅顺租借给苏联作为军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等等，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出卖盟国中国的主权是美国对日战争的一个基本估计下做出的。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一个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估计在欧洲胜利后日本还会再支持18 个月，在日本进行本土决战，美军可能得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 　　美国则在排除苏联独占日本(中国作为当年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在美国的邀请之下，蒋介石一度打算派出以孙立人为首中国驻日占领军进驻日本，后由于国内形势所迫，这支部队未能成行)，并接收了取得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据点，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试图结束冷战，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局面：他率先单方面解散了“华沙条约组织”，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弱化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并撤回驻军，同意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同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体、北约东扩这些战后重大事件，促成雅尔塔体系的欧洲格局解体。 　　但是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的解体，并不代表着雅尔塔体系构建的全球秩序已经瓦解。例如作为雅尔塔体系重要成果的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体制，仍然在协调国际矛盾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世安就认为：冷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并没有崩溃，崩溃的只是两极格局。在规划世界和平与新的世界秩序方面，雅尔塔体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体系都更全面。在雅尔塔体系内，有超国家的国际行为体，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等。这些机构有效地捍卫着战后的“均势”与“和平”。 　　当我们再把目光放回亚洲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看到雅尔塔体系的亚洲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而且随着近年美国推行的重返亚太战略，进一步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一格局反而有加强的趋势。美国不但仍对日本实行着占领，而且不断在强化同盟关系。美国还加强了在韩国的存在。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的解体也并不意味着雅尔塔在亚洲体系就结束了，相反地，雅尔塔体系在东亚仍然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认为：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了，但在远东并没有结束，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及其由中俄美等大国提供的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谓“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钓鱼岛等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轻言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法权结构已经解体，那么，亚太相当一些在抵抗日本法西斯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领土或国家的主权地位就会失去法理基础。 　　作为大国政治的产物，雅尔塔体系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作为抵抗法西斯牺牲最大，作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却被置于雅尔塔会议之外，其主权还被牺牲；蒋介石作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对此却一直不知情，直到雅尔塔会议四个月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才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又过了几天之后，苏联驻华大使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告诉蒋介石。 　　尽管雅尔塔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美苏强权政治的产物，但由于它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一个成果，也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在处置战败国以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及承认被压迫民族独立自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尤其是中国收回了一度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岛及其相关岛屿的主权，朝鲜独立，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对于保障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近代日本崛起以前东亚区域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呈同心圆样式格局的朝贡体系，在西方凭借其新的国际法体系和船坚炮利进攻下，朝贡体制逐渐解体。而而日本崛起后武力的侵略和扩张，中国几千年的中心地位被颠覆，在东亚形成了以日本为主导的区域秩序。而当前情势显然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局面，中国和日本分别位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和第三位，中日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而当前东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与深化，也在催生和呼唤着一种新的区域秩序。作为东亚区域的大国，中日两国在这个过程中负有非同一般的责任。有鉴于欧盟的发展壮大源于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夙敌的和解，中日之间的彻底和解对于维持亚太地区和平和构建区域新秩序至关重要。 　　但是当前中日之间围绕主权和历史之间产生的分歧，又不断警示我们构建新的区域秩序的困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日彻底和解上的困境和相互理解上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六十多年的那场战争的不同理解。 　　为了重新分析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有必要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对日战争分为两个性质和逻辑上有着显著差别的部分。即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战争”是两个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日美两个霸权在扩张过程中产生碰撞，其中暗含着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逻辑；而大东亚战争则具有与此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对日本来说是一场侵略、殖民扩张的战争，这对于日本邻国来说这则是一场自卫和反侵略的战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认为：“东亚全体几乎是在没有彻底清算历史情况下进入‘战后’的。东北亚的‘战后’起源于1945年的日本战败，而战后的标志性事件是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东京审判确立了战后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这是一个英国和美国为霸权主导结构，它以正义之名审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行，而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侵略战争只是附带性审判，没有与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战争同等对待。” 　　遗憾的是，战后对日本的惩处却主要依据的是太平洋战争的框架，而这种太平洋战争之下的惩处还因为社会主义势力在亚洲大陆的崛起而被打了折扣。这不仅表现了战后初期的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中，这次审判使战争的真正祸首免于起诉，许多战犯被免于处罚。中国、朝鲜和越南这几个日本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对日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之外，而在旧金山体制之下，日本只是作为一个战败者被审判、被惩处而并没有被作为一个侵略战争者和反人类罪行的制造者而受到应有的惩处。日本也错失了在侵略战争视野之下认真反省历史的机会，这也是日本国内盛行的对二战中侵略亚洲国家的粉饰和辩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并达成中日的彻底和解，也许我们必须要回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起点之上重新思考。当年中日蜜月似的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美关系缓和大背景下，是建立在在回避双方分歧、搁置争议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真正的中日和解的基础上。尤其是中方的对于日本侵略历史宽容和克制，例如主动放弃对日本国家索赔、在领土问题上搁置对日争议等。中国这种单方面的克制和宽容，反而压抑和强化了中国人心中的受害者意识。 　　此外，中日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还因为近代以来中日历史经验上差异性(日本没有被殖民和侵略的经验，而中国两次现代化进程都被日本人为的打断)而被进一步被弱化。构建东亚区域新秩序必须建立在中日真正和解的基础之上，而中日的彻底和解则必须超越差异性极大的历史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认为：东亚内部的各个地区在近代形成民族国家时，积累起差异性极大的历史经验，如中国有被日本与西方双重半殖民的经历，而日本就没有被“殖民”的经验，韩国和日本则有被日本殖民的经验。这种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决定了东亚不同国家在处理与西方和面对邻国关系时，其感情和理念往往会出现反复摇摆移动的状况。 　　总之，中日双方只有重新清算日本侵略的历史，并克服和超越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中日和解，为创建东亚区域新秩序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