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前前后后也充满了斗争和风波

　　1976年9月8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主席病危的消息。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等宴会结束，便向外宾告别，迅速赶回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地“202”。

　　华国锋急速走进202的卧室，此时毛泽东已处于最后的弥留状态。华国锋随后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观察着医学专家们的积极抢救，直至看到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心电图显示成一条直线。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202”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紧急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四人帮”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曾同江青吵过。由于江青捣乱，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一直开到凌晨5点多钟才结束

　　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1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的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接到任务后，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妻子。谢富治早年曾是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政治委员，解放后授上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投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利用其公安部长的职权干下了不少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劣迹，成为“四人帮”的主要帮凶之一。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骨灰被安置在八宝山第一纪念堂的显著位置。“文革”结束后，他所犯罪行得到了清算。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的党籍，骨灰也被移出了八宝山。正是由于谢富治在“文革”初期的显赫地位，刘湘屏才得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对于毛泽东的逝世，刘湘屏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此时，曾长期与江青有密切关系的她感到脑子发木，对于此后的中国政局根本顾不得想，只想着立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人。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在苏学习期间，26岁的徐静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公认了100多年的结论，从而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凌晨2时，卫生部值班室秘书江焕波同志，火速驱车赶往西城的百万庄去找徐静。

　　此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北京市的不少人家还都住在楼间空地上搭起的抗震棚里。江焕波和司机在百万庄一带，心急火燎地在黑夜中摸索了2个多小时，直至凌晨4时才找到徐静的住处。但由于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江焕波又不能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和盘托出，只好小心地问道：“是徐静同志吗？我是卫生部的江秘书。”徐静点点头。

　　“请跟找走，部里叫你去一趟，有紧急任务。”江焕波急促地说道。

　　徐静没敢多问，只说了声“你稍等一会儿”，随后迅速回到房里通知了丈夫一声，便登上江焕波的车，消失在夜幕中。

　　车速很快，在无人的马路上飞奔，向东单方向驶去。在车上，徐静努力猜想着可能接受的种种任务，但尚未来得及得出答案，车已经驶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大门。

　　这时，天刚蒙蒙亮，只见刘湘屏正在院子里急得打转。当见到姗姗来迟的徐静后，她劈头就对杨纯说：“你们医科院真成问题，一个基层教研室的主任、党支部书记，家中竟然不给安个电话？”徐静听后，只感到好笑：这位部长也真是够官僚的！别说装电话，有个窝住就算不错了！的确，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根本谈不上什么待遇。

　　时间急迫，刘湘屏拉起徐静，换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徐静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徐静紧随大步疾行的刘湘屏，走进了里面一个不算大的房间。

　　他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问道：“你是徐静同志吧？”

　　徐静答道：“我是。”

　　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沉默了1分钟没有说话。此时，徐静感到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又不敢往那想。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

　　听到这里，徐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召集你们来这里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说完，汪东兴望着徐静，又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徐静理了理自己的短发，努力使心情平静下来。她思索一会儿，提出3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

　　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室内光线很暗，厚厚的紫色落地窗帘遮住了外面的阳光，室温已经被降得很低。毛泽东躺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遗体的情况。

　　这是徐静一生中如此近距离地见到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但20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她：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理智必须战胜情感。现在自己面对的是领袖的遗体，稍有疏忽，就会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可弥补和逆转的损失。此刻，最需要的是镇静、细心和大胆。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

　　徐静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在返回医科院的路上，刘湘屏在车里悄悄地问徐静：“小徐，你真的一点不怕？”徐静没有回答，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特殊任务。

　　返回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同志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趁张炳常还未赶回的空隙，徐静前去拜访了她的老主任——全国著名解剖学家张鉴教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孙中山遗体的处理情况，之后又拜访了另一位病理科的教授。由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尚处于保密阶段，所以徐静只能拐弯抹角地向他们讨教，搞得这两位专家也十分不解：这个徐静，怎么一大早会问起这些问题？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新成立的3人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他仔细筛选，核对标签，清点数量，谨防出现差错。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离家数月的他顾不上回家，便直奔医科院院部而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从未有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列宁遗体是怎么保存的？孙中山的遗体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为什么能保存2,000多年？世界上除了列宁、胡志明，还有哪一位领袖的遗体保存下来了？

　　徐静等人根据平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分别做了扼要的回答——

　　徐静在苏读研究生期间，对列宁的遗体保存稍有一点耳闻：列宁逝世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当时科学还不够发达，开始竟没有人敢承担保存列宁遗体的任务。直到过了几天，哈尔科夫一位教授才鼓足勇气，将任务承担了下来。据说，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还不是一次完成的，防腐和陵墓建设也是逐年完成。

　　孙中山的遗体，听老协和医院的专家们说过，是由于脸上长霉菌而无法保存下去了。张炳常曾参加过马王堆尸体的考查，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在地下深埋，多层厚厚的棺和椁密封，形成了避光、避氧、低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对尸体长期保存很有利。世界上除了列宁和胡志明外，还有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主席)的遗体被长期保存下来了。他们的保存方法如何？都是各自国家的机密，我们知之甚少。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一种“军师”的架式，不是提问，而是质问。他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

　　华国锋听完情况汇报后，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世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汪东兴也说：“这是一件庄严的政治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考虑长期保存。现在是20世纪70年代，你们一定要有志气、有雄心，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得比列宁的还要好。”

　　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人们担心“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的稍许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首先是各项准备工作。他们先对毛主席卧室的卫生间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消毒，然后配制药品和摆放器械，并将操作台摆放在房间的中央，便于站在四面操作。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已是中午。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陪同他们去吃午饭。但由于仍沉痛于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之中，此时他们一点食欲都没有，有的喝了两口汤，有的吃了两根豆芽菜，张炳常根本就没有动筷子。随后，3人便急促地赶回房间，对毛主席遗体实施防腐处理。

　　由于工作是在主席住处进行，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候在旁的周光裕大夫因熟悉情况，便成为他们的参谋和助手。徐静作为负责人，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镇静，用沉着的态度来影响大家。

　　他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地完成了全部操作。这时时钟已指向了下午2点30分。

　　9月9日下午做完防腐处理直至10日深夜，几位专家一直守候在遗体旁。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细微变化，如皮肤颜色，皮肤的韧性和弹性，关节的活动程度，眼睛和嘴的闭合情况，甚至颜面皮肤的纹理都一条一条的数过，并为长期保存做好了原始记录。

　　这时，张炳常向徐静提出建议：“你看要不要把北京医学院的谭曾鲁主任请来看看？”徐静会意地点了点头。她了解张炳常的想法：现有的3人都来自一个单位，这些经验、措施和方案毕竟是一家之见。多一个人多一家的经验，既可集思广义，也好给3人“壮壮胆”。

　　谭曾鲁，195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4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攻读解剖学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副主任，参加过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研究工作。

　　不到1个小时，谭曾鲁便赶到现场。其实，谭曾鲁上午9点就已经奉命赶到人民大会堂待命。只因当时工作杂乱，无人接应，这才姗姗来迟。他一赶到“202”，便以专家的眼光仔细审视，用手触摸，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对遗体防腐的处理情况满意，未提出任何异议。

　　9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曾在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时，研究女尸长存不腐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王鹏程也赶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同志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表现十分不合常理。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始在他身边轮流值班看护。身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却毫不关心。她不仅不守在主席身边，反而于9月3日乘专列跑到山西大寨摄影去了。

　　9月5日，毛泽东病情笃重，处于病危状态。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非常着急，准备安排后事。晚间9点30分，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从大寨回京。江青却拖拖拉拉，直拖到9月7日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至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防腐小组的4位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吊唁的第一天，由于临时使用的棺罩还未做好，主席遗体是敞放的。按照专家的要求，启动了大厅内全部的风冷设备。尽管室温已降到了15℃以下，厅内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但对保护遗体来说，这个温度却远不够低。

　　室温过低，吊唁的人尤其是体弱多病的老同志受不了；室温高了，对遗体保护又极为不利。这是一对矛盾。更要命的是，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个散热体，军乐队又在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是热气，再加上厅内的灯光热量，到最后恐怕连15℃也保持不住。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徐静等人急了。中央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后，立即决定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录音；控制厅内灯光总量，除了保留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外，其他的灯尽量少开。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她回忆说：

　　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不知他们安着什么心？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接着，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总理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四人帮’破坏得很利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

　　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或者在哪个环节上出了差错，让“四人帮”抓住，我岂不首先成了罪人。这且不说，当时参加遗体保护工作的，大部分是“文革”期间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权威，又将会株连他们，再次被打倒！

　　而且当时把持卫生口的那位刘湘屏部长，特别爱制造紧张空气。她本人是外行，工作全靠黄树则副部长和吴阶平副院长，却经常当众训斥黄树则。有一天早晨，她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遗体保护技术，外边全知道了。你们说说是谁泄密了？不然的话，就是工业口那些‘小修们’！”又有一天，她又突然征求大家意见说：“我们这个队伍老的太多，是否掺掺沙子？可否考虑把上海×××赤脚医生请来。”在场的同志无人理睬她。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看不懂这段文字。所谓的“小修们”，是“四人帮”一伙看着谁都不如他们革命，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推行的医疗制度，试想，遗体保护这样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农村的“赤脚医生”也能够干得了？然而在“文革”期间，这种用工农兵“掺沙子”的事情却司空见惯，并且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事情。

　　此时，徐静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有机玻璃棺罩的送来。

　　就在9月9日下午，谷牧同志紧急召见了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等同志，研究、解决关于制造能够降温、隔氧的有机玻璃棺罩的紧急任务。

　　韩伯平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人民大会堂群众瞻仰遗容期间，交给我们的任务有3条：

　　一是要做一个玻璃棺，把遗体放在棺内，既能瞻仰遗容，又能保护遗体。时间急(只有1天时间)，无准备，只好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1925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我们立即赶到碧云寺，打开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做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需要2.2米长。北京有机玻璃厂的全体职工，眼含热泪，日以继夜，边试验、边粘接，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只用十几个小时有机玻璃棺就粘合成功。11日，工厂职工把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伟大领袖遗体安放在棺内，使棺内成为一个“小环境”。

　　二是要隔氧。北京氧气厂和化工系统对棺内进行了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遗体保护要求以下。

　　三是降温。这是保护好遗体的重要条件之一。谷牧同志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医疗器械厂等各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有明显的效果，但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同志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做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到8℃，夜里可以降到6℃。当时我们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当时“四人帮”正在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遗体保护得如何也是他们发难的借口之一。当时谷牧同志讲过，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当时的石油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同志也回忆说：

　　那天中午吃了几口饭，我驱车到国家计委找袁宝华，走进他的办公室，谷牧同志也在。袁宝华神情严肃地对我说：“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起来，让各界人士瞻仰。我们商定制作一个带有有机玻璃罩的棺体，把主席遗体安放在里面。”我接受任务后，跑到化工部展览设计室，同设计人员连夜赶制灵床，很快成品就拿出来了。灵床四周雕有花纹，既美观，又大方。制作有机玻璃罩需要大块板材，现成的板材均不够尺寸。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东郊专门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请他们协助。厂里的干部、工人同志加班加点，以惊人的速度连夜赶制出来。我早年是学化工的，随即想到医务人员提出的将主席遗体放到有机玻璃罩内，保持低温无氧气环境的重要。我立刻去东郊氧气厂，请求厂家提供高纯度氮气。上述设备全部于9月11日凌晨准备完毕。科研人员还在灵床底座安插了胶皮管，让氮气缓缓输入棺内，既保证了棺体的温度，又使含氧量降到最低点。

　　9月11日午夜，毛主席遗体被放入有机玻璃棺中，专家们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成千上万的人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前肃立、默哀，缓缓走过伟人身边。

　　9月12日起，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张任恩、刘国诠、丁向东等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负责监测棺内的气体，预报遗体有无腐败物质产生，遗体的防腐是否彻底等，每天都有报表，及时向遗体保护专家们提供可靠的数据。监测结果表明：棺内条件完全符合遗体保护的要求。

　　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副主席到了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操劳，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东兴对叶剑英说：“事情的确多得很，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的来信来电像雪片一样。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存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9月13日，党中央成立了以华国锋为组长的“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是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办公室主任。它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具有权威性的办事机构，凡属有关毛主席遗体保护和纪念堂建设的决策性意见，都从这里产生；一切组织措施和工作落实的“命令”，都从这里发出。

　　办公室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鉴于当时凡属涉及毛主席后事的任务都须高度保密，为对外联系方便，办公室对外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实际上国务院并没有第七、第八办公室，之所以定为“九办”，可能与毛泽东9月9日逝世有关。

　　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第3次会议，是听取赴越南考查小组的汇报。那是毛主席病逝后，征得越南党和政府的同意，我国派出了以北京医院院长林均才为团长的6人代表团，赴越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情况。林均才同志在抗法战争时期，曾经聘任过我国驻越南的卫生顾问。不巧，他们未能看见胡志明的遗体。虽然据越方解释说，是因为正在一年一度的大修整而不能参观，但是联系到当时越南党和政府的亲苏反华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可想而知。

　　吊唁活动持续到17日，首都先后有30多万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各族各界群众和党政机关干部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伟大领袖，瞻仰遗容，寄托自己的哀思。

　　经过十几年努力，现在宣布“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已经落成，水晶棺也移入瞻仰厅，在各种专用设备的试运行均已达到满意效果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把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　　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时刻。对于如此重大的举动，必须准备相应的一套万全措施。

　　领导和专家们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了万无一失的转移方案。谷牧、顾明于8月16日向中央写了正式报告，提出“要抓紧抓细，一丝不苟，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而在此之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以生产“解放牌”卡车和“红旗牌”轿车而闻名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用半年时间，把一辆红旗牌轿车改装成遗体运输车。遗体运输车车身为黑色，长6.08米，宽2.99米，高1.65米。根据保温要求，车内分前后两室：后室装有制冷设备，用来安放金属棺；前室可乘坐3到4人，装有温控装置。

　　中央警卫局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司机察勘运输路线。司机在这条路线上也经过了反复演练，对于整个路线，包括它的每一个转弯处，乃至马路上每一处不平的地方，都摸得一清二楚。

　　整个遗体转移工作，由黄树则、林均才、吴阶平、李志绥、徐静、毛维忠同志负责。参加遗体转移的还有吴蔚然、谭曾鲁、陈遥良、王植南、陈克挂、张任恩、丁向东，以及中央警卫团的陈长江、王祖培等人。

　　1977年8月20日凌晨1时40分，运载毛主席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司机聚精会神地驾驶着车辆，穿过每一处不平的路面，平稳地驶向毛主席纪念堂。整个转移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毛主席遗体移进纪念堂后，经过短暂的适应性处理，于当天上午11时升入瞻仰厅水晶棺瞻仰的位置。

　　从此，大本营设在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的卫生保护组，胜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几十名专家奋战一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实现——毛主席遗体安卧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中，让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地永远瞻仰。而党和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住他们的功勋。

　　毛主席纪念堂组建管理机构时，正式设立了卫生保护室。这是直接从事遗体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虽然卫生保护室的行政管理属纪念堂管理局，但它所从事的遗体保护任务，却直接向中央领导小组负责。

　　这个室的工作人员由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组成。已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的徐静兼任该室主任，张任恩、张炳常、谭曾鲁教授均为副主任，该室工作人员则有陈克铨、孟洪德、刘国诠、丁向东、江焕波、魏建议、吴全生、张连业、张华等。

　　徐静博士自从领受毛主席遗体保护任务后，便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全部的爱和绝对的忠诚，都投入到了这一神圣使命之中。她先后担任过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共16年。直到1993年5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徐静虽然从局长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仍然担任着纪念堂管理局的特邀顾问。用她本人的话说：她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她的心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纪念堂，离不开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

　　而纪念堂卫生保护室的所有同志也都像徐静一样，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遗体保护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允许半点疏忽和失误。当时负责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和纪念堂建设工程的谷牧同志，曾对他们讲过：

　　遗体保护是核心，前线在这里，必须要做好。这个任务不同寻常。如果说我们搞建筑工程，搞不好无非是多作几个方案。多画几张图纸，大不了推倒了重来，而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却不能这样，保护不好是挽回不了的，是不能“推倒重来”的。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盖那么大的纪念堂还有什么用？！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卫生保护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在日常保护工作中都是慎之又慎。为此，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每项措施都研究得极为详尽，每个环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对于应用到遗体保护上的措施，他们规定了“三不用”，即：未经科学实验不用，不是确有把握不用，未经领导批准不用。他们就是凭着这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做到了“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中央要求，要世世代代把毛主席遗体保存下去。他们的工作也将一代一代地接续下去……

　　多少年来，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情况，始终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一直负责遗体保护工作的徐静，就曾收到过无数封人民群众的来信，询问这方面的情况，表达对于遗体保护的关切之情。

　　一些国际友好人士对此也很关心，有的还特意到毛主席纪念堂来，要亲眼看看遗体保护情况。国内外报刊杂志也不时从不同侧面报导过一些情况，个别的还不负责任地做出了负面报导，从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1983年12月，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前夕，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博士向记者发表谈话，首次对外披露：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良好，已处于完全稳定状态。她还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会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万无一失地保护好毛主席遗体，管理好纪念堂，并且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前来瞻仰参观。

　　消息发表后，在城乡各地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群众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敬仰，并且感谢毛主席纪念堂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辽宁一群众在来信中写道：

　　我以极度兴奋的心情听完徐静同志讲话，一下打消了我许多不安的心情和疑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有一个终身不移的心愿，就是将来有机会去瞻仰毛主席遗容，以表达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当然，更要紧的是要遵照他老人家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你们把毛主席纪念堂管理的那么好，真叫人感激，我感谢你们辛勤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9年3月，徐静博士针对社会上的一些传言和误解，再次对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毛主席逝世后的遗体防腐处理是及时的、科学的、可靠的，为长期保存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的保存状况非常好。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除吸取了以往医学中有关尸体保存的经验外，还吸收和借鉴了西汉古尸的保存方法和研究成果。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尸出土后，周恩来总理曾调集全国许多学科的专家成立了研究小组，对属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西汉古尸保存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提取的棺液进行了科学的化验分析。西汉古尸之所以2,000多年保存完好，主要是深埋、低温、避光、避氧和采用许多中草药材。它的研究成果已被应用到毛主席遗体的保护上。当然，我们所采取的低温、避光、避氧等措施，是通过先进的现代化仪器仪表来实现的。这正是我们的独特之处。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遗体比过去“缩小”了、“变色”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遗体保护专家和卫生技术人员，对毛主席遗体的身长、体重经常进行精密的监测。大量的测试数据表明：毛主席的遗体并未缩小，体重并末减少，颜色没有变化。但瞻仰者为什么会有那些感觉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人们的视觉差异引起的。遗体与宽阔的瞻仰厅的空间比例，瞻仰者与遗体的距离，立姿与卧姿的高度差异，容易使人产生“小”的感觉，实际上遗体的身长、体重并无变化。至于说到“变色”就更不准确了。人死后的肤色是无血色的灰暗色，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毛主席遗体的面部颜色，是来源于灯光的效果，颜色黄一点、红一点都是通过特制的灯光调节的，我们称之为“彩色配光整容”，并不是遗体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90年10月，毛主席家乡湖南省委《共产党人》杂志社的两位编辑，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采访，关切地询问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徐静局长为此撰写了《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一文，向哺育、造就一代伟人的湖南人民汇报。文章写道：

　　大家知道，1976年9月9日凌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在这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我受命担负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要求做到长期保存，万无一失。这无疑是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从毛主席逝世的第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专心致志地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而努力工作，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日夜守护在毛主席的身边。如今14个寒暑春秋已经过去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毛主席遗体始终处于良好状态，现在保存情况非常好，他的身高、体重、形态、肤色都没有变化，仍如他老人家临终时一样，还是那样亲切安详。这是可以向湖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告慰的。

　　1993年，准备从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位置上退下，但仍担任纪念堂管理局特邀顾问的徐静，再次就全国人民所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

　　如今，17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郑重宣告：现在毛主席遗体保护得非常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可以万无一失地长期保护下去。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对毛主席遗体保护所采用的方法，是独特的、科学的、可靠的，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国科学领域中——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多门类学科大协作的结晶，是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对毛主席纪念堂非常关怀。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万里、李鹏、乔石、李瑞环、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姚依林、宋平、王震、薄一波、胡乔木、谷牧、方毅、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来毛主席纪念堂参加重要的纪念活功，检查指导工作，给予我们很多宝贵指示和支持。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遗体保护好，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关系人民团结、国家稳定的大事，是不能有任何差池的。中央书记处曾专门讨论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胡乔木同志，生前多次来纪念堂检查指导工作，宏笔题词要求我们要“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做好纪念堂管理工作”，热情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是光荣的，党和人民感谢你们。”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和力量，激发了我们纪念堂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人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毛主席纪念堂的全体工作人员，是不会辜负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