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门捷列夫已成为俄国最有名的化学家。他既是首都大学教授、教研室主任，又是俄国物理化学协会最活跃的会员，积极参与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绝对现实意义的课题的研究，成了俄国化学界的领袖。作为一个全面的学者、理论家和实践家，他的威信与日俱增。他的学术观点、理论和见解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同行的承认，如在英国，他是备受推崇。在国内他被选为许多学术团体的荣誉成员。

　　门捷列夫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十分稳固，他的生活和事业中几乎没什么波折，晚年也注定是光荣而平定的。

　　但是，对于沙皇政府的上层官僚来讲，这位享誉世界的先进科学家却不是同志和战友。由于他强烈反对陈规陋习和蒙昧主义，沙皇政府的高官们对他都高度警惕，怀疑他是隐蔽的革命者。他们给他的学术活动的最高评价是“某种手工活动”。但是，当他们需要解决某种科技或经济难题时，就把门捷列夫这个“有经验的工匠召来，命令他完成各种工作。同时，他们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个人情况、社会地位、甚至物质保障都毫不关心。

　　门捷列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但是沙皇政府官员无情的鄙视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和屈辱。

　　门捷列夫和沙皇政府的许多高官都有私交，像教育部长捷利亚、海军部长契哈耶夫、军事部长王诺夫斯基、财政部长维捷和维什涅格拉茨基都是他的熟人。他和维什涅格拉茨基是圣彼得堡第一师范学院的校友，所以关系更近一些。这些人没少指派他干活，有时他也找他们谈自己对工业发展与改革和教育改革的看法。但是，他从不巴结他们，也不力图与他们更亲密，只是出于爱国热情，才接受他们的指派。而且，他从不消极地执行下达给他的研究“命令”。他总是把自己的最佳思路投入其中，详细地论证自己的改革措施和建议，还大胆地批评甚至谴责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为自己的合理建议获得实施与他们争论。

　　门捷列夫也经常公开反对政府官员压制学校里的民主主义萌芽，他不止一次要求人民教育部同意学生们提出的高等教育民主化要求。这种作法使沙皇政府官员把他看作一个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容忍他，只因为他是一个大科学家。而且对他们来讲，门捷列夫不是贵族，没有世袭财产，属于“下等人”，最多是一平民知识分子，可以不必与之计较。

　　所以，门捷列夫从沙皇政府官员、特别是他的熟人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哪怕是在危急时刻。他们经常力图孤立他，因为他是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社会见解的代言人。孤立的最突出表现是1880年沙皇的科学院坚决阻挠将门捷列夫选为院士。

　　其实，门捷列夫是最有资格当选的。他最初起步进行科学研究时就与科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有许多院士朋友。早在1859年就在科学院专刊上发表了论文“论物质的物理性质与它们的化学反应能力的关系”，从那以后不止一次在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论文。1861年，门捷列夫还获得了科学院授予的全额捷米多夫奖金。

　　1874年，一些院士向物理数学分院提出选门捷列夫为副院士。但是，当时科学院的反动领导就采取了反对措施，门捷列夫的候选资格甚至没被提交表决。他们在分院的会议上出其不意地提出了事先就想好的问题：应不应该设立化学副院士这样一个闲职。结果，分院大多数成员表示反对，选举门捷列夫为化学副院士的提议就这样自消自灭了。

　　两年后的1876年，五位院士联名提议选举门捷列夫为科学院同院士，11月30日进行了表决。这时门捷列夫五年前预测的镓的性质已得到完全的证实，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与会的20位院士中有17位投了赞成票，门捷列夫顺利当选为科学院同院士。

　　1880年2月6日，院士济宁不幸逝世。因此，按当时的官方文件“促进艺术和手工业发展的技术工艺和化学院士的宝座空出来了”。一些院士提议让门捷列夫当技术工艺和化学的客座院士。这时的门捷列夫因为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和对气体、溶体、石油及其他问题的广泛、卓越的研究已享誉整个世界。但是，科学院的多数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阻挠门捷列夫当选。科学院的常任秘书试图再次剥夺他的被选举权，还动员科学院院长行使否决权。结果，门捷列夫以9票赞成、10票反对又一次落选。

　　作为俄国最受欢迎的大科学家，门捷列夫未能人选科学院院士在俄国社会引起了一场风暴。许多报纸、杂志一致谴责科学院在选举中的不公正和对门捷列夫科学贡献的忽视。许多机关和组织都向科学院提出强烈抗议。门捷列夫收到了千百封表达问候和同情的信。他是1880年11月11日落选科学院院士的，但是之后两个月内，就收到了俄国许多大学和学生团体授予他的名誉成员证书。

　　1880年11月23日，基辅大学、哈尔科夫大学、新西伯利亚大学、华沙大学、喀山大学、外科医学院、彼得洛夫农业科学院、圣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莫斯科技校、林业大学和其他许多学校的教授们联名给《声音》杂志写了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如下：“科学院物理数学分院1880年11月11日否决了门捷列夫接替已故济宁院士职位的提议。候选人无可争议的功绩和他在国外的知名度使他的落选让人觉得不可理解。最优秀的俄罗斯科学家屡次落选物理数学分院的院士，我们认为社会应当对此予以关注。”

　　当然，门捷列夫本人对此也很难过，尽管他并不追求成为院士。1880年11月23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朋友，您非常了解我的曲折经历，因此您一定清楚，我收到与您的电报类似的信电时是什么心情。

　　我没有指望入选科学院，它会让我不满意的，因为那里不需要我能给予的东西，而我却不想再改变自己。无论是海外的知名度、研究对象的一成不变，还是在科学殿堂中故意作神圣，在我身上将来都不会有，如果说以前不曾有过的话。曾希望我能顺利得到通过，但是现在我讨厌这些，以前的愿望没有了，因此我很高兴。当与您的电报相似的电报接二连三涌来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我不习惯、也没指望、更没想到会有这些电报，还因为我认为没有不朽之人。这正是我的特点，与法国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的性格。

　　当正确的想法到来的时候，由于善意的思考沉重感就会减轻——要知道我仅仅是个原由、契机，以便让新的即自己的愿望能够代替旧的愿望，并在我身上体现出来。所以我愿意为您效劳，为了让科学院的根基变成新的、俄国的、自己的、对大家有用，特别是对俄国科学运动有用的，我时刻准备做一切事情，哪怕是自夸。你们大家，化学协会的基辅会员们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个契机，正因为这样我衷心感谢你们。如果我的解释比较蹩脚，请不要见怪。不然，一切都是痛苦，对我，对俄罗斯的一切都不利，都将导致用俄式长袍代替德式短上衣的闹剧……”

　　可见，门捷列夫的痛苦更多的不在于个人的得失，而在于科学的发展。

　　1880年，一些进步院士多次重提选门捷列夫为科学院院士的问题，但是都没能被提交表决。

　　就这样，门捷列夫至死也没当上科学院院士。

1880年，门捷列夫的家庭又出现了裂痕，本不和谐的家庭名存实亡，再加上落选科学院院士，无异于雪上加霜，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1882年，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娶了安娜•伊万诺夫娜•巴诺娃为妻。至此，家庭的痛苦才算结束了。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门捷列夫才变得十分焦躁，尤其是作为教授，不得不处理与学潮有关的问题，这更让他心焦。门捷列夫开始冷落教授的职责。从1880年起，他就考虑离开圣彼得堡大学，全心全意进行科学研究，结束许多课题。

　　门捷列夫很支持学生们的民主化要求，但他深知，沙皇政府的反动部长们不会理解和接受他们的要求。因此，他有时也劝说骚动的学生们安心学习，同时不止一次地就改善高等教育发表意见。工作满25年时，门捷烈夫要求离开学校。同事锕劝他再干5年，他同意了。1885年，这个5年结束了，他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一次事情解决了一半，门捷列夫可以退休，但仍是编外教授。就这样，又干了5年。1890年，门捷列夫再次表示彻底离开学校的意愿，尽管33年的教授生涯早已使他习惯了圣彼得堡大学的一切。他本想在学年结束时，通过正常途径向学校提出辞职的，理由是想专心研究经济问题，首先是关税率。其实他早在1890年就对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迫使他提前离开了圣彼得堡大学，这便是1890年3月的学生运动。

　　由于莫斯科大学学生被捕，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于3月18日举行革命集会，提出高等教育民主化要求。门捷列夫听说了，但是因为第二天有课要上，再加上着手准备研究棘手的税率问题，就没有注意这一焦点事件。但是他的两位同事来请他和别的教授一起平息学生的怒火。门捷列夫同意了，像1887年一样，又一次担当起为学生请愿的角色。其实他事先就知道这没什么用，但是为了平息事态、不造成无谓的牺牲，他只能如此。

　　3月14日晚，门捷列夫拜访了教育部长，同他谈了学生运动。谈话期间财政部长也来了，还参与了交谈。谈话进行得十分平和，也很平淡，两个部长都没把圣彼得堡大学的事件放在心上。门捷列夫转达了学生的请求，然后，话题转向著作出版的经费问题。他回家的时候已是筋疲力尽。

　　第二天课后，学生们把请愿书交给门捷列夫，请他转交给教育部长。他答应了，还向同事们讲了这个打算。同事们都表示怀疑，说这种行为并不能让学生平静下来。他们生怕负责任，找各种借口逃避向部长传递请愿书。但是，门捷列夫当时就决定亲自去做这件事，支配他的只有一个善良的愿望，那就是保持校园的宁静，即使个人付出些代价也在所不惜。

　　当晚9点，门捷列夫去找教育部长，但是没碰见他，于是就把装有学生请愿书的信封署上日期(3月15日)，留在他的办公室。学生请愿书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下面几条：

　　(1)根据学校章程选举校长和教授，成立学校法庭和学生法庭，承认学生社团。

　　(2)所有中学毕业生，不论信仰和社会地位，不需要秘密鉴定，都可以自由进入大学。

　　(3)教授们有授课的自由。

　　(4)取消检察院的警察职能，禁止降低工资，恢复圣彼得堡大学的科技文献协会和学生阅览室。

　　第二天，门捷列夫就收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他前一天送到教育部长那里去的请愿书袋子上写着：

　　“根据人民教育部部长的命令，五等文官门捷列夫呈送之信件返还本人，因为无论是部长，还是任何一位为沙皇陛下服务的人都无权接受类似信件。”

　　这种书写信函的方式是十分伤人自尊的，就好像你热情拥抱你以为是朋友的人，他却故作矜持，十分冷淡一样。前一天晚上还和门捷列夫平静地谈话、也谈到了学生要求的教育部长，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将信件还给他呢?况且，门捷列夫以前也曾向教育部长转达过大学生的请求，而这次的请愿书又没有什么叛乱的性质，内容也不新鲜，部长本人也非常熟悉呢?

　　原因很简单：沙皇政府对革命怕得要死，实行将自由主义思潮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政策。为沙皇效忠的官僚们很容易在类似的请求中发现“叛乱”的苗头，残酷地迫害这类请愿书的作者。教育部长出于对门捷列夫和学生的考虑，才这么做的。

　　收到退件后，门捷列夫当时就决定马上离开圣彼得堡大学，并向教育部主管部门辞职。当晚他就去找部长，为他蒙受的耻辱表示抗议，声明不再留在圣彼得堡大学。

　　两天以后，已经开始有学生被逮捕了。门捷列夫试图向学区督学和代理校长提出辞呈，但被他们拒绝了，他只好强行将辞职信放人校长的口袋。但是，后来校长也没有把这封信作为正式文件出示。门捷列夫还向所有同事讲了辞职的打算，很快学生们也知道了。

　　1890年3月9日，物理数学系主任向圣彼得堡大学校委会提交有大学50位教授和全体老师签名的请愿书，强烈要求门捷列夫留下。这封信是写给门捷列夫的：

　　“尊敬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校委会得知您打算离开我们学校。这个消息不能不让您所有的同事大吃一惊，他们已经习惯于把您当作圣彼得堡大学的一个门面。我们认为您是我们圈子里的人。我们因此而骄傲。我们深信，失去您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对我们学校的实力不可能不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校委会一致决定恳请您收回离开学校的打算。愿您不会对我们热忱的恳求无动于衷。”

　　尽管如此，(当然，还有许多学生也请求他留下)，门捷列夫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是，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已经开始的公共化学课上完，免得造成混乱。

　　不过。教育部没有任何挽留门捷列夫的表示，对他的离去也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沙皇政权对著名学者的态度。

　　门捷列夫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最后一课讲的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很有意义。多年以后，他的学生们还能回忆起这堂课的情形。门捷列夫阐述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大学的目的不只是为获得文凭、学习课程，这只是一个方面。大学惟一的真正的精神是对真理纯粹、完美理解的愿望。

　　最后，门捷列夫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课：

　　“祝愿你们能够通过最平和的方式找到真理。恳请大家不要为我由于各种原因离去而鼓掌。”他是嗓音颤抖着说这些话的。在场的人无不心情沉重，全都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眼含着热泪，默默地走出了教室。

　　1890年春，门捷列夫结束了自己的全部课程，整理了在实验室里尚未结束的研究工作，带着矛盾的心情，悲壮地离开了圣彼得堡大学，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1890年8月9日，他从圣彼得堡大学的住所搬到了瓦西里耶夫岛卡捷茨克大街9号楼4单元的一个私人住宅，从此永远断绝了与圣彼得堡大学的公务关系。                                                  (点击查看门捷列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