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年底至次年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访问，时间漫长而举世瞩目。一幅幅外交画面上，隐而不显的色调是冷落与苦涩。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谈判过程艰难曲折，与之伴随的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个人之间的理念冲突和性格撞击。国家利益的权衡取舍，与个人情绪的起伏波动，成了红色世界内部不为人知的内容。尤其是中国民众，他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阅读权威报纸发表的那些热情洋溢的报道，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们的领袖逗留莫斯科期间，仰望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看到的并不是神圣的闪耀与炽热，而是月光一般的清冷。

　　时间是过滤器，也可以是增强剂。此次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诸多场景与细节，许多年后渐次浮出水面，终于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历史真相，产生更加强烈的感受。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他在火车站发表了《时代》所提到的公开演讲。此刻，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几天前，他刚在途中发病一次。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在《毛泽东传》中写道：

　　毛的心中疑虑重重。几天前，在斯沃德洛夫斯克，当他在月台上踱步的时候，他突然脚步不稳，脸色煞白，冷汗淋漓。有人把他扶进车厢后，他对俄国人说他是感冒了。但这却是神经衰弱的一次发作。斯大林尽管有着那么多的过错，但还是毛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教皇。

　　(《毛泽东传》，三四○页)

　　随后，更令毛泽东失望的是斯大林对他的态度：

　　那位苏联领导人热情洋溢地接见了他这位“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但紧跟在表面客套之后的便是那种潜在的紧张气氛了。

　　……

　　事实上，斯大林充分而精确地了解毛要的是什么。中国期望俄国废除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并谈判一种新联盟，以与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兄弟关系相适应。

　　斯大林却不愿意这样做。其借口是，与蒋之间的协议源于与英美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他对毛说，“因此改变，也会提供给英美以合法的基础对[与这一点]相关的各点提出质疑”，诸如苏联对千岛群岛与南萨哈林岛这些前日本领土的权利。这纯系空谈——而且是故布疑阵。他还用典型的斯大林方式对毛说，如果他想要建立与莫斯科的新关系，就得按照俄国的调子做。现存的条件将正式予以有效的保留，并且在接受它时，毛还得承认斯大林的最高权威。

　　……

　　以后的两个星期中，谈判被搁置了起来。

　　毛忿忿地待在一边，半是囚犯，半是贵客，落在莫斯科西郊数公里外一片桦树林中的斯大林个人的俄式乡间别墅那令人厌烦的浮华气派中。12月21日，他参加了纪念这位领导人70岁诞辰的一套仪式，做了一次纯属言不由衷的捧场讲话。这也只是纯粹的礼仪场合；俄国人随后突然取消了临时商定在23日的会谈。毛气炸了。“我一天就是三件事，”他拍打着桌子对他的苏联联络官们说，“吃饭，拉屎，睡觉。”斯大林两天后打电话给他时还故意闪烁其词，拒绝提及政治议题。当轮到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时，有人告诉他这位苏联领导人外出了。

　　(同上，三四一页)

　　英国作家韩素音采访过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莫斯科的章汉夫等工作人员，从他们那里也听到了一些相关细节。她在所写周恩来的传记中这样叙述说：

　　1949年12月，毛起程前往莫斯科。据说临行之前，出于礼貌或可能为了讨好斯大林，毛同自己过去的政敌、当时还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见了面。然而，此举并不成功，12月16日毛抵达莫斯科。他与斯大林的会晤，没有多少热情。斯大林问毛，为什么占领南京后要拖延一个月之久才再攻上海？本来上海一周内就可以拿下来了。毛解释说：“上海的粮食情况严重，早拿下来，就要解决另外600万人的吃粮问题。”斯大林大声地向他的随从人员评论道：“这真是地道的农民逻辑。”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二九○页)

　　毛泽东遭遇的冷落与尴尬，他与斯大林此时的隔阂、分歧，或许可以从他与斯大林的一张合影上找到印证。这张合影，拍摄于毛泽东出席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七十寿辰宴会时。他坐在斯大林右边，正与斯大林一同鼓掌。可是，耐人寻味的是，两人表情一样的冷淡，凝重，没有丝毫生日庆贺的喜庆与轻松，而像刚刚吵完架的互不理睬与各行其是。

　　如何告知国人？电文中的微妙

　　开始访问莫斯科时，毛泽东没有带“谈判专家”周恩来同行。与斯大林的多日僵持，桦树林里的无奈等待，令毛泽东承受着从未经历过的另外一种精神折磨。在此情形下，他特地电召周恩来前来，由周恩来具体负责谈判。

　　又是一场漫长的外交博弈。招式变化中，看不到外界所深信不疑的兄弟友谊，也看不到毛泽东在莫斯科走下火车伊始所表述的“良好的睦邻关系”。谈判最终有了结果，双方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个对新中国恢复元气有所裨益但却明显带有沙俄时代烙印的条约。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这样写道：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了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五年的三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周恩来传》，264页)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经过艰难谈判方才签订的这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何在国内予以公开报道与宣传，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得极为慎重——可以揣测，慎重的背后，恐怕是担心条约中的某些被认为带有“半殖民主义”色彩的内容，过于敏感，引起民众议论纷纷甚或指责。

　　在正式签订该条约的两天前，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提前给在国内代理主政的刘少奇发去一份电报：

　　少奇同志：

　　兹起草致党内电报一件，请于收到时加以斟酌迅即发出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

　　刘少奇收到后，于次日(十三日)发出这份党内电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即将于日内签订并公布，各地于集会讨论及发表意见时，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中央 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二六○页)

　　二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做了六处删改后，当即发电报给刘少奇、胡乔木：

　　(限即刻到)少奇、乔木：

　　请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即刻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五时

　　根据手稿刊印。

　　(同上，二六二——二六三页)

　　毛泽东终于可以启程回国了。二月十七日，他又一次走进莫斯科的车站，距他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这里，整整两个月。面对前来送别的人群，他发表临别演说。在公开发表的这一演说中，我们当然听不到丝毫与此场景不协调的声音——两个月期间他所承受的那些冷落、尴尬、无奈、气愤等，压在心中，留待日后宣泄与迸发。于是，在这一演说中，人们读到的是对斯大林热情洋溢的感激与颂扬：

　　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同上，二六六——二六七页)

　　自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落下帷幕。背后的一切尴尬、冲突等，许多年后才一一显现出来为世人所知，成为不断被解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