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期史沫特莱在中国帮佐尔格建立了远东情报网 史沫特莱奉共产国际派遣来华，开始与佐尔格合作
史沫特莱出生于矿工家庭，其在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素有好感。其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肇始于1920年代，她在德国柏林结识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后者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史沫特莱决定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服务。史沫特莱在1928年来到莫斯科，并在那里结识了苏联“王牌间谍”佐尔格。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奔走于中国各个地区，在采访的同时也开始为共产国际的远东情报部门服务。
1930年在上海，她与从事情报活动的佐尔格合作开始组建情报小组，据佐尔格回忆说：“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我把她当作我的小组成员一样利用，而且她的工作令我非常满意。”从后来其他情报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也对她大加赞扬，并“建议利用史沫特莱来做国际范围的报刊工作。”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让佐尔格受益匪浅，比如史沫特莱随身携带的卡片箱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这些信息对佐尔格迅速了解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帮助极大。…[详细]
史沫特莱帮助佐尔格在广东和上海迅速建立了情报网络
应该说，史沫特莱在佐尔格建立情报网的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佐尔格建立了从广东到上海的整个情报网络。1930年年5月，史沫特莱与佐尔格（化名约翰逊，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为名）一起南下广东，她利用与翻译家董秋斯夫妇的良好关系找到了中共党员方文，后者帮助他们在广东迅速安家落户。在之后的数月之内，佐尔格就在广州建立了他的情报网络，并随时向莫斯科报告有关蒋介石政府与南方军阀之间最新关系动向。
随后他们回到上海，在这里史沫特莱再次帮其“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她先以翻译中国报纸的名义雇用了已经回到上海的方文，经过考察认为可靠之后再推荐给佐尔格，据方文后来回忆说：“一天，史沫特莱约我在晚八时后到她家去。我如约前往，在广州曾经见过的那位德国博士约翰逊先生也在座。史沫特莱对我说：‘今后你的工作将由左尔格博士负责领导’。她的话使我莫名其妙，约翰逊怎么忽然变左尔格了？左尔格对我说：‘我奉第三国际驻莫斯科总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报站，专门侦察蒋介石政府镇压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措施，以便第三国际总部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反措施。’这时我才知道他的政治面目，同时也知道了史沫特莱的政治面目，当然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
此后据方文回忆，他在佐尔格手下开展情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史沫特莱几乎就是他与佐尔格的联络人，而且史沫特莱的住所已经成为他们会商重大问题的地点：“史沫特莱家是我们会商工作地点之一。但只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才到她家。因为她的家比较安静，比在我的家好得多。左尔格自己的住处没有向我公开，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住处。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我不信任，而是为着工作安全。我比他更容易被特务跟踪，如不注意，就可能由我家联系到他的家。史沫特莱是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她和中外各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她可以保存各种违禁文件，根据外国资产阶级新闻法，这是她的权利。所以我们重要会议到她家开，重要文件存在她家。她是我和左尔格中间的联系人，因为我也不便直接给他打电话，只能由史沫特莱转。”
由此可见史沫特莱在佐尔格情报机构中的重要性，对此，方文也谈到：“当然必须肯定，他如果没有史沫特莱帮助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物色情报骨干，他的情报时是不可能这样迅速建立起来的。她是他的开路先锋。她比他早到中国一年多。她具有广交中国朋友的能力和机会。因为她是外国新闻记者，可以对各界人士进行采访。……我和左尔格相识，如无史沫特莱的介绍是不可能的。由于同史沫特莱已建立了革命友谊，就较快和左尔格也有了同样的感情。她为他选择朋友，他对这些朋友进行不同程度的思想教育和考验，然后派到他选择的地方去工作。如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就是由她介绍给他后，由他审查，认为可用握到香港建立华南的情报站。这因为蔡的家庭在香港和广州一带很有社会地位，对她开展社会活动很有利。”…[详细]
史沫特莱还向左尔格推荐了两个王牌间谍，其中一个后来帮苏联获取了英美核武器资料
除了帮助佐尔格建立远东情报网之外，史沫特莱还向佐尔格推荐了两个苏联日后的王牌间谍，这两个人可以说对苏联居功至伟。
第一个是鲁特•维尔纳，这位顶尖级情报员是1930年来到上海的，经史沫特莱介绍，她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佐尔格，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后来她回到欧洲后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就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苏联成功研制出核武器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个就是《朝日新闻》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1930年底，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据方文介绍说：“史沫特莱和尾崎相识后，认为他对左尔格的事业有用，就介绍他和约翰逊（左尔格的化名）相识，并建立了一定范围的有关日本的军事企图和动向的情报关系。不过他们的关系始终维持在一定限度内，没有大的发展。左尔格在上海期间，始终没把真姓名告诉他。这说明他对日本人的关系更谨慎些。后来他到日本建立情报组织时期，他才把真姓名告诉这位日本记者。因为这位记者已成了他在日本最得力的助手。”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时也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会面地点很多时候就是在史沫特莱的住所。…[详细]
佐尔格离开中国后，史沫特莱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继续从事舆论宣传工作
除了帮佐尔格组建情报网之外，史沫特莱还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抨击国民政府，宣传共产主义。比如由其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由其推荐的美国人伊罗生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都是共产国际出资，专门发表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1932年佐尔格为组织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负责人牛兰夫妇，动用了情报网络与国民党特务机构高层进行接触，营救事件结束后，苏联情报部门因担心远东情报网暴露，将佐尔格等人全部召回国内。史沫特莱也在1933年5月回到莫斯科。然而1934年1月，由于《中国论坛》美国主编伊罗生与中共发生龃龉，共产国际中国主席埃韦特便向莫斯科请求将史沫特莱调回上海任主编，报告中说：“我再重复一遍：（1）我们需要新的编辑，只能是合法的美国人（来自美国）。任何别的人都会被驱除出境。如果您那里没有什么其他人，那就马上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派来。她在政治上不够强，但可以帮助她，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报纸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2）您应该打电报给美国党，让上海“乐维尔印刷公司”主人剥夺艾萨克斯的全权，并把这些权利赋予另一位可靠的美国公民，最好是史沫特莱……”1934年4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之后，史沫特莱转辗前往美国，并于同年秋从美国回到上海。此后，史沫特莱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从事舆论宣传工作。…[详细]
但由于怀疑史沫特莱太活跃导致中共地下党暴露，共产国际东方局对其颇有微词
但是此次中国之行却让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之间开始产生嫌隙，矛盾的缘由就在于史沫特莱不受约束，太过活跃，因而引来了英租界和中国警察的注意。
几乎就在史沫特莱一进入上海，中英两国的警察就已经盯上了她，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编号为U1-9-32-8的跟踪监视情报记录她的具体行踪如下：“该女士于1933年5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之后于1934年4月左右抵达美国，在那里出版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诞生》，这本书顾名思义，是一本同情共产主义者内容的出版物。她还与《美国文汇》、《亚洲杂志》签订合约撰写有关苏维埃中国内容的数篇文章。她于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现因病住在上海疗养卫生院接受治疗。”
对于史沫特莱被监视，中共和共产国际是有所察觉的，而且他们还将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连续破坏与此相联系，认为是史沫特莱太过活跃导致了中共地下党暴露。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和中共代表王明、康生联名致信共产国际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基于此种判断，他们建议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在作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就连与史沫特莱一起从事反蒋工作的宋庆龄也对其非常不满，她在1937年1月26日致信王明说：“史沫特莱小姐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到了1936年，史沫特莱在创办反帝抗日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美共代表格兰尼奇夫妇产生分歧。王明得知情况后，通过白劳德警告上海的中、外地下工作者，让他们避免与史沫特莱接触，并再次要求她返回。然而，史沫特莱始终拒绝离开中国。…[详细]
1933年2月史沫特莱（左一）在上海与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的合影（从左至右）
1936年史沫特莱受命直播西安事变，期间擅作主张惹恼共产国际
种种迹象表明史沫特莱能直播西安事变是被刻意安排的
尽管饱受争议，史沫特莱并没有听从王明等人的安排返回苏联，反而在1936年底去了西安，成为西安事变中唯一能直播事变进展的外国记者。关于史沫特莱为何会如此巧合地出现在西安，她自己解释说是因为“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决定我去西安养病。”这个理由显然过于牵强，在冬季来临之际，她要养病为何不去南方，反而直奔寒冷的北方？另外，其到西安还是由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负责接待。此间诸多巧合显然并非偶然。
据孙果达、王伟在《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一文中提到，当时“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由此可见，史沫特莱出现在西安是被刻意安排的。另外，为了对史沫特莱入陕一事保密，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连她所需要的面包都是派专人由西安定期送来。据当时正住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帮助刘鼎装电台的中共无线电专家涂作潮回忆说：“有一次，刘鼎派我去临潼给史沫特莱送了一次面包，由于我不懂英语，无法和她交谈。”让如此重要的人物给史沫特莱送面包，可见其有多重要。
史沫特莱出现在西安并非偶然还可从另一位女记者海伦•斯诺的遭遇看出来，西安事变前她也出现在西安。斯诺夫人回忆说，“刘鼎劝我立即离开西安，但我根本不想离开西安。虽然我是一个蹩脚的女记者，但在我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有价值故事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里就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但令海伦•斯诺没想到，她在西安甚至连电报也不能发：“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海伦•斯诺在刘鼎的压力下极不情愿地离开后，史沫特莱就成为西安唯一的，且严密隐蔽的外国记者。另外，从上文宋庆龄1937年1月写给王明的信中提到“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也间接说明了史沫特莱出现在西安是事先安排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史沫特莱，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此后，史沫特莱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发表其“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涂作潮回忆：“我记得，周恩来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还接待过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他们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详细]
但史沫特莱擅自将中共与蒋介石的密约公诸于众惹恼了共产国际
但是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好评，反而迎来了包括共产国际在内各方的指责。这是为什么呢？
据1937年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说：“几周前，宋子文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共产国际在获悉史沫特莱公布了蒋介石的秘密承诺后非常恼火，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史沫特莱是1937年1月初被中共派人接到延安的。
而史沫特莱在国民政府和美国也没有获得多少好评，由于其“一边倒”支持张杨和中共的态度，国民党政府说史沫特莱的广播是煽动“本来十分知足的”陕西农民发起暴乱，称这个外国女人是个阴谋分子、政治骗子，并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史沫特莱的护照。原先帮助过史沫特莱救护伤员的美国教会也有所畏惧，不断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国领事馆报告史沫特莱的行踪。与此同时，美国报刊在头版报道了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活动，进步报刊说她是英雄，反动报刊说她是无赖。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则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
到了1937年3月13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至此，史沫特莱彻底被共产国际抛弃，其为共产国际服务也到此为止。之后其无论去延安，到新四军还是为中国抗战服务，都已经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没有多大关系了。…[详细]
1938年史沫特莱（中间）在武汉采访周恩来（左二）
参考资料：孙果达、王伟《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张黎《共产国际功勋女谍——鲁特•维尔纳》；方文《左尔格在中国》；刘小莉《1937年的史沫特莱与延安生活》；《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张威《史沫特莱的若干历史悬疑》，等。